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疫情緩和的同時，農村居民感染“非典”的病例在持續上升；一場“嚴防死守”式的“人民戰爭”已經打響，但治本之策應是加強對農村的醫療衛生投入

　　本刊記者 任波 實習記者 吳小亮／文

　　連續數日，中國內地“非典”平均疫情水平呈波動式下降，讓神經崩緊了很久的人們

松了口氣。

　　但在廣袤的農村，緊張的氣氛卻絲毫未見減弱。在前一階段城市加強防護措施初見成效的同時，農村的疫情卻有所上升。根據衛生部統計數字，至5月13日，全國已經有15個省的農村地區存在“非典”疫情，其中有85個縣分布在山西省、河北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另外，從5月1日開始，確診病例中農民所占的比例持續上升，到5月11號已經達到了6.2%。

　　來自各省的數字表明，河北、內蒙古、山西的農民“非典”患者分別占當地“非典”患者總數的26%、18%、9.1%。截至5月9日上午8時，河北的疫情已波及全省11個設區市的54個縣(市、區)。截至5月10日，山西確診病例已經分布到大約20個農業縣中。

　　種種跡象標明，在部分農村地區，SARS的腳步聲逐漸清晰。而農村的防疫，關系到全國防疫的大局。局勢尚不容樂觀！

　　農村傳染鏈

　　毫無疑問，農村的“非典”是從城市蔓延而來的。農村的傳染鏈大致是兩條：一是農民進城看病染病，二是城市打工者回鄉帶回SARS病菌。

　　家住北京郊區延慶縣大榆樹鎮卓家營村的“非典”患者高某可以把傳染鏈追溯到河北。“當時我哪知道‘非典’是啥病呀。”33歲的高某對記者嘆息。

　　4月9日，高某接到來自河北宣化的大姐的電話，說大姐夫在北京一家醫院去世。得知噩耗，高玉珍兄妹四人加上高的丈夫一行五人連夜趕往河北奔喪。

　　到了大姐家，高某才知道，3月下旬，大姐夫因糖尿病住進了張家口的醫院。一周后病情惡化轉入北京武警總醫院。不明原因持續高燒，4月5日死亡。

　　此時，高的大姐也開始高燒。高心疼大姐，和丈夫看護了一天，11日返回家中。

　　14日晚上，高某覺得頭疼、發燒渾身乏力。第二天去延慶縣中醫院看病，大夫給她開了兩天的感冒藥。17日住院輸液，直到20日好轉。豈料出院后，21日又開始高燒。醫院拍片后，發現肺部有陰影，懷疑是“非典”。立即將她隔離在二樓的一個單人病房，并進行專家會診。23日下午，她被確診為“非典”病例。同時，家住軍營村的高的大哥、二姐、三哥也被確診為“非典”，送入該家醫院。而她在河北的大姐一家四口也先后被確定為“非典”疑似病例。

　　據山西省衛生廳公布的數字，更多的農村患者是進城的農民工。據5月2日的一次統計，該省農民、民工“非典”確診和疑似病例共66例，約占該省總病例的35%，其中有25位為進城農民工，在做工期間發病住院，另外41人在農村發病。發病時間從4月17日開始，26日后開始增多。

　　地處北部邊陲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至4月15日也出現了九個診斷病例和五個疑似病例。據錫林郭勒盟“非典”防治指揮部提供的信息，錫盟的病例均是輸入性，確診的蘇尼特右旗五例、二連浩特一例、錫林浩特三例，都可直接或間接地追溯到呼和浩特市某醫院；而多倫縣的一例疑似病例則是4月下旬從北京返鄉的打工者。所幸到記者發稿時，疫情還沒有擴展到農牧區。

　　嚴防死守

　　出于對疫病的恐懼、對鄉村救治能力的無望和樸素的自保意識，從4月中下旬開始，全國農村程度不同地實行了官方和民間相結合的嚴厲的防護措施。簡單概括起來，這是一場“嚴防死守式的人民戰爭”。

　　在北京當保姆的張海霞想回家，電話打回村，父母堅決打消了她的念頭。“你別回來，回來我們全家都麻煩。”張海霞告訴記者，父母說這話時，語氣是前所未有的緊張和嚴厲。

　　張海霞家在河北保定地區，村里已經有了“非典”疑似病人。一位老鄉幾天前突然發燒，一輛車來村里把他接走了，家人被隔離在村辦小學，一日三餐有人送。

　　不光父母阻止張海霞回家，村里的干部也來過一次電話勸戒她。村里挨家挨戶對出外打工者作了調查，花錢請專人把守進出村的兩個路口，有冒險回村的，迎接他們的首先是14天的隔離。

　　記者從河北、內蒙、山西等地了解到，這些地區的農村普遍建立了出入監管制度。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建立了村民體檢到人制度。在衛生防疫部門的指導下，以區醫院及防疫站、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為陣地，以村為單位開展一個不漏的入戶體檢工作，實行村內常住和流動人員日查日報制度，對近日內返鄉人員嚴格執行申報、登記、批準、消毒和兩周隔離觀察。

　　對于疑似病人較為集中的地區，措施就更加嚴格。4月21日，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縣洋河南鎮東甘子村發現四例疑似“非典”患者。為防止疫情擴散，宣化縣委、縣政府當天決定對東甘子村進行封閉隔離。當地連夜出動20名公安干警、50名聯防員進村。

　　河北張家口是一個勞務輸出大市，外出務工農民達26萬多人，且大部分在北京、山西等地。從4月初開始，農村外出務工返鄉人員急劇增加，張家口市驟然緊張起來。全市3萬多名市、縣、鄉村干部包村包戶死盯死守，市、縣、鄉、村建起了四級防疫系統，8000多名鄉村醫生進村入戶消毒、體檢。村村路口設立了檢查站，24小時進行監控；各村還成立了聯防巡邏隊，盤查外來人員。

　　山西省呂梁地區屬于中西部貧困地區，外出打工人員頗多。在此非常時刻，更是動用了戰爭年代的“民兵”手段。在短短的時間內，呂梁全區組織起10萬名民兵，為他們購置統一服裝、制作統一標識、配備防護用品和交通工具，讓他們在農村各主要路口配合當地治保人員和醫務人員，對返鄉人員和流動人口進行檢查、檢疫和登記。“昔日民兵支前線，今日民兵防‘非典’”，這是當地近日廣為流行的一句口號。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地廣人稀，一旦疫情擴散到牧區，后果不堪設想。為此，農村牧區以三到五戶、五到十戶為單位，成立了聯防聯保小組，建立起盟、旗、蘇木(鄉)、嘎查(村)和牧戶五級具有草原特色的防治工作機制，防護組織覆蓋了整個錫林郭勒草原。

　　在江西，自5月3日吉安發現首例輸入性“非典”診斷病例以來，形勢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從市到縣，從縣到鄉、從鄉到村，各地嚴防死守，群防群控，嚴格禁止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返鄉，已經返鄉的農民，和與之有過接觸的人員要交錢體檢，據說一人80元，在指定的地方進行隔離。有些地方還出現了諸如設堵、封路、禁市等等現象。

　　疫情尚不十分嚴峻的四川省，設置獎金鼓勵村民舉辦非典患者。地處中國西部四川與貴州兩省交界處的敘永縣敘永鎮一位鄉村醫生，幾天前向縣醫院報告了一例“非典”疑似患者，經縣醫院檢查后確診，因此受到縣政府的表揚，并獲得了200元的獎勵。“我們貧困地區的農村醫療衛生體系正面臨著‘非典’的嚴峻考驗，但我們正通過一場‘人民戰爭’來彌補農村醫療體系的不足。”敘永縣委書記何仁均說。

　　毫無疑問，農村各地的嚴厲措施，對于控制SARS在農村的蔓延，可以收到立竿見影之效。但更多的學者呼吁，加強農村公共衛生建設，這才是“嚴防死守”之外的治本之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透露，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個課題研究顯示，從1991年到2000年，全國新增的衛生經費投入中只有14%投到了農村，而這區區14%中又有89%成了“人頭費”，真正成為專項經費的只有1.3%。投入嚴重不足成為農村抗擊SARS的重大隱患。

　　“當前很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政府應該盡快加強農村公共衛生建設，將農村SARS防治工作落到實處。”韓俊評論說。

　　SARS威脅凸現“三農”問題

　　截至5月14日，衛生部尚未專門公布農村地區疫情狀況。5月14日下午，記者致電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新聞組，得知有關數據尚不便于公開。不過，有關專家對《財經》透露，由于農村目前對防治非典高度重視，農村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疫情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非典型肺炎對中國農村造成的連帶打擊卻不可小視。

　　一個嚴峻的問題是農民收入低少的情況將雪上加霜。有資料顯示，內地有8000多萬農民常年在外務工、經商。2002年2476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務工得到的人均收入為438.2元，務工收入增加對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1.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就此說：“如果‘非典’疫情持續下去，農民外出就業將受到嚴重影響，今年農民增收也會遇到很大困難。”

　　另一個問題是農產品的出口。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說，雖然各國政府尚不致于以SARS為借口阻撓中國農產品進口，但是各進口國的商人和消費者可能出於對SARS的恐懼而拒絕中國產品。而且這種不利因素的釋放將會持續一定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