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國勝

　　眾所周知，企業賴以生存的是創造的利潤，政府維持運作依靠的是稅收，而NGO要實現使命則依賴于公眾的捐贈，包括資金的捐贈與時間的奉獻。然而，當前中國無論是自上而下的官方NGO，還是自下而上的草根NGO，普遍面臨的難題一是資金不足，二是人才匱乏。而導致中國NGO資金不足、人才匱乏的主要原因之一又在于中國NGO的社會公信度不足。

　　所謂公信度就是社會對組織的認可及信任程度。以下兩則案例說明了公信度對NGO的影響：

　　“聯合勸募”曾是美國實力最為雄厚的NGO之一，1991年的籌資額度高達32億美元。1992年，“聯合勸募”的前任執行長阿拉莫尼被指控將善款用于自己和年輕女友的度假，購買豪華別墅和其他奢侈物品上。丑聞曝光后，不僅阿拉莫尼本人鋃鐺入獄，而且整個“聯合勸募”的募捐資金也大幅度下降，即使是各個獨立的分會亦未能幸免。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香港的經濟受到很大沖擊，捐贈市場亦日益萎縮，一些NGO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然而，在這種環境下，一些公信度高的NGO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募款額度反而節節攀升。香港樂施會就是其中之一。香港樂施會是國際樂施會成員，以善于反思，并能夠不斷完善內部監督體系著稱，為此享有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度。1998年，香港樂施會募款的總收入在7000萬港幣以下，而2002年募款收入已上升到1億港幣以上。與此同時，樂施會還吸引了大量志愿者參與組織開展的活動，如毅行者活動。

　　可見，要想募集資金和吸引志愿者的積極參與，NGO就必須樹立良好的社會公信度。然而，由于少數害群之馬的存在，中國內地的NGO缺乏整體形象和社會公信度，并因此嚴重制約了NGO的發展。而這可能是當前中國內地NGO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通常，NGO公信度的建立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通過完善內部的自律機制，二是通過完善外部的監督機制。

　　NGO內部自律機制的形成首先有賴于NGO以使命為先，組織的成立是基于成員共同的信念或理想，而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名利；其次有賴于組織建立一個完善的治理結構，通過健全理事會制度、完善的民主機制、參與機制，從制度上確保組織的自律。然而，當前我國有的NGO還僅僅只是解決退休人員、下崗分流人員的“養老院”、有的NGO還屬于集權式的家長管理、有的NGO甚至淪為某些個人追名逐利的工具，而大多數NGO的理事會、監事會更只是橡皮圖章�？偟膩碚f，我國NGO的內部自律大多還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還需要落實為具體的行動。然而，要恢復公眾對NGO的信心，僅僅依靠組織的自律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外部的他律。外部監督與評估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管死NGO，而是通過客觀、公正的評估幫助NGO樹立公信度。當前，我國的現實情況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家獨立的評估機構，而媒體大多習慣于報喜不報憂、公眾則缺乏暢通的監督渠道，至于政府部門的監督也僅限于形同虛設的年檢。在外部監督嚴重缺位的情況下，中國NGO的公信度也難以建立。

　　從國外的經驗看，樹立NGO的社會公信度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一些突發事件、危機事件往往會成為促進NGO公信度建立的契機。例如，NGO抓住一些突發的災害事件開展大規模的募款活動，同時，通過勸募信息的真實、募款信息的透明、外部財務的審計等舉措幫助組織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

　　另一種情況則是在一些大丑聞曝光之后，為了重塑公眾對整個NGO部門的信心，一些獨立的評估機構趁機崛起。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掀起了一股捐贈熱潮，由于少數機構從中漁利，導致公眾對此喪失了信心。為此，一些NGO管理人員、學者、律師、會計師共同發起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評估機構“全國慈善信息局”。美國另外一個著名的獨立評估機構“福音教會財務責任委員會”也是因為教會背景的NGO出了大丑聞之后才由那些教會背景的NGO共同發起成立的。

　　總之，在市場經濟對人們的道德、價值觀念帶來巨大沖擊的今天，社會急需通過NGO的慈善、公益與志愿精神來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在公眾需求不斷增長與多元、而政府不斷縮小的今天，社會急需NGO填補空缺、承接政府轉移的職能。中國的現代化已經越來越離不開現代社會的第三“足”——NGO的培育與發展。而要培育與發展中國的NGO，就必須抓住機遇，齊心協力幫助NGO樹立社會公信度。(作者為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