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衛生意識和健康行為不能再退回到SARS發生以前的狀態

　　本報記者 陳紅

　　“從健康相關行為形成理論來講，一個重大事件的出現會對人們健康行為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與健康教育系副教授、健康教育教研室

主任常春對《財經時報》說。

　　SARS喚醒國人

　　據常教授介紹，雖然沒有數據評估重大事件對人們建立健康行為的影響力有多大，但從人們的日常行為中可以看到，這種影響確實存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上海甲肝流行后，生活中吃毛蚶的人明顯減少；而“9·１1”后的炭疽恐慌，也使很多人警覺，知道遇到白色粉末該怎么辦。“而SARS也迫使人們更加在意自己的衛生行為，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將會保持得較好。

　　常教授還認為，公眾、衛生機構多年來對傳染病的大意，也被這場SARS喚醒。近年來，公眾把對疾病預防控制的目光都投向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非傳染病，更關注人們的飲食和運動，總覺得現在再提不隨地吐痰、飯前便后要洗手是老生常談，而SARS讓我們警醒，讓我們看到傳染病并不像想象的那樣離我們那么遠，一些看起來非常簡單、非常基本的益于健康的行為還是非常重要的。

　　幼兒園學過的

　　為何做不到？

　　最近有本美國人寫的新書，書名叫《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道理我在幼兒園里都學過了》。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飯前便后要洗手，這些不也都是我們從幼兒園時就開始接受的教育嗎？活了十幾、幾十年都沒做好，到頭來卻讓SARS重新教會我們，這些根深蒂固的陋習從何而來？

　　常春教授分析，人們行為的形成主要受遺傳、環境和后天學習三大因素影響，像不隨地吐痰等行為習慣都是后天的行為，在一個人小時候就要由家長起到示范作用，之后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不斷通過學校教育的倡導、社會輿論的導向來強化，鞏固其良好行為習慣。其次，環境影響也很重要。比如周圍都是垃圾，他就很容易也把垃圾扔在這里，如果周圍很干凈，人就有一種自我約束，不好意思這么做。

　　“后天學習和環境因素是相輔相成的。”常教授說，隨著人們認識水平提高，不良衛生行為就會減少，環境將會更好，反過來又會強化人們的文明行為。

　　除了罰款還能做什么？

　　SARS約束了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約束了我們勤洗手、勤更衣，SARS之后，誰來約束我們呢？常教授所從事的“健康促進”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探討怎樣通過改變人們的行為去促進健康。

　　常教授認為，從健康教育的角度講，不利健康行為的約束要靠全方位、多角度。除了基礎的正規教化、社會倡導，還要有必要的法律規章對不良行為修正和約束。“罰款等懲戒措施在行為改變中起到一種‘負強化’作用，人們通常會為了避免懲罰，不再做這些事。”他說。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很多可以做或者要做還沒有做到的事，常教授特別強調了“環境基本條件的建設”，并為此舉了幾個例子：

　　其一，當我們一再強調飯前便后洗手時，卻尷尬地發現很多餐館、公共衛生間沒有洗手池，或者見不到肥皂或洗手液。國外的公共衛生間，手紙、洗手液、烘干器是必備的。公廁能向人們提供必要的洗手條件比它收費與否更重要。

　　其二，中央空調的使用使人們生活辦公的舒適程度越來越高，也給呼吸系統病菌的傳播提供了通道，比如軍團菌、SARS病毒。中央空調如何解決通風問題，如何執行嚴格的消毒、維護、保養，也是環境基本條件建設中要解決的問題。

　　其三，健身場所的建設。國人現在很認健身房或社區內的健身器械，而國外更注重為人們提供“適宜”的鍛煉場所，比如建很多綠地、開很多小路，適合人們在上面跑步、騎車。

　　陋習會不會卷土重來？

　　“這種可能性肯定有。”常教授說，“但人們的衛生意識和健康行為不會退回到沒有發生SARS以前的狀態。畢竟SARS給人的震動太大了，從人的行為形成、發展角度講，它會給人們留下痕跡。”

　　但隨著SARS威脅的消退，人在情緒、認識上就會慢慢放松，行為習慣也會慢慢松懈，不可能像發病期間保持得那么好。

　　常教授曾經進行過一項有關艾滋病方面的研究，通過對相關醫務人員的調查發現，對艾滋病人血液、分泌物的消毒制度大家都知道，但在實際操作中并沒有被所有人嚴格和規范地執行。

　　“像飯前便后洗手，每個人都知道，是不是每個人都照著做呢？一次少做一點點，發覺沒發生什么問題，下次就會再少做一點點。”他說。

　　常教授把這解釋為人本性中的惰性。比如洗碗，一種洗法是洗一遍就行，一種洗法是又要煮又要用消毒液泡，它們的復雜程度和勞動量不同，人會選擇其中簡單、容易的去做，而不是復雜、疲勞的。

　　“除了習慣的培養，制度的強化，剩下的就要靠每個人的責任心。”常教授說，“這也是為什么食品衛生相關法律的監督和執行，比其他法律法規要難的原因，因為它往往看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