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石東 王曉冰 胡一帆/文

　　“毒王”登上西行列車

　　4月16日，按預定計劃，銀川鐵路分局銀京四組車長史庚和同組其他幾位乘務人員在銀川接受安全培訓。

　　正在上課，客運段領導把史庚叫了出來，詢問了她的身體狀況后，客運段要求史庚和相關車組人員立即接受隔離。原因是在他們司乘的3月27日由北京返回銀川的K177次列車上，發現了“非典”病人！

　　史庚的心一下就沉了下來。雖然知道北京已出現SARS患者，但怎么也沒想到這么快就離自己如此之近。

　　在被隔離的九天中，史庚心中充滿了恐懼。出這趟車已是20天以前的事，如果被傳染，家里的人會不會出事？所幸九天后，史庚等人在觀察無異狀后，被解除了隔離。

　　事實上，銀京四組的乘務人員的確可以用“幸運”來形容，因為出現在3月27日K177上的SARS疑似患者后來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與人們如今已知的一些“超級”SARS傳播者極為相似：自身傳染力極強，被傳染者形成了一條傳染鏈，很多被傳染者故去了，而傳染者本人的病情卻得到了控制……

　　在隔離期，史庚想起自己還曾為那位旅客——李某調轉過鋪位。

　　李某也來自鐵路系統，他是呼和浩特鐵路局臨河鐵路醫院傳染科的醫生。北京SARS擴散的時候，李某正在京進修，也出現了相似的癥狀。據說，李的父親是內蒙古臨河市一位很有知名度的老中醫，聽說兒子病了，老人告訴孩子：回來吧，沒有我治不好的病。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某上了3月27日西去的列車。在車上，李某持的是鐵路公免票，史庚將他安排在13車廂20下鋪。因20上鋪為一老人，要求換一個下鋪，史庚又去和李交涉，將二人的鋪位對調。

　　李某回家后，在父親開的診所里接受了三天的治療，還輸了液，但病情沒有好轉。這時SARS蔓延的消息正在為人們所知。三天后，李某被送進了巴彥淖爾盟醫院治療。隨后，老中醫夫婦及李的妻子也躺倒了。

　　在巴盟醫院，李不顧醫護人員勸阻，于4月8日和妻子強行離開醫院隔離病房，上街閑逛了八個小時。后來，李的父母及妻子都故去了。在此之前，去李某父親的診所問診的病人中，也有數人被發現有SARS癥狀。

　　據寧夏衛生部門有關人士說，在如此巨變下，李某思維已經有些混亂，說不清自己是怎么由北京返回臨河，坐的是哪節車廂。后來，鐵路防疫人員找到李的車票，才通知到了K177車隊。

　　李某案例，是目前所知客運列車遭遇的首次SARS襲擊，而追尋K177次列車乘客也成為國內第一個通過公開媒體發出的乘客就診通告。5月1日，李某因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和妨礙傳染病防治被臨河警方逮捕。

　　不過，奇怪的是，盡管李某已經在臨河造成了傳染，但在呼和浩特鐵路局上報鐵道部的材料中，直到4月23日，還一直稱本局系統內只有三名疑似病例。

　　全路參戰

　　李某及其引發的這條傳染鏈在全路幾乎無人不曉，不過《財經》在采訪中發現，鐵路系統的人對此事大多不愿多談。但鐵路總醫院的一位大夫說：“這件事情對我們的防治工作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K177次的一位列車員回想起來就有些后怕，當時沿線各個火車站幾乎都沒有防止SARS疑似旅客的措施，而車上的防護手段也幾等于零。

　　在K177次列車事件背后，如何在鐵路渠道控制疫情傳播已成為一個極為嚴峻的問題。據北京鐵路局中心衛生防疫站站長高廣寒告訴《財經》，北京市3月26日召開了一個緊急防控會，就切斷疫情通過鐵路傳播這個環節來講，他們的工作從3月26日就開始了，領先于全路。盡管如此，次日，李某還是輕松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車。

　　實際上，真正的轉變幾乎與“李某事件”的發展同步。國務院在4月2日召開了常務會議，專門研究討論預防非典型肺炎的有關工作，并決定建立國務院預防控制非典型肺炎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鐵道部為成員單位。4月3日，鐵道部為此專門成立了防治非典型肺炎協調小組。部長劉志軍親任組長。相應的工作此后全面展開。

　　在高廣寒看來，全路真正的預防“非典”工作是從4月6日開始的。鐵路防“非典”戰役全面展開后的又一次遭遇戰來自東北。4月7日、8日，黑龍江省衛生廳先后兩次通知哈爾濱鐵路局衛生處，稱在4月7日北京至佳木斯的K339次列車上，有三名旅客都在北京密切接觸過被確診為SARS的病人。4月8日，該次列車上又有兩名疑似SARS病人。

　　又一個潛在的“李某”出現了，不過這一次鐵路系統迅速作出了反應。接到地方通知后，沈陽、哈爾濱兩個鐵路局的衛生人員按照衛生部下發的非典型肺炎處理技術規范，對病人及密切接觸者實施了隔離，并將其交給地方衛生部門處理，對列車環境進行了消毒處理，對乘務人員進行了醫學處理。由于處理及時，K339次沒有發生疫情擴散。

　　逐步完善

　　全路參戰后，鐵路遭遇SARS的情況可以用此起彼伏來形容，不斷有列車被通報，公開媒體上乘客就診通告上的條目也越來越長。

　　鐵道部勞動和衛生司韓樹榮處長介紹說，在早期，甚至還出現過車上發生病例，幾個車廂的列車員都過來幫忙的情況。“后來，我們開始加強了對乘務員的培訓，在對付‘非典’上，需要的是科學。”

　　鐵道部經濟研究院余巖認為，鐵路職工絕對屬于“高危人群”，在他看來，醫院的醫護人員雖然離SARS近，但他們已經確知病人的傳染性，易于主動防護，而鐵路乘務員很難知道哪一個旅客有可能是病毒攜帶者，“這種被動防護很難。”

　　正是由于這種潛在的危險，在疫區之外的鐵路系統，乘務員的家屬甚至因此受到歧視。在路外工作的家屬收到了單位要求休假的通知，孩子也被告知暫不必來學校。

　　危險幾乎來自方方面面。據一位鐵路防疫人員透露，在北京開往西寧的T151次列車上，就發生過一起因接受某電視臺記者采訪，一名列車員被傳染的事件。事后，蘭州鐵路局發出了內部通知，要求再接受記者采訪時，一定要保持物理距離——至少1米以上。

　　銀川鐵路分局銀京車隊書記王家豐告訴《財經》，很多乘務員每次出車時都會把孩子交給自己的父母帶，現在下車后，有些父母會打電話對自己的兒女說：“孩子先擱我們這兒吧，你就不要過來了”。

　　更關鍵的問題是人們對SARS的認識還不夠全面，如何有效防疫實在是個新課題。實際上，鐵路的防疫也正是這樣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

　　據韓樹榮說，目前鐵路已總結出來要把住幾道關：一是不讓病人上車，在車站把住進站關，進站時有消毒墊，進候車室時有紅外線儀。在車站外面相對獨立的地方建了一個發熱病人檢查室，目前鐵路系統的44個大站和所有有發病情況的省，都建立了發熱病人檢查室。

　　“4月2日工作剛開始時，這些都是沒有的。”韓樹榮說。實際上，北京的各大車站是4月28日才在進站口配備了紅外線測溫儀。

　　在鐵路部門最初的安排中，乘務人員是第一道防線，對乘務人員進行培訓，由他們來發現病人。“但很快就發現不行，因為非醫務人員很難有判斷的標準。有些SARS病人到醫院都很難確定是疑似還是確診。”

　　4月底，鐵道部決定對所有的列車實行雙添乘，即每輛跨地客車中，都要有一名車隊干部和一名培訓過的醫務人員。這樣，鐵路客車上現在每天大概添了4000多人。添乘人員和車隊乘務員一起，實行輪換制。“現在可以說日常性的工作都放下來了，所有的力量都撲到SARS上。”韓樹榮告訴《財經》。

　　對旅客列車的消毒也是一步一步完善起來的。由于全國44個大站集中了客運量的80%，工作量比較大，剛開始時，對列車的消毒只是由承擔運輸任務的單位進行，并不要求往返都要消毒。后來發現不行，又改為要求所有的折返站都要進行消毒。為此，北京鐵路局臨時成立了一個50人的消發隊，車一來馬上消毒。

　　最初抽象的要求在一步步細化，在車站、列車各種檢驗設備、檢測標準逐漸出臺之后，5月5日，北京鐵路分局又出臺了一個技術規范，其中甚至細致到規定不同面積的房間需消毒時間的長短。

　　韓樹榮說，最近鐵道部正在搞一個旅客登記系統，進站就量體溫，體溫合格了，發一張卡，由旅客把個人資料登上去，拿著車票和登記卡，才能去候車大廳。這樣，出了問題后，根據登記，旅客就比較好找了。

　　就在《財經》結束采訪前，她又接到了從衛生部傳來的新指示，要求把所有車站和列車上的體溫檢測標準降到37.5度。

　　客流量壓力

　　對疫情重災區北京來說，4月下旬，是鐵路防疫最艱難的一段時間。北京鐵路局中心衛生防疫站站長高廣寒告訴《財經》，在4月的最后幾天，北京旅客大量外流，每天的客流量甚至超過了春節。

　　面對蜂擁而至的人群，防疫站不得不在每個進站口都派上三名檢疫人員，每個人手中都拿著消毒用品，隨時準備消毒。有一天，防疫站的一個工作組在西客站檢查，從7點到10點，兩個多小時就找出來四個可能存在問題的旅客，最后有一個人被確診為“非典”。

　　客流量明顯增大帶來的壓力不僅體現在北京，外地在廣州就業者也紛紛返鄉。4月23日，安徽人步某在已被確診為SARS的情況下，從醫院偷跑出來，乘坐1530次廣州開往鄭州的列車，返回了阜陽老家。

　　除了外流人員帶來的壓力外，還有一些外地SARS患者對本地醫療條件沒有信心，混在旅客中到北京求醫。4月19日，呼和浩特胸科醫院醫生賈某、張某在已確診為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情況下，乘坐K90次呼和浩特開往北京西的列車，到北京佑安醫院治病。

　　所有這些，都加大了鐵路防疫的難度。高廣寒認為，SARS現在看來沒有很明顯的特性，確診都只能是通過臨床觀察反應、拍片來分析，所以主觀上的判斷成分比較高，特別是在列車上，處理能力比地面上的醫院更差，所以也只能憑感覺去判斷。“總之觀察覺得可能有問題，就測一下體溫，如果體溫高了，沒有什么商量余地，就得下去。”但這樣一來給鐵路帶來的是巨大的工作量。目前，僅北京鐵路局中心衛生防疫站已經處理了110多起，每一起一般都涉及10人以上，整個密切接觸者有2000多人。高廣寒說，雖然最后確診的不多，但現在只要挽救了一例，可能就是挽救了幾百人。

　　所幸的是，5月以后，鐵路旅客量直線下降，已由正常時候的日均300萬人次下降到如今的90萬人次，各地開往北京的列車上人更是少得可憐。據調查，由上海開往北京的一趟列車乘坐人數破了記錄——僅有兩人。旅客的大幅減少，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鐵路抗擊“非典”的壓力。

　　與地方交接

　　來自鐵道部“非典辦”的情況簡報顯示，在鐵路進入全面防疫最開始的時候，需要移交地方醫療部門處理的旅客并不是太多，但到了4月15日以后，全國各次列車上出現SARS病癥或有可能與SARS患者有過接觸的旅客越來越多，4月21日，全國出現問題的列車多達十幾輛。

　　根據衛生部、財政部、鐵道部、交通部、民航總局的五部委文件，列車、輪船、汽車等交通工具上發現的病人要在前方站交給當地政府防疫部門。

　　鐵道部勞衛司韓樹榮回憶說，剛開始地方上誰都不愿意接，“本地區原本沒有病人，接下來沒準就是零的突破了。”

　　因向地方移交可能存在問題的旅客，鐵道系統和地方政府之間不斷進行著磨合。

　　5月8日，鐵道部“非典辦”收到了一份來自山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函。這份函說，由于大同連續發生沿途客車中途轉下發熱病人和接觸者，使地方防控工作面臨一些突出困難和問題。原來，4月24日至5月5日期間，途經大同的客車先后將25位未達目的地的發熱病人和接觸者轉入大同市醫療機構。

　　地方政府稱，多數乘客因自認無病而被中途放下，產生很大抵觸情緒，且乘客家不在大同，存在著管理方面的諸多不便。因此，山西省希望乘客中的發熱病人及接觸者能夠先在鐵路沿線留驗站留觀，在鐵路醫院檢查診斷，確需轉院的“非典”及疑似病人再轉入所在市(地)定點醫院。據說，后來這25位未達目的地的乘客經大同市有關醫院診斷，無一例“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

　　5月11日，沈陽市人大副主任張卓然到了沈陽鐵路局，也提出了兩條意見。一是1548次列車乘務員姜某在從德州到哈爾濱途中就已經發燒，但車到終點哈爾濱時卻沒有及時下交，而是列車返回德州途中，到沈陽才把人放下。另一件是T47次列車從北京開出后不久即發現有發燒病人，但列車沒有在前方第一個有留驗站的車站臨時停車，而是按運行圖定的車站開到沈陽后才下交病人。

　　由于矛盾和磨擦在現實中非常瑣碎，而一旦處理不好，又極其影響工作，為此，鐵道部專門在“非典辦”成立了疫情處理組，這個組要求24小時值班，負責全路的疫情處理。這樣，當列車與地方政府因疫情問題出現爭議時，列車可以將情況上報鐵道部“非典辦”疫情處理組，由他們去和地方“非典辦”協商解決。

　　督察組出擊

　　4月22日，隨著抗擊SARS的形勢越來越嚴峻，面對每天各路局報上來的不斷新增的發病人數，鐵道部下派了三個督察組，檢查防治各路局防治SARS的情況。

　　4月26日，鐵道部防“非典”工作第三督查組在對柳州鐵路局的檢查中，要求桂林站繼續加強對“非典”防治工作的領導，進一步落實防控措施，加強與各有關部門的協調配合，做到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制度化、規范化，還要求加強醫學巡視人員的衛生防護和車站檢診室診療設備配置。對檢查中發現的一些基層站段落實工作不平衡、落實措施沒有細化、缺乏時效性等方面的不足，督察組提出了批評意見。

　　為保證SARS不侵襲青藏鐵路，赴蘭州鐵路局的督察組和主管青藏鐵路建設的鐵道部副部長孫永福5月2日共上青藏線檢查防疫工作。在檢查一個工地時，督察組發現這個工地不但沒有按要求設立專門的隔離室，甚至連消毒設施都沒有準備好。結果，工地指揮長被當即撤換。

　　在SARS侵擾的非常時期，鐵路處理責任人的力度比平時更迅速。蘭州鐵路局嘉峪關機務段的一位副段長同樣在防疫“非典”中被處理。他被撤職的原因是違犯操作規定，允許一名婦女乘坐火車機車，這名從北京返回嘉峪關沒幾天的婦女，后來出現了明顯的SARS癥狀。

　　在如此嚴防死守下，失誤仍不可避免。5月9日，北京鐵路局天津客運分公司列車員姜某引發的事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稱得上事故。但與一個多月前K177發生的李某事件不同，這時，鐵路對事故的處理已非常成熟。

　　5月8日5點20分，姜某所在的京哈一組乘務員到派班室出務點名，按規定，乘務員出乘前必須測量體溫，但列車長武嵐僅對全體乘務員進行了身體狀況詢問。在無人提出身體不適后，4445次列車由天津站始發開往德州，姜某值乘14號硬座車廂。到達德州后，列車改為1546次德州始發，開往哈爾濱。當晚21點前后列車運行至興城站時，武嵐發現姜某精神不振，體溫偏高，遂由車隊添乘干部及隨車醫生將其隔離。此時，列車一直在行進狀態中，并沒有將此事向有關部門報告。

　　到5月9日晚上20時左右，列車已由哈爾濱返回德州途中，姜某體溫升至39度，列車才向分公司“非典辦”匯報。最后決定，姜某在沈陽鐵路局防疫站所在地大成站下車確診。而沈陽鐵路疾病控制中心防疫小分隊對列車進行了消毒處理。列車返乘后，54名乘務員被隔離觀察。25名密切接觸者旅客名單橫向轉移給黑龍江省衛生廳，請黑龍江省疾控部門協助做好醫學觀察。

　　5月10日，經初步診斷，姜某被定為疑似病例。當天下午，北京鐵路局對執行防疫措施落實不力和負有領導責任的天津客運分公司乘務一部部長徐學政、列車長武嵐等四人給予撤職處分。

　　如今，雖然由于客流量的下降，鐵路防疫壓力有所下降，但北京鐵路局中心衛生防疫站站長高廣寒卻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他預計，10天以后，北京會再迎來一個客流高峰期。因為當初有大量的民工往外跑，一方面有恐慌情緒的因素，同時的確到了農忙時節。現在不一樣了，各地都在勸阻農民工回家，而北京的疫情已逐步穩定下來。

　　“一旦客流上來，我們事情也就多了。”高廣寒說。-

　　《財經SARS每周調查》5月23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