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多數縣級醫療機構中，有能力進行會診的如鳳毛麟角。他們面臨著兩難選擇：如果不接受病人，有違醫德和政策；如果接受，既不能治療，又談何責任

　　本報記者 鄧妍

　　這次旅程是一個噩夢的開始。

　　28歲的聶春蘭和丈夫李河綿一直在北京石景山區錦繡大地農貿市場從事蔬菜販運生意。在他們的家鄉江西省吉安市，這樣的農民多不勝數。歷經十余載，進京販菜成為當地農民艷羨的職業。

　　2003年4月25日，李河綿突感身體不適，便獨自前往首鋼醫院看病，結果被診斷為非典型性肺炎。時值“北京要封城”謠言四起，當晚，聶春蘭決意踏上了從北京西站開往吉安的1625次列車。5月3日，經專家會診，聶被診斷為非典臨床診斷病例。

　　這是吉安市、也是江西省發現的第一例輸入性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病例。吉安下轄素有“革命勝地”之稱的井岡山市等多個縣市。

　　壓力陡增

　　據聶春蘭向吉安有關部門的敘述，在吉安下火車后，她與姐姐在火車站短暫見面，聶春蘭后入住吉安市長途汽車站附近的吉州區西苑旅館303房間。

　　4月26日18時許，吉安市接到中國疾控中心電話通知，立即組織人員連夜尋找聶春蘭；27日6時30分，疲憊的工作人員終于在旅館將聶一行找到，隨即用專車將他們送至定點醫院吉安縣人民醫院隔離觀察，直至5月2日發病。

　　此時，聶春蘭還懷有身孕。

　　據1999年年末吉安市的統計，農業人口占吉安市內人口比例高達79.7%。由于當地經濟發展緩慢，在現有470余萬人口中，外出務工人員高達50萬人，且多集中在北京和廣東等地。

　　4月中旬非典疫情陸續在全國公開后，吉安市委、市政府即召開一系列會議部署全市非典預防工作。但當時上下一直認為潛在危險可能來自毗鄰的廣東。

　　這種預測一開始得到了驗證。江西省首例非典疑似病人叫何燦東，他從廣東拉貨到上海，4月20日晚11時途徑江西上饒時感到身體嚴重不適，當地醫院初步診斷為疑似病例。不過，何的診斷已在5月3日被排除。

　　江西真正的恐慌實際上接二連三地來自北京。這與目前疫情較為嚴重的內蒙古、河北等地的狀況基本相同。

　　早在聶春蘭等之前，大量在北京豐臺區販菜的吉安農民已經踏上返鄉之旅。吉安市政府所在地吉州區下轄的長塘鄉素有全村集體在京販菜的傳統。他們聽到北京即將“封城”的謠言后，成群結隊包下7輛大車，選擇公路南下返鄉。

　　據不完全統計，整個吉安市返鄉的農民已達到1萬余人。

　　傳謠辟謠

　　吉安市政府通過當地電視臺發布“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冀望市民做北京、廣東等地親屬的思想工作，動員他們不要返鄉。吉州區下屬的一些街道辦事處甚至向居民發函告知：若從5月8日之后仍有從北京地返鄉親屬，則一人罰款3000元。

　　5月7日，先于聶春蘭一天返回吉安縣的聶的大女兒李希亦被診斷為非典疑似病例。李年僅6歲半。

　　在緊急尋找聶春蘭4月25日所乘1625次列車的其余乘客的同時，江西省又火速開始尋找4月24日105次列車的乘客，這兩列車均在江西境內多個車站停靠。

　　謠言在疫情逐漸嚴重后開始在江西盛行。

　　5月5日晚，吉安城區爆竹四處炸響。因為有人謠傳，一位80歲的啞巴開口說話，稱5日晚放鞭炮可避邪、防非典。

　　5月7日，上饒市城鄉各地流傳上饒縣茶亭鎮白沙村一農戶家剛出生的嬰兒竟開口說出“綠豆、拜菩薩”等話，說完便又重新“投胎”去轉世。傳言迅起，一時間，人們紛紛喝起綠豆湯、燃放鞭炮以驅邪。上饒市城區鞭炮聲此起彼伏。

　　江西撫州市區及部分鄉鎮也流傳著晚上鳴放鞭炮可防非典的說法。有傳言只要喝下綠豆煮雞蛋，便可拒非典于身外。當地鞭炮、綠豆、雞蛋旋即被搶購一空。

　　慌亂的局面直至兩三天后江西各大新聞媒體緊急刊登辟謠報道后才告終止。

　　薄弱環節

　　《財經時報》從衛生部獲得的2001年年末統計數據顯示，江西省的每千人人口醫院及衛生院床位為1.96張，高于安徽、河南、廣西、重慶、貴州；每千人人口醫生數為1.26人，高于安徽、河南、貴州；每千人人口護士數為0.86人，高于安徽、河南、重慶、四川、貴州、西藏。一個可以代表目前國內基層醫療機構的普遍水平的例子是，幾年前，吉安市醫療條件最好的醫院里，呼吸科甚至無人會使用呼吸機。

　　吉安縣人民醫院的醫療設施是全縣最好的。但對于非典這樣一種新發疾病，當地的醫護力量和全國多數縣級基層醫療機構一樣，其羸弱的肌體正在經歷建國以來最嚴酷的一次考驗。

　　在對聶春蘭、李希的病情診斷過程中，進行現場診治和預防工作的，一直是5月3日由江西省委、省政府派出的以省衛生廳副廳長李利為首的專家指導組，吉安縣當地的醫護人員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但事后分析，在這個環節中，潛伏著一個也許是基層醫療機構存在的“致命陷阱”。按照衛生部救治非典病人的有關規定，在非典病人的救治中實行的是“接診醫生負責制”，但在中國多數縣級醫療機構中，有能力進行會診的機構如鳳毛麟角。他們面臨著兩難選擇的“困境”：如果不接受病人，有違醫德和政策；如果接受，既不能治療，又談何責任？此外，縣級醫療機構出現非典病人，各省多派駐省級醫療團隊進行確診和會診，省級醫療團隊與縣級醫療機構之間的醫療責任實難劃分。

　　《財經時報》在調查中，深感憂慮的還有基層的公共衛生防護意識。當吉安市公安部門對與聶春蘭在火車站見面的姐姐所居住的麻家村進行隔離時，參與隔離行動的警察無一人戴口罩。防疫人員在聶居住過的西苑旅館進行消毒后，徑直站在隔壁一家牛奶供應公司門前脫除防護服，還有兩人在旁邊圍觀。

　　風波再起

　　在連續幾天沒有新發病例的報告下，吉安市慢慢放松了警惕。但5月12日，江西的目光再次聚向吉安。

　　5月5日零時40分，吉安市下轄新干縣潭丘鄉黨委書記黃福生接到北京順義區后山峪鎮溫怡花園碧水源工地包工頭的電話。對方急促地告知：潭丘鄉在他那里打工的30名民工得知工地發生非典疫情，已逃出隔離區返鄉。

　　6日上午9時許，乘坐火車回鄉的這批農民工大多進入新干縣臨時設置的大洋洲園藝場留觀區；另外6名農民工中有5名于當日監護到當地定點醫院隔離病房，1名被攔截在山東濟南天橋區北園街道辦事處。

　　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農民工大規模返鄉的解釋是“他們擔心支付不了高額醫療費用”，但新干縣30名農民工逃離行動發生前，有關“農民可以免費治療非典”的通知已經出臺。

　　什么原因造成農民工繼續選擇逃離之路？《財經時報》調查中獲知的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多數農民工在經歷了一天高強度的工作之后，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看報、看電視，他們通常的選擇是倒頭大睡，他們所獲取的有關非典的信息仍然少得可憐。這進一步促使更多的農民工在非典面前選擇“逃亡”返鄉。

　　吉安——江西的抗非典的戰役仍在緊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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