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樓夷／文

　　在北京抗擊SARS的日日夜夜中，有一支特殊的隊伍——120急救中心，他們承擔著全市SARS病人和疑似病人的運送任務。

　　一個SARS病人，一旦出現癥狀，就意味著將在一段時日里與社會隔絕。在他(她)隨后

從發病地點走向醫院乃至轉院的漫漫旅程中，所有人都要靠后，而120急救中心則無可遮擋地處在最前沿——你可以選擇回避，但他們不能。

　　5月10日夜，一輛載著SARS病人的急救車行駛在去往小湯山醫院的路上。快到小湯山時，一位病人突然變得狂躁不安，用腳猛踹駕駛室與車廂的隔離設施。司機停車后，病人不顧阻攔，跳下車，揀起一塊石頭將救護車后擋風玻璃砸碎。隨車醫生趕緊向上級報告，幾輛警車隨即開到，但民警們也不能靠前。其間，病人突然沖上救護車要開車，在廝打中撕破了司機的防護服。終于這個病人被帶到另外一輛救護車上，司機隨即給自己消毒，駕駛著破損的車返回了急救中心。

　　這位名叫伊吾的急救車司機是4月份作為支援力量來到北京市急救中心的。他的經歷只是急救中心在SARS病人轉運中遇到的各種故事之一。

　　北京市急救中心成立于1988年，是集院外、院內救治為一體的醫療急救單位。它承擔著北京市日常醫療急救和重大意外突發事件的現場搶救任務，是北京市救援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年3月9日，北京市急救中心正式接受了轉運SARS病人的新任務。至5月2日，急救中心的230多人、90臺車，轉運確診和疑似SARS病人已經達到3425人次。

　　危機悄然來臨

　　2003年3月5日，北京市急救中心接到了來自解放軍301醫院的轉運病人的要求。一位司機回憶道：“當時301讓我們給轉到302，只是說有一個發熱病人。”因為是普通病人，醫生和司機出發的時候，沒有采取任何防護措施。“但是一進去，看見301的醫務人員都戴著口罩和手套。”幸好那天的急救車是雪佛來，有擋板，120的人沒有感染。

　　事后，急救中心才得知，當時301醫院接收了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于某。而他們轉運的病人，正是于的親屬。3月7日，于某和其父母被確診為“非典”。隨后，于某的父母在北京雙雙病逝。

　　“3月9日，我們正式接到通知，承擔北京市SARS病人的轉運工作。”120急救中心急診科主任羅怡回憶說。隨后急救中心緊急改裝了兩輛隔離車：加設檔板，車用擔架采用一次性包裝，并進行消毒。

　　很快，任務下來了。3月12日中午，120急救中心接到市疾控中心的轉運通知。急救科主任羅怡和車管所科長王鐵民承擔了這一任務。這一次，由于知道是呼吸道疾病，兩人都身穿白大褂，配備了口罩、手套和一次性帽子。

　　“那地方特別不好找，他(病人)又不敢出來。”王鐵民回憶說。他們來到北京市東郊的大黃莊，50多歲的病人已在等候。這位疑似病人正是急救中心先前轉運過的老人的弟弟。老人臨終時他就陪在身邊。此后，他在大黃莊租了房子獨自住下，沒有接觸其他人。三天后，出現發燒癥狀，便打電話給北京市疾控中心。

　　“我們把他送到了佑安醫院。當時，正是‘兩會’期間，大街上車水馬龍，一派祥和。”王鐵民回憶道。

　　即使在那個時候，羅怡和王鐵民都沒有想到疫情會迅速地蔓延開來。他們兩人都有20多年的急救生涯。羅怡當了18年兵、從醫26年，經歷過唐山大地震和對越自衛反擊戰；王鐵民轉運過北京市第一個愛滋病人。但是，這樣的烈性傳染病，他們還是第一次遇到。

　　從這一天起，北京市急救中心的任務一分為二。除了每天260～270趟車次的日常急救任務，還負責全市SARS確診病人和疑似病人的轉運。

　　轉運SARS病人又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已確診的SRAS病人的轉運，一般是各個醫院的發燒門診確診病人后，報告給衛生局，衛生局根據定點醫院的治療能力，給120急救中心下指令，指揮他們把病人轉運到何處。

　　二是轉運疑似病人。這些疑似病人在家里發燒，懷疑得了“非典”，給120打電話。急救中心將其送到最近的醫院的發燒門診，經過發燒門診鑒別診斷，再進入上一個程序。

　　“最初的一周，還不是很忙。”王鐵民說。記者在急救中心的車輛運送報表上看到，從3月12日到3月25日，轉運了15個病人，大多數是從各個醫院轉運到佑安醫院。

　　艱難時日

　　從3月26日到4月20日以前，官方對于北京疫情的表態還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北京是安全的”。對外公布的報告確診數字則從8例逐步增至37例，4月20日始增至339例。對于急救中心來說，這段時間是SARS轉運任務最困難的日子。

　　在羅怡的記憶中，從3月26日開始，轉運病人數目突然增加。每天平均增加10個，一直到4月20號左右。

　　“我逐漸感覺到形勢嚴峻。”羅怡說。

　　隨著轉運任務加重，急救中心不斷加派人手。羅怡翻開工作記錄，邊看邊數增派的人數：4月2號，12個人；4月9號，17個人；4月18日，8個人；4月19日，26個人……

　　“我們把病房關掉，醫護人員全上一線。”不僅在職的司機和急救科的大夫、護士，連行政科室的工作人員也加入一線。“原先還有第一梯隊、第二梯隊，”急救中心宣傳中心的黃穎介紹說，“可是后來上得太快，都說不上第幾梯隊了。”

　　改裝隔離車步伐也隨之加快。據王鐵民介紹，3月12日到3月25日改裝了一輛，3月25日到4月1日又有兩輛，4月1日到4月9日為四輛，4月17日再加10輛，4月20日之后增加到40輛，之后不到一周，一下子增到90輛。

　　到4月20日，專事SARS病人運送的共有73人，30輛隔離車。而在3月12日，只有10個人，兩輛車。

　　但人手還是不夠，“我們都是連續干兩個12小時，然后再換班休息一天。”司機李師傅說。

　　同樣緊缺的是防護用品。一開始非常難買，好在后來得到武漢市急救中心的幫助，到4月7日晚上19時，46副護目鏡終于到達首都機場。同時，隔離衣等防護設施也一一到位。

　　接受記者采訪時，負責調度的任師傅正在隔離區休息。他指著急救中心樓下的一個小房間說：“你看見那個棚子的沒有？最初，我們就在那個簡陋的環境下，換衣服、休息、吃飯。”

　　大轉運

　　4月21日上午8點，北京市市委書記劉淇和第一天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長赴急救中心考察。

　　“市里重視了，”羅怡說，“對我們說，需要什么趕緊說。”

　　熱線電話增加了。21日，120正式開通30部熱線電話，在電信部門的支持下，還開通了10部直拔電話，緊急調動所有科室的工作人員24小時值守熱線。占線率明顯下降。

　　車輛來了。到5月初，新的50輛隔離車送至急救中心，加上已有的40輛隔離車，共90輛隔離車。

　　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也支援了50名司機。

　　4月25日，急救中心租用了寧波賓館和貿促會賓館，供SARS轉運人員的休息用。5月初，又租用了天峰賓館。

　　“這些變化調動了士氣。”黃穎翻看記錄告訴記者，工作人員輪番請戰，4月21日，29個人；4月25日，49人；4月29日，45人。加上支援的巴士司機，至5月初，從事轉運的工作人員共230人，其中醫生70多人、司機70多人，護士近50人。

　　接下來，便是一場攻堅戰——大轉運。此前，全市的“非典”患者分散在90多家二級以上醫院，現在要將他們全部安全地轉運到定點醫院。

　　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4月25日，北京市成立了SARS醫療救治指揮中心。4月28日，指揮中心緊急征用北京宣武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兩家具有重癥患者救治經驗的三級甲等醫院，作為收治SARS患者的定點醫院。4月28日、29日兩天，中心先后出動60多輛車，從宣武醫院和中日友好醫院，向友誼、朝陽、天壇三家醫院轉送近400名患者。

　　5月1日，北京市緊急啟用小湯山野戰醫院。從深夜11點開始，20多輛車，近80人上陣。到23時40分，來自北京15家醫院共134名確診的“非典”患者順利進入醫院。

　　從4月25日至今，這樣的大批量轉運已有八九批。“當時每天轉運100多人，最多一次將近200人，一下子出去50多輛車。”羅怡說。

　　隨著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壓力開始減輕。“現在每天是四五十人。”羅怡13日對記者說。但是他們依然不敢懈怠。因為等待著他們的是更艱難的任務——危重病人的轉運。

　　從5月6日開始，120急救中心增加了五輛重癥監護型搶救車，專門用于轉運危重“非典”患者。這五輛車是在原有普通型急救車的基礎上改裝的，車上新增呼吸機、吸引器、除顫監護儀、20升氧氣等。

　　羅怡解釋說，危重癥病人的轉運是相當困難的事。“SARS病人特點是病情變化特別快，看著挺好，一轉眼就不行了。”

　　在這之前，就曾出現過病人在轉運途中突然發作的情況。“我們把病人轉到胸科醫院，途中病人就不行了，突然呼吸心跳就沒有了，給氧都不管用。”

　　羅怡告訴記者，5月12日，就在采訪的前一天，一例危重病人在轉運路途中不幸去世。-

　　《財經SARS每周調查》5月23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