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夷/文

　　今年5月15日，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以下簡稱東直門醫院)，正式結束了近20天的隔離生活。

　　比起同樣被隔離的人民醫院受到媒體高度關注的景象，東直門醫院無論隔離之時，還

是隔離被解除之后，都顯得相當寂寞。

　　在這種寂寞之中，是同樣讓人痛心疾首的回憶。所不同的是，東直門醫院遭遇大規模感染較之人民醫院更早，更加猝不及防，充滿了曲折和更深的遺憾。

　　始于3月中旬的這個故事，正是北京遭遇SARS進襲早期的一個縮影。

　　問：“北京有SARS嗎？”答：“你想知道真話還是假話？”

　　2003年3月16日，這一天改變了急診科主任劉清泉的整個生活。

　　這天上午11時許，一位70多歲的病人李某被送來急診。病人當時有些發熱、嚴重心衰、呼吸也有些窘迫。

　　據了解，病人15日晚上9點曾經在北大醫院(即北京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急診科看病，當時的診斷是“右下肺炎，陳舊性結核”。根據病情，劉清泉初步診斷其為常規的老年性肺炎，在急診留觀室輸液。下午，病人的狀況突然惡化，體溫增高、心臟停跳、呼吸衰竭。

　　劉大夫想到了很久前從報章上聽說過的廣東省奇怪的非典型肺炎，立即詢問病人家屬：“最近病人去過廣東嗎？”

　　“他剛從香港探親回來。”

　　“那時候，我開始懷疑，這是一例重癥‘非典’。”劉清泉回憶說。

　　這是劉清泉和東直門醫院無從知道“非典”信息的日子。香港也在流傳“非典”的消息，對北京是那樣遙遠和模糊。而廣東的“非典”據說已經得到控制，劉清泉和東直門醫院其他人都沒有機會確切了解其傳染特點和主要癥狀。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北京市第一例‘非典’病人到了我們醫院。因為當時據我所知，只有廣東有‘非典’。”東直門醫院副院長陳立新回憶道。

　　醫院立即通知了東城區疾控中心和北京市疾控中心。當晚，曾有這樣一組私下的對話：

　　問：“北京難道也有‘非典’？”

　　答：“你想聽真話還是假話？”

　　問：“真話是什么？”

　　答：“你們遇到的是第二例確診病例。”

　　然后，劉清泉和同事們被告知：“保密、保密、再保密！”

　　這一天，距全國十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還有兩天。

　　很長時間以后，劉清泉他們才從各種渠道知道，那位3月初發現的第一例首發病例，其實曾有全家8口人一起在北京住院，而且感染了其首診醫院解放軍301醫院的一批醫生。

　　當時，東直門醫院無從知曉301醫院的前車之鑒。很快，這家醫院步入同樣的災難。

　　“我們是一個戰壕的戰友！”

　　東直門醫院院長龐鶴告訴記者，在此之前，沒有收到過如何預防“非典”的文件，更沒有什么“非典”的診斷標準或防治手冊。

　　醫生們只能從側面了解。“我們打電話到廣州的中山三院醫務處。醫務處的人說，我們不清楚這個事情，你們應該問廣東省衛生廳。”一位大夫回憶說。

　　后來一位實習醫生直接給該院病房打電話，“對方一聽，說‘我們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啊’，就說了！”醫院幾天后才輾轉拿到了一份廣東防治“非典”的手冊。

　　第二天早晨8點，東直門醫院成立了以陳立新副院長為首的特控疾病臨時領導小組，專門負責對李某的治療。

　　“當時我們不敢說，要保密嘛，所以叫‘特控疾病’。”陳立新解釋道。會上確定了三條意見，第一條就是執行保密紀律；最后一條是，此病治療結束，小組自行解散。陳立新邊讀工作日志里的這條意見，邊搖頭嘆息：“當時沒有想到疫情會延續那么長時間。”

　　同樣措手不及的是防護。接診李某的當天，醫護人員像往常那樣只戴了一次性紗布口罩，沒有其他防護措施。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員一看劉清泉的口罩，連忙給了他四個N99口罩。但是劉清泉再聯系購買時，得知再無存貨。

　　最初，醫院決定買100多個12層的紗布口罩和60件隔離衣。由于防護設備有限，都要控制著發，隔離衣只給急診科的大夫。

　　護目鏡怎么也買不到。不得已，醫院從口腔科調濟了10副牙科大夫使用的眼鏡，但“密封不是很好”。

　　3月18日，病人被轉至新建的ICU病房。“期間兩次心臟驟停，并上了呼吸機，進行插管。”劉清泉回憶說，“都被我們救回來了。”一位研究生因為很少見過這樣的病例，甚至連續兩天都待在ICU病房工作。

　　經過將近72個小時的搶救，年邁的病人還是于3月20日去世。接診李某后的一周之內，急診科的五位大夫、六位護士相繼出現“非典”癥狀。

　　“我救了那么多病人，卻救不活自己的親人和戰友”

　　3月18日，護士姚海燕首先出現發燒癥狀。醫院緊急辟出肝炎腸道門診作為隔離病房，進行留觀。19日，姚被送至佑安醫院。這時候，東直門醫院的醫護人員才知道，佑安醫院于3月11日開辟了有50張病床的SARS病房。里面只有兩個來自山西的病人。劉清泉的同事們便成為第一批佑安醫院的SARS人。

　　3月19日當天，又有七名醫護人員感染。同樣，他們先在肝炎腸道門診所在的小樓留觀。從3月18號到4月16號，小樓成了一個中轉站。出現發燒癥狀的病人就擱在那里留觀，確診后被送往佑安醫院，直到4月16日小樓里的最后六位病人才被轉移進新開辟的病區。

　　后來的事實表明，這個簡易的隔離病房仍不足以抵擋SARS的擴散。小樓分為兩層，每層三個房間，每個房間6～7平方米，放兩張床。所有發燒的病人包括醫護人員都住在里面。“有時候一天有五六個病人。”

　　“急診室的醫護人員都不敢回家。”一名大夫回憶說：“沒病的就住在急診室下面的地下室，出了問題的就被擱在小樓里。”

　　“在這種情況下無法起到保護的作用，也沒有做非常嚴格的消毒。”這位大夫說，“我們擔心，會成為傳染源。”3月22日，急診科關閉三天，實行全面消毒。

　　劉清泉是急診科最后一個發燒的。那是周六的晚上，他感到渾身發冷。但是醫務人員不夠了，只能夠一邊打點滴，一邊幫忙治病人。三天以后，他的體溫下來了。可是他的乳腺癌手術剛剛痊愈的妻子又染上了SARS。

　　“我中間很少回家，只是去換衣服。”37歲的劉清泉說，“她就來給我送過兩次粥。”她當時帶著口罩帽子，說沒事，但是“當時我對過房間還有三個疑似病人”。

　　3月28日，劉清泉的妻子和所有先后感染了“非典”的醫生護士一起，被送到了北京佑安醫院。已經退燒的劉清泉也跟到了醫院。他和佑安醫院的領導商量：“讓我幫著你們一起治療吧。我熟悉急診搶救和呼吸機。他們都是我的同事，其中還有我的愛人。”

　　4月19日上午7點，他正在搶救病人的時候，接到了噩耗：他的同事段力軍大夫和他的愛人因搶救無效死亡。

　　劉清泉回憶至此熱淚盈眶：“我當醫生10多年，救了那么多人，卻救不了我身邊的親人和戰友。”

　　“這一條鏈上有16位醫護人員感染，”陳立新說：“而交叉感染的病人無法說清楚了。”

　　據《財經》了解，李某系在港探望其在威爾士親王住院的兄長時，感染了“非典”。他3月13日在香港開始發燒，并且被疑似為SARS病人。雖然香港方面對李某作了跟蹤，但是由于拼音有誤，李某還是上了飛機。

　　更值得一提的是另一個插曲：在李某3月15日飛返北京的國航CA112班機上，112名乘客中有16人受到感染，其中就包括了外經貿部的一位副司長。此人在3月17日飛赴泰國，20日從曼谷飛返時方始發病。正巧，坐在這位司長身邊的就是國際勞工組織高級官員阿羅。

　　4月5日，不幸染上“非典”的阿羅在北京病逝。北京市衛生當局在6日的新聞發布會說，北京目前的“非典”病人共計19例，均為“輸入型病例”。

　　事實上，此時僅東直門醫院醫護人員已有16人繼發性感染。而據北京市疾控中心專業人員事后發表在《中華流行病學雜志》的論文透露，始于3月16日的李某一鏈，共傳染73人；其中下傳第一代即有27人，最長潛伏期為12天！

　　封院之前

　　李某身亡之后，其遺體如何處置一直沒有下文。由于陪護親屬感染“非典”住院，他的尸體在醫院的太平間停留了20多天，于4月12日才得到處理。在這一期間，“特控疾病”小組沒有也不可能解散，東直門醫院再度經歷痛苦的抗疫之戰。

　　2月5日，東直門醫院收進一個患有糖尿病壞蛆(一種由多種因素引起的病變，末梢為循環的改變，可能激發感染，腿骨會掉)的病人。這位年逾77歲的老太太被安排住在周圍血管外科病房。4月5日，老太太出現發燒癥狀，肺部出現陰影。雖然開始醫院懷疑是“非典”病人，但是經過院外專家的會診，最終確定為肺結核。

　　病人病情很快惡化，搶救不治，4月12日去世。

　　“雖然始終沒有確診，但事后回憶起來，這可算是我們醫院病房里的第一例‘非典’病人。”陳立新說。

　　醫院事后調查，找不到病人的接觸史，只是聽說這位病人曾經去過朝陽醫院。

　　當時，對這位病人沒有隔離。病人去世之后，又有12名醫護人員倒下，其中八名發展為危重病人。

　　醫護人員中招，加上重新開放的急診科門診病人來來往往，隔離預防不到位，東直門醫院的院內感染繼續擴大。這家綜合性中醫院的五個病區內相繼出現感染狀況。

　　陳立新直到現在還在作流行病學調查，希望能夠查清原因。“有的是家屬去急診科看熱鬧得的，有的是在急診科打了一次水，有的是住在第二例病人旁邊的床位。”情況不一，但是他也承認，無法查清全部的病因。

　　陳立新揚了揚手中的一張寫滿名字的紙：“這是這段時間所有在急診室輸過液的病人名單。我不能一一查清，但至少可以在他們下次來看病的時候掌握他們的情況。”在記者采訪的前一天，5月20日，東城區疾控中心的人來拿走了這張名單。

　　“我們把發病的病人和同室的病人都隔離起來，騰了好幾個病區，打上隔段，把病人分開。”陳立新說。

　　但臨陣磨刀式的防范終究是趕不上SARS傳播的速度。住院病人、醫生護士，又一批人成為院內感染的犧牲者。按陳立新的說法，至5月1日，東直門醫院感染SARS的患者共55例，其中包括34名醫護人員和學生、護工、衛生員等若干。患者癥狀相當重，死亡5人，其中醫護人員2人。

　　35歲的段力軍是最早的殉職者。在4月19日去世之時，他仍被確定為“非典”疑似患者。不過，死者目前已經受到了官方媒體的正式褒揚。

　　“人沒有肺，太難受了。”

　　4月28日，東直門醫院終因疫情嚴重而被實施隔離措施。5月1日，所有病人被送往指定收治醫院。

　　5月20日，記者見到了從佑安醫院回家休息的劉清泉。談話中，他接到了醫院龐院長的電話。院長在電話中告訴他，醫院就要開診了，還需要他的幫忙。

　　“我當然要回去繼續工作。”劉清泉說：“這不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愛人的愿望。”

　　他告訴記者，妻子病重的時候，已經不能說話，兩人就憑紙筆溝通。他的妻子在紙上寫：“第一，你以后要干呼吸科大夫；第二，你要繼續研究這個病。這個病對人的身體損傷太大，人沒有肺，太難受了。”說著，他哽咽了。

　　劉清泉說自己現在整天都想著怎么將中西醫結合起來，根治SARS。“我不怕這個病，一定能夠對付它。”他說。

　　劉清泉最不知道的是如何面對9歲的兒子。雖然孩子的親戚和學校都知道了此事，但是自己“幾次話到嘴邊，都說不出來”。劉清泉望著天空，輕輕地說：“我只能告訴他，你媽媽得了病，住在很遠的地方。”-

　　《財經SARS每周調查》5月23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