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段文

　　北京報道

　　中國NGO的苦惱

　　“你有什么渠道能買到溫度計嗎？”5月18日下午，李濤見到記者第一面便毫不客氣地請求幫忙。

　　李濤是北京一個草根階層NGO的負責人，該組織叫“協作者”，由7個平均年齡不到30歲卻都有長時間NGO工作經驗的年輕人為核心成員，在今年3月才新組建而成�！皥F結協作，助人自助”，李濤向記者介紹了“協作者”名字的含義，該組織主要致力于為農村社區建設和城市外來農民工權益保護提供志愿服務。

　　“協作者”成立不到一個月，“非典”已對中國社會生活造成嚴重威脅，而北京作為疫情最嚴重地區之一，300萬外來農民工的脆弱處境令人擔憂，外來工大量返鄉的問題也引人關注。在這個背景下，“協作者”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緊急啟動了“北京外來工預防非典型肺炎暨減災能力建設”項目，從5月開始，主動到流動兒童學校、廉價出租屋區、非城建制小型工地、零散集貿市場等區域向最弱勢打工人群免費發放“協作者”自己編寫印制的《外來工預防非典健康手冊》，以及一些衛生防護用具，這包括口罩、消毒液等。

　　“但我們一直買不到溫度計”，李濤告訴記者，“我們聯系了很多渠道，要么沒有貨源，要么屬于統一調配，不考慮向我們這樣的民間組織提供，甚至還懷疑我們是囤積居奇的不法奸商�！�

　　不過，據記者了解，“協作者”之所以被懷疑，除了我們這個社會沒有形成對NGO的充分認識以外，同“協作者”自身身份的尷尬也不無關系：“協作者”是在工商部門注冊的，如果嚴格按照法律定義劃分，他們的確是“商人”。

　　這個問題同樣困擾很多的中國NGO。在中國，絕大多數NGO幾乎都不可能合法地以“非營利”身份出現。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成立非營利組織首先需要有一個掛靠單位，而且根據分級管理原則，一個全國性組織的掛靠單位得是部委一級；此外，如果同一行政領域已經有相同或類似組織則不予注冊，但幾乎每一個行政領域，都已經有一個官辦NGO。所以，像“協作者”這樣的真正來自民間，從草根階層發展起來的NGO，只能像現在這樣借道工商部門。

　　“我們跑到門頭溝工商局去登記注冊的”，李濤一臉尷尬地告訴記者，“因為那里有稅收優惠政策。”

　　李濤拿出厚厚一摞“物資發放登記表”給記者看，“我們每一本健康手冊，每一個口罩，每一瓶消毒液都有發放登記，清楚記錄每一個接受人的情況，這不僅僅是為了便于自己統計，也是向為我們提供資助的合作方、捐贈人作個交待。”李濤告訴記者：“我們要把這些東西好好留著，等到工商、稅務部門來查的時候讓他們好好看看，我們到底是不是營利的�！敝袊�的NGO哪去了

　　清華大學政府管理學院NGO研究所副所長鄧國勝博士個人為“協作者”捐贈了1000元錢。鄧博士匯出錢的日子是4月26日，而此前一天，他正撰文呼吁：“中國的民間力量哪去了？”他指出，“遇到緊急災害時，民間組織往往非常活躍，并表現出及時、高效、靈活、創新的優勢。例如，日本阪神大地震中，最先趕到現場并發揮作用的就是民間組織；韓國金融風暴后，在民間組織的動員下，公眾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國熱情和捐贈高潮；我國臺灣地區921地震時，民間組織在整個震中援助和災后重建中一直戰斗在最前線；在美國，民間組織不僅消除了肆虐美國的黃熱病、而且研究出了小兒麻痹癥疫苗。而今天，在這場關系到中華民族安危的抗‘非典’戰役中，我們卻很難找到中國民間組織活躍的身影。”

　　所以，當得知“協作者”開展“抗非”工作的情況后，鄧博士十分欣慰，并在第一時間寄出了匯款單�！拔矣X得像‘協作者’這樣的草根NGO值得關注。”鄧博士告訴記者：“總的說來，在抗‘非典’的前期，我們的NGO幾乎沒有發揮什么力量，不過目前已經逐漸開展了一些行動。我寄希望于抗‘非典’的后期，NGO能夠發揮作用。因為前期主要依靠政府的全民動員，統一指揮取得了目前的成績，但這成本也是巨大的，從長久來說很難持續，而且社會發展也不能長期處于高度集中，全面動員的狀態下；而NGO靈活多樣，行動成本小，在后一階段充分發揮其作用有利于社會發展�！�

　　楊團告訴記者，她本人也是一個NGO的志愿者，該NGO的性質就應該是在危機時刻組織、動員社會力量開展救助活動的，但面對“非典”，很多事反倒要她這個志愿者去催促提醒�！癗GO按理來說應該具有更強的危機承受能力，因為它出于公心。但這次看來卻不是，至少中國的不少NGO并不比普通老百姓表現出更多的社會責任感。以前也出現過像洪水之類的危機，但因為那時候有前方和后方之分，有一些人能夠站在安全的岸上旁觀，所以作秀也好，真心也罷，還能搖旗吶喊，真真假假搞得好像挺像回事。這次‘非典’不同了，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大家實際上都處在一線，所以對每一個人的心理都是考驗。”中國NGO能做些什么

　　“對‘非典’時期NGO的作用需要作一個客觀評價�！鼻迦A大學政府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王名教授告訴記者，現實中的NGO是在復雜的環境中生存和成長的。每一個NGO，它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一定的法律政策環境，其次才是社會公益心、互信度、慈善和利他精神等內在社會資源，而最重要的是，作為整個非政府公共部門來說，它的產生、發展和完善，和一個建立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開放的現代社會進程相協調。“中國的NGO基本上還處于一個新生兒階段，所以寄希望于它發揮強大的作用肯定是不現實的�！�

　　“不過，這次‘非典’其實給了NGO一個很好的契機，把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多層次組織形態的問題充分反映出來了。過去我們只有政府這一張網，一旦這張網展開遲了或者托不住，社會就陷入混亂，而在國外，民間力量其實是更大一張網，而且更細密，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它就能走到前臺發揮作用�！�非典’其實將給中國的NGO提供一個廣闊的活動空間，所以，現在NGO應該積極行動起來，認真考慮能做些什么�！�

　　“我對下一階段的志愿工作前景是比較樂觀的�！北本┗轁慑�咨詢服務中心主任翟雁接受采訪時告訴記者。

　　“惠澤瀛”是今年4月15日才剛剛在海淀工商局登記注冊的一個NGO，翟雁等三名發起人都有多年NGO工作經驗，主要從事社會心理輔導和志愿者能力建設培訓，像翟雁本人擁有心理咨詢師證書�！盎轁慑�”成立之際便值北京的“非典”高峰，他們便緊急策劃推出“黃絲帶行動”，發動全社會力量祈福和支持醫護人員和“非典”患者平安回家。同時，他們于5月8日開通了“天使家園熱線”，通過熱線咨詢提供免費心理輔導。近期，他們發動萬人以上社會各界人士在黃絲帶上寫下各種祈福話語和簽名的活動將結束，萬人祈福的黃絲帶將送往北京小湯山“非典”防治醫院，為那里的醫護人員和患者捎去一份心靈安慰。

　　“我覺得后‘非典’時期我們能作的事很多�！钡匝愀嬖V記者，“非典畢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危機過去，人們還是需要恢復到正常的生活軌道上來。所有的危機都會對人的心靈產生沖擊，幫助人們調整心態，恢復正常生活，正好是我們的專長，我們的活動空間是很大的。另外，通過反思這場危機，我們也正在開展‘關愛他人，理解生命’的生命教育活動。”

　　目前，國內的NGO都紛紛開展、籌劃一些活動。國內最具影響力NGO之一的“自然之友”的新聞聯絡人李君暉告訴記者，5月22日是國際生物多樣性日，6月5日是國際環境日。此期間，包括“自然之友”在內的國內環保NGO將團結攜手組織一系列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推動中國政府批準加入《生物安全議定書》。

　　李君暉告訴記者，《生物安全議定書》是一份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和人體健康而控制和管理生物技術改性活生物體�烲MOs�犜骄侈D移、過境、裝卸和使用的國際法律文件。至2003年1月底，已有103個國家簽署了《議定書》；至2003年5月初，48個國家已批準加入《議定書》，日本有望近期成為第49國，而《議定書》正式生效需要50個國家批準加入。由此，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爭取盡快批準加入《生物安全議定書》，使其自動生效，意義將不同尋常。不僅能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而且也能直接對抗擊“非典”產生積極影響。畢竟，“非典的肆虐，與中國乃至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與人類不加節制的環境行為息息相關。對人類生存環境與生態環境投入更多關注和行動，才能謀求長期持續的解決方案�！敝袊鳱GO首先要自我提高

　　“抗非”時期，很多國際的NGO加強了同內地NGO的合作。香港樂施會同“協作者”合作，資助“北京外來工預防非典型肺炎暨減災能力建設”項目36萬人民幣；另外還出資16萬元與其它一些NGO合作，在海淀和石景山地區展開關于防范“非典”的健康教育項目。并計劃到今年八月，與一些國內NGO合作組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

　　“這是一個不得已的現實。”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王名教授告訴記者，由于國內社會公眾對NGO認識和理解還不夠，加上政策法律環境的限制，國內很多NGO，特別是來自草根階層的NGO不得不依托于國際的NGO來發展�！耙驗樗麄�(國內草根階層NGO)幾乎就不可能從國內獲得很好的資源。”所以，“如何真正實現我們的NGO能自我發展，是一個關鍵性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楊團也指出，中國NGO的發展，今后一方面是進一步通過國家事業單位體制改革把那些官辦NGO變成真正的NGO；另一方面，NGO組織自身要自我規范、自我完善。

　　“我們很愿意為內地同行提供經驗�！毕愀蹣肥�會中國項目經理王佐芳告訴記者，香港樂施會從1970年代的志愿者小組發展到現在的獨立發展與救援機構，經歷了一個確定使命、建立誠信和獲得公眾認可和支持的過程。其中最重要的經驗是，一個NGO的發展首先要清楚自己的使命和機構發展的策略重點，如何定位自己和分析問題，而不是流于提供服務。提供服務也不是什么問題，但必須與使命聯系起來，評估效果。集中做一兩個問題，成為這一兩個問題領域的專家，不斷的反思和改良。要真正做好這一兩個問題已經很不容易了。做太多的事就無法集中精力，做出杰出工作。

　　與王佐芳的觀點不謀而合，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Marie Stopes)駐京首席代表劉麗青也指出，作為NGO，一定要有清楚的定位，不能因為“公益”，就什么事都去做，要有做事的理念和定位。她以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自身為例，這次抗擊“非典”，也有一些熱心人士愿意出資讓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中國項目辦公室做一些工作，但考慮到自身的專長，他們謝絕了，把資源介紹給了更適合做這項工作的其它組織。“抗‘非典’的工作的確很重要，但其它工作也同樣很重要，關鍵是你要明白自己能做什么，適合做什么。”劉麗青告訴記者：“NGO要發展，關鍵在于去做那些政府無暇顧及的，或者政府直接去做難度很大、成本很高的事�，F在抗‘非典’已經通過政府全社會動員起來了，反倒是那些‘非典’之外的邊緣人群值得NGO關注�！�

　　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最早成立于1921年，由英國一個名叫“瑪麗·斯特普”的女醫生創立，關注生殖健康、性觀念教育等。目前在全球38個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直接為一些農村落后地區提供計劃生育醫療幫助，進入中國后主要針對青少年進行性健康教育�！癗GO做事肯定會面臨很多來自社會的壓力，”劉麗青告訴記者，“比如我們，在很多國家由于宗教等原因，節育是不允許的，我們的工作也很難，但必須堅持，最重要的是要做事，做出成績，環境自然就會逐漸得到改善。少說，多做，這是我們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