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時報》記者感受的片斷�熇m上期��

　　又騎上了自行車

　　售貨員說，他們一天能賣1000輛自行車，賣出去的都是200元左右的低檔車

　　席斯

　　非典讓許多上班族都成了SOHO族，這樣可以避免他們在上班的路上感染非典，也有助于緩解交通壓力。

　　就公交車而言，沒有了集中上班的人群，應該很輕松，但目前公交車里的人群密度一點不低于以往。原因是空調車被判了死刑，普通公交車也彈性了。

　　我家門前的938路公交車比較方便，兩三分鐘一趟車，但4月末以來，間隔30分鐘才能等來一輛，而且上面的人已經是面貼面了，究其原因還是非典。

　　938路有6個始發站，其中5個是由河北廊坊和香河始發，廊坊和香河都毗鄰北京，以前每天越過兩省界限時好像一直都不分你我，但非典開始后，由于各省市之間對流動人員的限制，北京和河北方面把每天軋著邊界線跑來跑去的938叫停了。所以現在只有一種從北京境內發車的938，隔30分鐘來一趟。

　　再說地鐵，我一直都比較依賴地鐵，雖然人也很多但它準點又沒有塞車之苦。而現在的地鐵倒是冷冷清清，每節車廂內寥寥幾個人，大家貪婪地一人占一排座位。如果晚上9點之后乘地鐵，很有可能一人霸占整節車廂。地鐵如此冷清的主要原因是地鐵內的通風問題。

　　與公共交通相比，私家車當然安全方便又舒適，難怪私家車買賣如此火爆，看看亞運村車市，真是風景這邊獨好。車市出現了“來了就買，買了就走”的場面，據說成交率85%以上。那些有購車打算的人都提前消費，只愿早一天開上自己的坐騎，安全自由地生活。

　　因為時間分散，道路并沒有以前那么擁擠，不過據北京市交通部門的統計，最近一個月的交通事故比以往有所增長，估計是新手在磨合，高手趁機在飆車吧。

　　除了汽車交易市場，超市自行車柜臺和自行車專賣店生意也很火爆。售貨員說，他們一天能賣1000輛自行車，賣出去的都是200元左右的低檔車。對于近距離活動的人來說，自行車很方便，不用找停車位，而且還能鍛煉身體，最重要的是自行車算是通風最好的交通工具了。

　　非典給裝修

　　出了個難題

　　在非典時期，如果您堅持裝修，那么，除了質量，健康是最需要注意的問題

　　席斯

　　5月本來是入夏前裝修的最好季節，因為進入7月，雨水多氣候潮濕，便不再適合進行裝修。但非典的來臨，讓許多剛剛拿到鑰匙的人左右為難、心急如焚，裝修還是不裝修——這是個問題。

　　有人暫停裝修

　　京通苑的梁紅女士是3月底開始裝修的，但裝修不到一個月，北京的非典就開始肆虐起來，而且他們社區的一個裝修工人因被查為疑似病例而被隔離，這個消息使小區所有裝修的人都很恐慌，一時間大家不知所措。

　　梁女士考慮再三，與裝修公司協商之后，決定先停工，等北京的非典高峰期過去后再復工。她對記者說，雖然自己也非常急于搬進新房，但健康還是最重要的。

　　客戶考慮自己的安全，裝修公司也擔心設計師和施工工人因為工作而染上非典，一位室內設計公司的副總說，每年“五一”前后都是裝修的黃金季節，客戶與裝修公司提前預約，設計師有時同時做兩個客戶的工程，根本沒有“五一”假期。但今年從4月中旬開始，公司就沒有幾個客戶了，最終也考慮到設計師和施工人員的健康，全體員工提前放假，即使正在施工中的工作也都停了下來。

　　有人豪賭一把

　　梁紅女士和一些裝修公司看到了非典的嚴重性，雖然損失不小，還是停止了正在進行中的工程。而下面這位程漢先生則用自己充分而細致的前期工作和補充協議，準備與非典賭上一把。

　　在西三旗金榜園買了房子的程漢，去年4月簽訂購房合同，交了12個月的月供，今年4月18日終于拿到新房鑰匙。這一整年，他都在設計自己的裝修藍圖，尤其在4月，他只要有時間就逛建材城，對產品和價格都有一定了解，準備工作做得很充分。他盼望著能利用“五一”假期和10天年休假，把房子從容地裝一番。但非典的發展勢頭把他設計了一年的計劃都打破了。

　　雖然有些裝修公司依然在承攬工作，建材城依然在打折，但只要裝修，就會接觸很多很多的人，就要去那些人群密集的地方，這正是預防非典所應避免的，但程漢權衡再三，還是決定如期進行裝修。他認為，如果預防措施得當，與裝修公司協調到位，感染的幾率會很小，雖然有風險，但裝修還是可行的。

　　丑話說在前頭

　　在與裝修公司談判時，程漢要求只有設計師一人全權代理與客戶的整個溝通和辦理手續的過程，這樣可以盡量減少接觸的人。購買建材時，他去離小區很近的好美家西三旗店，把各種建材衛浴設備甚至電線都一次性購買齊全，那一天，整個市場里沒有幾個顧客，這也讓程漢放心了不少。

　　為了減少風險，程漢還在補充協議中增加了幾條內容：

　　開工前，裝修公司提供所有施工工人的姓名和健康狀況，在施工過程中裝修公司不能隨便增加或替換工人；施工工人不能在新房中住宿(現在有很多裝修公司的裝修工人因為考慮方便，通常打地鋪住在施工現場)；施工工人戴口罩施工；施工工人每天收工離開前要對房間進行消毒處理；尾款是總工程款的50%(通常占5%-10%)。

　　程漢把這些條款都寫在了合同的補充協議中，并明確規定，如果違規，裝修公司將履行賠償責任。他說，在這個時期裝修比以往風險要大，雙方一定要有個約束，否則安全狀況和施工質量無法保證。

　　現在裝修已經進行兩個星期了，程漢只去過一次現場，他說在非常時期，只能采取非常辦法，能在電話里說清楚的就不去現場監工了。但這需要前期準備工作充分，材料購買齊全，設計方案沒有任何疑義才可行。

　　雖然有這些條款的規定，程漢還是有點擔心，不過他說，既然冒險做了，就只能嚴加注意。如果不裝修，也不知道SARS何時能消除，自己同時付月供和房租的確是個不小的負擔，只希望能盡早安全地搬進新房。

　　這些事兒可真逗！

　　這“非典”時期的幽默不光有黑色的，還有紅色的

　　鮑迪克

　　抗“非”大業重于泰山，同樣沉重的是人們的心情，因此有專家要求媒體多播放一些輕松幽默的小品。可惜真能逗出點樂的節目早就在平日被揮霍一空了。讓藝術家們昧著沉重的心情現創作出“輕松”的作品，也實在勉為其難。倒是《SARS的十種死法》，《沁園春·薩斯》等通過“平民媒體”——網絡和手機短信廣泛傳播，而被專家們斥為“黑色幽默”的幾個段子，則表現出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力。

　　這種段子流傳最廣的地方自然是大學校園。已被關了大半個月“禁閉”的清華大學就流傳一個：“自由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生命故，二者皆可拋。”更讓我感到幽默的是，我打電話問候一位清華同學時，他居然說：“日子雖然難熬，但大家都‘興高采烈’著呢。”

　　原來幾天前某電視臺播出一個反映清華學生在“禁閉”期間生活狀態的節目，記者在片子中說：“看著學生們一個個興高采烈，精神飽滿的樣子……”這位同行的詞匯量一定很豐富，要是我，還得留著這個成語用于報道“解禁”之時呢。

　　這個成語好像更適用于形容非典病人出院時的心情。但那位記者顯然對此留有“奇招”。日前看到他報道一位患非典的交大學生出院的消息，旁白說：“痊愈的學生依依不舍地告別了醫院和醫護人員……”天哪，已在傳染病房中躺了一個月后，對這種地方還“依依不舍”，這位病人和記者可真逗！只是這其中的幽默即便是才智過人的我，也得好一陣才能領會出來。

　　有些幽默卻十分淺顯。一位懷疑自己得了“非典”的河南農民到鄉醫院求診，大無畏的大夫沒戴口罩就為他做檢查，周圍很快涌過來幾十位好奇的農民，他們想看看天天從廣播里聽說的“非典”到底是什么樣子，只是這種幽默給大家帶來的并不是輕松。

　　天津放鞭炮本來倒是一件純粹搞笑的事，卻被人為地搞復雜了，卻也更多了一層幽默：放鞭炮自古便是勞動人民驅瘟避邪的一種典型性行為，憑啥就不能用來驅“非典”瘟神？電視中說工商部門還從哄抬價格的商販那里沒收了數萬公斤的鞭炮，卻沒聽說同樣被證明“抗炎”無效的綠豆、碘鹽、板藍根被沒收的。真是比竇娥還冤。

　　也許被冤枉的不是商販，而是鞭炮。因為國家只規定對哄抬抗“非典”商品進行沒收處罰，這樣看來，被沒收的鞭炮應當屬于“抗炎”商品，雖然專家們指出，迄今為止，尚未有確切臨床病例能證明放鞭炮有抗“非典”療效。

　　但聲稱丙種球蛋白沒有抗炎作用的也是這些專家，可播出此消息的電視臺為每個工作人員都注射了這東東。有家中央級的媒體還發給每個員工許多支——每支千把塊大元啊！有位哥們兒還留了一些給老爸用，這位跟我住同一小區的老人不敢上醫院找大夫注射，就請了小區內一位學過打針的鄰居代勞，這時候不敢互相串門，就在院子里注射。弄得地球人都知道了。

　　看到記者在自己和老爸身上為人民做實驗，大家除了感動，還覺得這真逗。

　　非典還有第十一種死法：被咱們媒體逗得笑死。

　　車內的行套

　　變了樣

　　車里的那種絨絨的玩意兒統統被收了起來，據說那東西能吸附很多細菌

　　潘小小

　　“五一”前的一個周末，一伙人興致勃勃地往官廳水庫開去，那是我到北京后第一次駕車出游的路線，沿途可經過地道戰的外景地和很古老的一個驛站——雞鳴驛，那時候還可以在水庫邊的一家飯館里吃味道特別鮮美的胯燉魚。本來想在這個清閑的日子里來拽一把——當一回導游，好顯示自己的學識淵博。

　　哪知，當我們驅車100公里離官廳水庫也就2公里左右的時候，一個穿著制服，戴著口罩和手套的人攔住了我們，說前面是重點疫區，勸我們回去。身邊的幾個朋友一聽，幾乎是用驚恐的語氣說：“趕快回去呀，還愣著干什么？”

　　無奈之下，只好重返八達嶺高速回家，當快到小湯山時，后排的一位朋友提醒大家，記住該關窗戶了。我沒有去考證小湯山醫院究竟在哪個位置，但有一點我至少明白，就算是在馬路邊也不至于達到這種程度，可是受他們的影響，我也條件反射地搖起了窗戶。

　　這種驚恐還沒過去，司機又加了一句：“先別開窗戶。”我們向前一看，原來前面有兩輛軍車，車里站滿武警戰士，而且全部戴著口罩。司機又說了一句：“他們肯定是從隔離區撤下來的。”那么肯定的一句話，簡直像一顆定時炸彈一樣，后面那兩個人似乎連呼吸也聽不見了。好久，所有的人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氣。接著，差不多是異口同聲地說：“還是呆在家里好。”

　　回到家，我也趕緊把車里的那種絨絨的玩意兒統統地收了起來，據說那東西能吸附很多細菌。于是小的都扔掉了，大的舍不得扔的都拿回家洗了。然后把家里的兩只風箏都拿了出來放在車上，還把塵封已久的兩根跳繩、一副羽毛球拍、一副乒乓球拍和一個籃球都找了出來擱在了車上，似乎不這樣積極鍛煉身體，會發生什么事都是很難說的。

　　于是計劃在以后的日子一定要盡可能多地參加運動，一定要讓自己早上7點起床、晚上11點睡覺(這對于夜貓子的我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每天下午3點先跳10分鐘繩，然后再打半小時羽毛球或乒乓球，接著裝模作樣地投一會兒籃球，最后再到奧體西門的那塊空地上去放風箏。

　　除此之外，車上還多了一只水桶，以后洗車就要親力而為之了。還有一件東西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消毒水。

　　愛的力量

　　非典改變了sherry的信仰，從純粹的無神論者變成了一個相信上帝的基督徒

　　葉加

　　sherry是個拿著紫紅色中國護照的中國留學生中的一員，打踏上澳洲的那一天起，她就在經受著“非典”折磨的相思之苦。

　　她說：“怎么說呢，‘非典’一鬧，讓我對父母以及國內的親朋好友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擔憂，這種擔憂竟然攪得我出現了睡眠障礙，即使在好容易才出現的夢里，我也常常被非典的噩夢驚醒，讓我一直睜眼到天亮。”

　　sherry說，以前在國內經常和父母吵架，而通過非典這件事，才讓她知道她是多么在乎他們，還有年老的外公外婆和弟弟。

　　她說：“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希望自己有能力去照顧他們，尤其是我爸爸一直在衛生部工作，和被封的人民醫院只有一墻之隔，我真是格外擔心！我們班少數的幾個北京同學都說，以前每兩周給家里打一次電話已經變成了每周打兩次，而我則由每周一次變成了兩天一次。

　　“但即使這樣，我依然憂心忡忡。那天我媽媽在電話里說：‘好在你在澳洲，要是在北京，出去上班下班，這吃那吃的，我真是擔心死了。’可你知道我怎么想嗎？我覺得我是個罪人，我出來躲了場災難，而讓我父母，讓我的家人、朋友受盡折磨。因此，非典改變了我的信仰。我從純粹的無神論者變成了一個相信上帝的基督徒，我開始每周去教堂祈禱，希望我的家人，還有生我養我的祖國早日擺脫‘非典’的困擾。”

　　sherry說：“通過‘非典’，讓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無常和可貴，以前我總是不愿意表白對父母朋友們的感情，但事事無常，也許到了想表白的那一天，一切都晚了。我要給他們打電話，我要大聲地對他們說：爸爸，媽媽，我愛你們。”

　　非典讓

　　SOHO流行？

　　有人認為，非典可能成為SOHO工作方式被人們大范圍采用的催化劑；但也有專家認為，SOHO并不能因“非典”而形成一種固定的工作方式

　　田予冬

　　“非典給了我成為SOHO族的機會。”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上班的萬先生略帶調侃地對《財經時報》說。

　　萬先生31歲，北京本地人，畢業于京城一所不太知名大學的中文專業，未婚。他住在距工作地點以東大約30公里的郊區，在那里，他通過銀行按揭買了一套位于六層的三室一廳。在他的住所與公司之間有一條高速公路，約占他上班路線里程的90%。他有駕照但還沒有買車，在“非典”到來前，他每天早晨搭小區門前幾分鐘一趟的公交車到大望路后，再坐5站地鐵去公司上班。“從我下樓到進公司門，總共大約要用1小時25分鐘左右。”他說。

　　萬先生所在的公司位于王府井東方廣場東邊不遠的一座大樓內，那個區域是北京高檔寫字樓比較集中的地方。但如今被劃為“非典”的重災區。

　　萬先生告訴《財經時報》，在北京爆發“非典”前，他們公司正準備籌劃一臺香港歌星的演唱會，“但非典使我們的計劃和工作白費了。”他有一點沮喪地說。

　　目前他所在的公司放假一個月，每天只留一個人值班，大家輪流。平常的業務都放在家里，大家通過電話、電子郵件聯系。公司在放假時告誡員工：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少坐地鐵、公交，沒事就呆在家里。

　　萬先生公司的做法和目前北京許多單位的做法大同小異：留少數人值班，其他人回家辦公。

　　“我現在每天早晨可以多睡至少一個半小時，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家打電話，在電腦里把做好的文件發給客戶或者老板，SOHO族不就是這樣工作嗎？感覺不錯。”他這樣評價自己的新生活模式。

　　突如其來的“非典”災難，使像萬先生這樣的公司白領有機會領略SOHO族的工作方式。一位媒體人士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認為，非典可能成為SOHO工作方式被人們大范圍采用的催化劑，在人們了解、認同、使用這種工作方式后，SOHO就可能成為未來人們創造經濟財富的一種模式。他同時也指出，這種方式僅限于都市“辦公白領”這個特定人群。

　　但采訪中也有專家認為，這種工作方式并不能因“非典”的流行而形成一種固定的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員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表示，他并不認為目前人們的放假和“SOHO族”有什么關系，“放假只是一個短期的應對行為，并不會影響人們今后長期的生活和工作。”他同時說，“該SOHO的�熑耍犨�SOHO，不該SOHO的�熑耍犠匀徊粫�，我們國家還不到SOHO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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