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張亮 李箐/發自天津

　　雖然很少有人能說出其名，但所有天津人都知道當地首要病源是一個“北京來的‘毒王’”。他一個人直接、間接傳染的確診及疑似病人達到160人，傳染能力之強在全國所有“毒王”(super spreader)中亦罕有其匹。

　　這讓很多天津人覺得“運氣不好”：如果不是“毒王”的存在，天津的確診及疑似病例之和將不足50人。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也正是天津多數百姓認為“非典”并不切近的重要理由。

　　但一個未被廣泛重視的數據是，天津確診及疑似病人有半數為醫護人員，到5月9日為止，確診病人中，醫護人員占46%；疑似病人中，醫護人員占25%。這也是一個全國獨一無二的高比例——難道一切的不幸都應歸咎于“毒王”？

　　“這場災難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天津武警醫學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說。據他介紹，武警總部在4月14日召開了全系統大會，明確要求各地武警醫院不允許收治地方病人。此前，北京武警總隊醫院在3月25日接診了一位地方病人，也是該院接診的首例“非典”患者，這位病人引發了武警總隊醫院很多醫護人員的感染。4月14日是星期一，參加此次會議的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領導開完會后在北京的家中住了一天。傳達于是晚了一天。

　　而就在4月15日，孟某來到了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

　　孟某，這位54歲的河北省某縣民政局的干部，在自己毫無主導能力的情況下，貫穿引發了天津大半以上的“非典”傳播。

　　4月7日，患有冠心病及高血壓、慢性腎衰、痛風病等數種疾病的孟某先后前往北京阜外醫院、北京民航總醫院治療。在以治療心血管疾病著稱的北京阜外醫院，孟某被告知需要漫長的等待才可能住上院，于是轉到了北京民航總醫院住院。

　　其間，孟某得知阜外醫院與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有合作，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有專門的診療中心，而該中心的主任劉維宇博士是國內知名的心血管病專家。孟某決定前往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做手術。4月14日，孟某自己主動要求辦理了出院手續，在出院單上簽上了“一切后果自負”的字樣，離開北京前往天津。

　　此時，北京市的“非典”疫情已經大規模爆發，但當時疫情的對外披露還處于封閉期。

　　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擁有500張病床，其心血管疾病診療中心擁有雄厚的技術力量，有國內一流的的導管介入治療室(內設有心血管造影數字減影系統、多導生理儀、射頻消融儀等)，有CCU監護病房，并有美國動態ECG監測儀等檢查治療設備。

　　4月15日，孟某來到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掛了心內科劉維宇主任的專家號。當天，劉維宇按正常的程序將孟某收治入院，準備隨后進行冠脈造影及支架術。

　　次日下午，孟開始發燒，體溫達到38.5度，其癥狀為發燒、咳嗽、胸痛、有痰，白痰當中有血絲，且通過X片發現肺部有陰影——這一切無疑是后來人們耳熟能詳的非典型肺炎的典型癥狀，劉維宇擔心這名患者患上了“非典”。

　　在層層匯報之后，孟某在4月17日被轉到了當時天津市指定的兩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定點醫院之一——天津肺科醫院呼吸科。

　　與此同時，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曾經接觸過孟某的醫生護士一共10人被隔離。而曾經與孟某一個病房的陳某和王某及其家屬也被隔離。

　　進入天津肺科醫院后，孟某再次進行了全面的檢查，但是其“非典”癥狀并不典型，因此天津肺科醫院先后四次電話通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孟不是‘非典’病人。”在這種情況下，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當時的院長張曉玉下令解除對于相關人員的隔離。

　　“解除隔離過快也是引發后來武警醫院災難的重要原因。”一位熟知內情的人士說。天津武警醫學院在后來給中央軍委的匯報文件上說：“因為肺科醫院先后四次通知我院孟某不是‘非典’病人，使得我院的部分領導產生麻痹大意的思想，過早解除了對相關人員的隔離。”

　　此事之后，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院長張曉玉被撤職，降為副師級。而年僅40歲的原副院長李玉明被提拔為院長。

　　第二家接手孟某的天津肺科醫院是市屬專科醫院。1972年建立，擁有病床600張。以肺結核短程化療、中醫藥活血化瘀治療肺內干酪病灶、抗癆藥物血液濃度監測治療肺結核、選擇性支氣管動脈灌注治療中晚期肺癌及肺外科手術見長。但在多年經營過程中，其工作逐漸被胸科醫院分流，因此醫院在醫療設施與防范意識方面均處于較低水準。因為反復對孟某進行檢查仍然不能確診，同時孟某的病情繼續惡化，連呼吸機都沒有的肺科醫院決定把孟轉到天津的另一家專門收治“非典”病人的定點醫院——天津傳染病醫院

　　4月18日晚，孟某進入傳染病醫院乙五病房，在醫院總值班主任醫師孫家華、科主任宓余強和護士長軋春妹的帶領下，醫護人員立即投入緊張的搶救：氣管插管、上呼吸機、血液透析和心外按壓，而病人還出現大口噴血的情況。

　　直至4月19日，孟某方被確診為疑似病例，同日孟出現嚴重的腎衰。20日上午10時去世。

　　因為確診時間過晚，加上孟某先后轉了三家醫院，孟直接間接感染了天津60多名醫護人員，占到了天津67名被確診為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病例的醫護人員的90%以上。

　　“孟到一個地方，就感染一大批，三個醫院的三個主任都被他感染了。”天津武警醫學院宣傳處處長焦健說。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心內科主任劉維宇、肺科醫院呼吸科主任裴鴻烈先后被孟某傳染上非典型肺炎并去世，天津傳染病醫院科主任宓余強在為孟某治療的過程中被感染，現正住院治療。

　　據了解，在孟某出現“非典”癥狀的時候，天津市衛生局曾經派人到北京民航總醫院調查，但是被拒絕。后通過北京市衛生局查知，北京民航總醫院從4月13日有8個“非典”患者，孟的主治醫生是其中之一。

　　4月19日晚，就在孟某被確診為疑似病例的當天，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工作人員和住院病人陸續出現發熱癥狀。

　　截至4月23日17點，該院共發現發熱病人29例，其中5人確診為非典型肺炎病人，疑似非典型肺炎患者4人，發熱待查20人。天津肺科醫院和天津傳染病醫院也分別有1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

　　4月20日深夜，天津市委市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市長戴相龍拍板決定，從4月21日早上7點起，將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進行封閉監控。但是在4月20日下午，緊急會議還沒有召開的時候，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出現了“大逃亡”。

　　除了病得走不動的人，很多病人要求出院，甚至連出院手續都不辦就走了。“那時候，醫院里空氣可緊張了，大家都擔心被傳染上，也不愿意被封在里面，趕緊走吧！”一位劉姓出租車司機這樣對記者說，當時他的一個親戚正住在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4月20日下午打電話叫他來接一下。“我那個親戚是做個小手術，才進去，還沒做呢，結果嚇得趕快出院了。他算辦得早，辦了手續，后來很多人連手續都辦不了。”

　　記者沒有從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得到相關的“逃離人數”，也沒有得到相關的感染數字，但是天津市衛生系統的一位人士這樣告訴記者：“孟某這個鏈條的感染范圍擴大的原因正在這次逃跑中。”

　　4月21日早7點，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被封閉，而與醫院一墻之隔的武警醫學院的3000多名學員也在4月23日被全部轉移，繼續實施隔離。

　　4月21日，與孟同一病房的在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剛做完冠心病手術的70歲的陳某也經過搶救無效死亡。他從17日起連續高燒，20日傍晚被轉入肺科醫院，他的妻子、大兒子、大兒媳、小兒子先后被感染。與孟在同一病房的王某則被轉入了傳染病醫院，因為當時醫院的隔離病房非常有限，73歲的王某被安排在污水間居住。

　　4月22日，王某一家七口沖入傳染病醫院隔離區，從污水間把王某強行抬出醫院，回到了位于河東區的家里。當天晚上，天津市河東區衛生防病站站長孫德華接到命令去王家把病人找回。

　　“我是晚上10點多進的他們家門，他家有五口人在，問病人在哪？就是不說，后來談了談，得知老爺子認為醫院條件太差。”孫站長回憶說，“我就反復地做工作，給市里打電話匯報，最后他們看市里同意解決這個問題，才告訴我，老爺子就在隔壁。”

　　“到了隔壁一看，兩個人正陪著老爺子。最后是老爺子自己拿過我的手機跟領導親自談的。”孫站長說。

　　4月23日凌晨，王某回到傳染病醫院，而他的七名親屬中有六人被感染了“非典”。

　　據記者得到的最新消息，肺科醫院院長楊學鋼因為該院在對孟某的診斷上出現重大失誤，于近日被撤免。而傳染病醫院院長也因為王某的逃離受到內部批評。

　　除孟某外，天津亦有為數不多的其他線索的輸入型患者。如兒童醫院曾接到一有“非典”癥狀的兒童，了解到其父剛從外省歸來，遂速將該兒童送至定點醫院。這一及時反應使兒童醫院并無一人因此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