預測篇

　　●SARS“感染”不了中國經濟

　　●四大派預測“非典”

　　不確定性管理篇

　　●怎樣應對不確定性

　　●面對危機CEO當如何處置

　　●人力資源如何啟動應急管理

　　●SARS陰影誘發“心理經濟”

　　“天有不測風云”，“非典”這個根本無法預測的突發事件打亂了眾多企業的計劃。

　　幾乎所有企業的第一反應是：“非典”會持續多久，嚴重性有多大，對經濟大勢和各行各業會有多大的影響？許多國內外的權威機構和專家都對這些問題做出了自己的預測和判斷，盡管現在做出準確的預測還為時尚早，但重要的是企業家要從這些預測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非典”不過是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中的一種，只是較為極端，這就考驗企業實施危機應對的能力，對內要保證員工的心態穩定、組織系統有效運行；對外要保證業務正常運行、公關和市場推廣以新的方式呈現，當然，所有的工作都是以員工和客戶的安全為前提的，在這貌似不可兼得的情形下如何兩全？企業是否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這個打算不是關門大吉而是如何變壞事為好事。

　　然而與不確定性相比，危害更大的卻是“非典”給人們帶來的心理上的沖擊。你怎么說服員工和客戶“非典”只是一個概率事件而不是一個恐怖的災難？尤其在不確定性蔓延的背景下，人們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往往會導致很多傳統經濟學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出現。我們在這里姑且叫它“心理經濟”，這個概念并不是我們的發明，200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丹尼爾-卡恩曼教授的研究對我們的企業家如何應對“非典”不無裨益。

　　預測篇

　　SARS“感染”不了中國經濟

　　“非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盡管可能導致GDP有所滑坡，但不可能從根本性上逆轉中國經濟的大勢

　　□本刊特約撰稿人 鐘偉

　　2003年是中國經濟開局異乎尋常地強勁的一年，但“非典”猝然而至，使得人們對中國經濟何去何從充滿了焦慮。那么如何估算“非典”對中國GDP的影響呢？

　　據我的估算，“非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集中的不是體現在GDP方面，盡管GDP可能有所滑坡，但“非典”不可能根本性地逆轉中國經濟的大勢。為什么這樣的判斷和我們的常識相悖？

　　也許我們低估了市場經濟本身所固有的慣性，應該看到，在經濟處于景氣階段時，意外沖擊可以短暫地改變經濟運行的軌跡，卻難以對之形成永久性偏離；在經濟蕭條時，政府的強力干預等人為措施也可以短暫地使得經濟有所起色，但卻難以持久奏效。

　　但應該注意到，我們所做的估算是靜態的和經驗的，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骰子在上帝手中，誰也不能精確地預見“非典”將如何被遏制或蔓延，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最為關鍵的是，誰也無法確知公眾對“非典”的反應模式，也不知道冠狀病毒這個具有部分生命特征的蛋白質片斷會何去何從，因此，誰也沒有把握預見明天。

　　依據部門法對中國GDP增長的估計，在有“非典”這個外部沖擊的情況下，中國GDP的增長率仍然相當可觀，相當有可能獲得8%左右的年增長率，但很少有可能跌落到7%以下的增長率。

　　關于GDP的計算方式，無非是部門法、收入法和支出法。運用部門法的計算公式如下：

　　GDP%=一產權重×一產增速%+二產權重×二產增速%+三產權重×三產增速%

　　在目前中國的GDP中，第一、二、三產業的權重大致為0.16、0.52、0.32。那也就是說，用部門法計算的GDP增速簡略地可以轉化為：GDP%=0.16×一產增速%+0.52×二產增速%+0.32×三產增速%，假定以2003年第一季度第一、二、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分別為3.5%、12.3%和7.6%，那么用部門法計算的首季度GDP增長率接近10%。

　　那么從部門法角度“非典”如何影響GDP呢？

　　第一產業指農業，主要是包括種植、林業、牧業及漁業等方面，中國農業迄今并沒有改變靠天吃飯的本質，影響農業最關鍵的因素也并非“非典”，而是日甚一日難以解決的農業稅費問題以及將近1.5億的農村人口何去何從難題，或可粗略地認為“非典”對農業的影響不顯著，

　　第一產業全年維持在3%左右的增長率還是有相當把握的。

　　第二產業指工業，包括采掘、制造、電力煤炭、建筑業等等。幸運的是，2003年涌現了一些景氣狀況相當好的行業，例如汽車、煤炭、食品、機械等。景氣狀況較好的行業有醫藥、建材、電力、紡織服裝業、鋼鐵、化學和電子工業等。即使作為疫情較重的北京，迄今也沒有出現制造業廣泛受到“非典”嚴重影響的情形。但我們不妨將情況估計得嚴峻一些，做兩種假定，一種是2003年余下的三個季度第二產業極其迅猛的增長勢頭完全逆轉，僅僅維持了1996年以來的一個平均增長速度，約10%；另一種是更悲觀的估計，即余下的三個季度，第二產業的增速是1996年以來最為糟糕的一年(1996年以來，中國經濟曾經先后遭受了重大洪水、亞洲金融危機等一系列外部沖擊)，那么第二產業的增速將為8%。第三產業指廣義的服務業，包括交通運輸、郵電通訊等部類，這一部類受“非典”的影響較小；也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社會服務等部類，這一部類受“非典”的影響中等；還包括科教文衛等部類，這一部類受“非典”影響嚴重；最后則包括黨政軍警的部類，這一部類基本不受“非典”影響。應該指出的是，嚴重受到“非典”影響的具體行業，例如商品批發零售業、旅游娛樂業等總體上占第三產業的比重約為1/3。我們同樣做兩種假定，一種是2003年余下的三個季度第三產業增長勢頭完全改觀，僅僅能維持比1996年以來最糟糕增速還要萎縮約20%的增速(這相當于余下的三個季度中，旅游娛樂、商品批發零售幾乎零增長)，那么第三產業的增速將僅為6.5%，另一種是更為悲觀的估計，即余下的三個季度，第三產業作為“非典”的重災區和1996年以來的正常增速萎縮40%左右(這已經意味著第三產業中，相當多的行業全年陷入整體虧損)，那么三產的增速將僅為4.5%。根據以上對第一、二、三產行業的估計，在余下的三個季度中，若第一、二、三產的增速分別為3%、10%、6.5%；或者分別為3%、8%、4.5%，那么相應的GDP增長將分別為7.8%,和6.1%，由于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接近10%，全年平均GDP增速估計分別為8.4%和7.1%。

　　關于“非典”對消費和投資的影響，必須觀察中國消費和投資的構成；“非典”影響GDP增長的不是單純的進口或者出口，而是其差額。

　　運用支出法GDP計算公式如下：

　　GDP%=消費權重×消費增速%+投資權重×投資增速%+凈出口權重×凈出口增速%。

　　在目前中國GDP中，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權重大致為0.60、0.36、0.04，也就是說，上述公式可以轉化為：GDP%=0.60×消費增速%+0.36×投資增速%+0.04×凈出口增速%。假定2003年第一季度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增長速度為9.5%、24.0%和-0.0%，那么以支出法計算的首季GDP增長率將高達14%，和部門法計算的存在4個百分點的巨大差異，這也算中國GDP的經典謎語之一了：即近年來使用支出法計算的GDP增長始終高于用部門法計算的GDP增長，并且差異越來越大。

　　那么從支出法角度“非典”如何影響GDP呢？

　　關于“非典”對消費的影響，必須觀察中國消費的構成。目前在消費中，政府消費占22%，城鎮居民消費占42%，農村居民消費占36%，“非典”防范和治理將導致政府消費的意外增加，農村居民消費基本屬于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必需消費，幾乎難以壓縮，而城鎮居民的消費中，約一半用于基本必需消費，另一半才是和“非典”關聯比較密切的消費。鑒于“非典”造成的恐慌不能用洪水等來相比較，因此我們只能粗略地做假定，一種是城鄉居民除了基本消費以外，可支出可不支出的其他消費在余下的三個季度內為零增長；另一種則假定居民對“非典”的恐懼始終不能消除，導致除了基本消費以外的其他消費萎縮10%，這樣，從總體消費構成看，余下的三個季度消費增長將只有7.6%和5.6%，上述兩種總消費的增長態勢假定，幾乎已經是自1978年以來最糟糕的情況(其中僅有1998年因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而導致消費增長5.74%)。

　　關于“非典”對投資的影響，同樣也必須觀察投資的構成，投資構成可分為固定資產投資和存貨投資，其中存貨投資比例極小而可忽略，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中，可分為國家預算內資金、國內貸款、利用外資和自籌資金等四種方式，其中受“非典”直接沖擊的為外資投資，自1996年以來，外資在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中，最高比重在11%，最低在5%。我們在假定外資占固定資產投資10%的情況下做如下假設：一種是在余下的三個季度，外資流入為零增長，另一種是索性外資流入為負增長10%，那么總體上投資增速將下降到21.6%和19.6%。

　　關于“非典”對凈出口的影響，影響GDP增長的不是單純的進口或者出口，而是其差額，從1996年以來，中國凈出口則始終維持在占GDP約2%-3%的水平。從粗略定量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是明顯的內需主導形態，自1996年以來外國直接投資和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未超過一個百分點。

　　“非典”對凈出口的影響最主要地體現在服務貿易，其次是商品貿易。其中受SARS影響嚴重的中國旅游業或航空業等難以對GDP有實質性影響，盡管這些相關企業年內虧損幾乎成為定局。我們可以將凈出口對GDP增長的影響估計得更嚴重一些，例如全年凈出口為-10%，是1978年以來不曾出現的形勢，那么其對GDP的影響約為負的半個百分點。

　　根據以上對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估計，在余下的三個季度中，若消費增長只有7.6 %或5.6%，投資增長只有21.6%和19.6%，而凈出口使得GDP下行0.5，那么余下的三個季度，以支出法計算的GDP增速將分別為11.9%和10.0%，考慮到第一季度GDP增速為14%，結果全年GDP增速分別為12.6%和11.2%，折合成部門法的GDP增長率約為9%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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