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陳楫寶

　　北京報道

　　8名患者入住302醫院

　　5月6日，32歲的秦恩強走出SARS防治病區，脫下厚厚的防護服，還沒有來得及回到家里與親人告別，旋即被拉到北京郊區的九華山莊進行為期兩周的“休整”。

　　秦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02醫院(以下簡稱“302醫院”)傳染病一科的主治醫師。此次與他一同被拉到九華山莊進行“休整”的還有30多位302醫院的同事。

　　“像我們這些整天戰斗在SARS病區的，你們與我們接觸似乎很擔心，其實哪有那么可怕��！”5月8日，這位畢業于第四軍醫大學的碩士生爽朗地對記者笑起來。

　　這樣的笑聲，在整個3月，卻被凝重的氛圍淹沒。302醫院，是接診北京首例輸入性SARS患者的醫院，在北京還沒有被SARS的恐慌完全擊中之前，他們就在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中緊張戰斗。

　　3月5日上午，全軍最著名的傳染病醫院——302醫院，突然接到兄弟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以下簡稱“301醫院”)的緊急電話，稱此前一天來該院急診室觀察的山西三患者病情“怪異”，懷疑是“非典型肺炎”，需要轉到302醫院醫治。

　　山西患者即是此前外界廣為傳布的于某，一個年僅27歲的山西女商人。她后來被確認為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

　　據秦恩強的同事、同為302醫院傳染病一科主治醫師姜天俊回憶，3月5日下午16時30分左右，三名患者轉運到醫院，“兩名用平車推著，1名被攙扶著，看樣子病情都相當危重。”

　　這三名患者即女商人于某、于某父親和母親李某，其父母年齡均50出頭。于某是常年在太原一家商場包租柜臺做珠寶買賣的女商人。2月下旬，她在廣東進貨時，發燒胸悶。當時于某沒有在意自己的病情，回太原后與家人相處一起。但不幸的是，與她密切接觸的家人相繼倒下。

　　3月8日，于某的弟弟、弟媳婦、于某丈夫等另外5人也同時住進了302醫院。

　　一場災難降臨到北京白衣戰士頭上。

　　一條傳染鏈

　　最先倒下的是302醫院傳染病一科主任趙敏。

　　3月6日，于某的父親病情突然惡化。醫護人員經過縝密研究，制定出初步治療方案。決定切開氣管插管輸氧，實行有創給氧治療。

　　切氣管、插管、強制給氧，意味著面對面近距離接觸。后來這被證實是醫護人員感染最嚴重的傳播途徑之一。但是，包括傳染病一科主任趙敏、二病區主任葉文華及主治醫師秦恩強、姜天俊等在內的眾多醫護人員，沒有退縮。

　　3月7日晚8點多，該院醫務部向已經退休在家74歲高齡的姜素椿教授求援。當晚，在姜教授率領下，進行了全力組織搶救，6名醫生輪番給病人做心臟按摩，雖經1個多小時的全力搶救，終因這位患者年事已高、病情過重而死亡。

　　同樣的搶救情景出現在3月11日搶救于某母親李某身上，李某最終不治身亡。

　　3月11日，剛從搶救病房出來的傳染病一科主任趙敏，出現高熱，伴頭痛和全身酸痛，拍片、血象檢查：白細胞不高，胸片異�！�—證實已感染了非典。

　　同一天，實習護士小王、小劉相繼被感染。3月12日，傳染病二病區主任葉文華也倒下，3月13日，主治醫師秦恩強倒下，14日，姜素椿教授被感染。

　　據本報調查，在收治北京第一例SARS病人期間，302醫院前后包括丁幼紅、李林青、謝小健、張瑞新、李媛和許紅新等護士在內共15位工作人員被感染。

　　此后一個月之內，302醫院傳染病SARS一病區、二病區的40余名醫護人員中，有30多位感染或疑似感染。

　　“今天倒下了一個，第二天又倒了一個，頭一天還帶著我給患者治療，第二天卻成為患者，我很心酸�！�302醫院傳染病二區進修生、來自湖北宜昌中心醫院的33歲醫師覃慧敏說。倒下的人中有參加插管的麻醉醫生，有負責氣管切開的外科醫生，有擔負隔離區護理的護士，就連到病房收集標本的臨時工也未能幸免。

　　據該院醫務部確認，目前感染SARS的醫護人員有22例。

　　慶幸的是，302醫院所有感染的醫護人員，病情無一進一步惡化，目前均已痊愈出院。

　　本報記者調查得知，301醫院在最先收治山西于某進入急診室觀察時，有數名醫護人員被感染，出現癥狀時間在302醫護人員之后。

　　此后，將于某轉到302醫院不久，301醫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位肝膽病人，入院后表現出SARS的癥狀，轉到解放軍309醫院后不治身亡。301醫院肝膽病房有兩位醫生、三位護士也被傳染此病，肝膽病房一度被迫關閉。

　　從北京302醫院治療肝硬化回津的王某，4月14日被天津市傳染病醫院收治，被確診為天津首例非典患者。

　　302醫院的情景，在北京其他醫院先后上演。

　　另一條傳染鏈

　　3月15日，北大附屬人民醫院急診科收治了一疑似SARS患者(后來被稱為北京“毒王”)，該名李姓患者年過70歲，從香港探親回家。

　　由于最初并不清楚SARS病情，醫院沒有采取相應嚴格措施，結果造成該院大量醫護人員感染。

　　隨著其他SARS患者不斷涌入，北大附屬人民醫院至4月23日醫護人員感染人數達到80個。4月24日，整個醫院被隔離。5月13日，北大附屬人民醫院急診科副主任丁秀蘭不幸殉職。

　　3月17日，香港SARS患者李某被轉至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尋求中西醫綜合治療，結果在該院又造成大面積污染。一周之內，東直門醫院包括急診科主任劉清泉在內的11位參與過救治的醫護人員，全部感染SARS，其中急診科醫生段力軍和另一名護士不幸殉職。李某因年事已高，病情過于嚴重，也在3月20日不治身亡。

　　感染源開始向外擴展。4月上旬，中央財經大學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在北大附屬人民醫院看病，隨后感染，并不治身亡。旋即包括曹教授本人的親屬、曹教授的兒媳婦的同事、曹家的鄰居等在內傳染鏈條擴展，從4月9日到5月6日為止，中央財經大學一共出現19例確診和疑似病人。

　　隨即，SARS擊中北大附屬第三醫院。

　　在北大附屬人民醫院看完病后，曹教授又到北大附屬第三醫院求治，同樣由于缺乏對SARS病癥的了解(此時衛生部臨床診斷標準尚未出臺)，被誤診為普通高燒者，又造成該院部分醫務人員感染。

　　感染繼續擴大

　　隨著醫護人員感染日趨嚴重，有關部門召開緊急會議，商量應急對策，決定北大醫院(原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臨時收治北京受感染的醫務人員，北大附屬人民醫院繼續負責接收社會患者，北京協和醫院接受司局級以上干部患者，直到4月下旬北京市開辟定點非典醫院后，上述醫院的SARS患者才陸續被轉移安置。

　　其間，感染繼續。4月12日，河南遂平縣在北大第一附屬醫院做臨時護工的賀某乘火車從北京返回老家，上述醫院的SARS患者被確診患有SARS。

　　3月下旬，東直門醫院和北大附屬人民醫院部分受感染的醫護人員，轉到北京地壇醫院治療，造成那里的醫護人員也被感染。截至5月12日，北京地壇醫院，有5位醫護人員感染。

　　北京佑安醫院醫護人員的感染，則與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相關。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羅怡回憶，3月12日，他們接到租住在北京市東郊的大黃莊，一位50多歲的山西患者急救電話，他們就緊急把該患者送到北京佑安醫院。此人就是到北京為于某四處張羅醫院的親戚。目前，佑安醫院至少有12名醫護人員遭感染。

　　之后，北京德外醫院至少有2名醫護人員感染，北京朝陽醫院至少有5名醫護人員被感染，武警北京總隊醫院28歲的內二科主治醫師李曉紅3月30日被感染SARS，4月15日不幸殉職。

　　5月6日，北京首次發布SARS疫情分析，該分析認為，截至到5月6日，北京確診SARS患者1897例中，其中醫護人員感染有335人，約占18%，居感染人數類別的首位。截至5月8日，該項數字則為370人，仍為首位。

　　醫務人員緣何最受傷

　　白衣戰士，為什么最容易被擊倒？

　　5月9日上午，在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舉行的第五次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蔡赴朝就此回答稱，醫護人員感染比較多，有三大原因：第一，醫務人員和患者接觸的最早；第二，他們和患者接觸的距離最近；第三，醫務人員和患者接觸的頻率最高。

　　對于蔡所言“距離最近”、“頻率最高”，302醫院進修生覃慧敏感觸頗深：長期與“非典”重癥病人近距離接觸，有時病人呼吸道的分泌物太多，太急，傳染力很強，有的醫師要臉對臉為病人進行支纖鏡吸痰，保持病人氣道通暢，還要長時間留在病人床邊觀察病情，調整呼吸機參數，根據病情調整用藥。

　　對于“接觸最早”，業界則對有關部門處理模式有不同意見�！叭绻�我們提前獲取了廣東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就不會出現現在的局面�！鼻囟鲝娬f，非典對于北京而言是突如其來的，許多東西都來不及準備。

　　在采訪中，一些醫護人員表示，信息不通暢應該列為第一大因素。

　　他們說，由于信息的不通暢，導致對非典缺乏科學的認識。開始很多醫院將SARS當成普通高燒病人治療，醫護人員沒有采取嚴格保護措施。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羅怡也稱，他們在3月5日將于某等SARS患者從301醫院轉運到302醫院時，沒有采取任何防護措施。幸而他們沒有因此感染。

　　由于對SARS本身致死的兇殘性缺乏科學了解，當重癥患者出現死亡后，包括醫護人員，尤其是臨時護工們，增添了更大恐懼，從而導致臨時護工短缺，增加了醫護人員勞動強度。

　　在302醫院，當3月7日于某父親不治身亡時，尤其是，3月11日醫護人員首次出現感染后，2月20日前來準備進修半年的30余名進修生，近半數人紛紛以各種名義選擇離開了。

　　這樣的情景一度出現在北京很多醫院，許多臨時護工(如清潔衛生、送餐員等)臨陣逃脫，以至于出現“把月薪從350元增長到4000元也招不到一個護理工”怪現象。醫護人員只好臨時挑擔，超負荷運轉，疲勞之極，免疫力下降就可想而知了。

　　記者從北京市監察局了解到，抗擊非典以來，北京市有15名醫務工作者在防治非典工作中因擅離職守、臨危退縮受到不同處理。

　　深層問題

　　“衛生管理部門應該深思�！�5月14日，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所長蔡元華對直言不諱說，這是衛生管理體制，長期重醫不重防，造成傳染機構長期不健全密切相關。

　　蔡元華說，呼吸道傳染病很長時間沒有爆發過，過去主要也是以流感為主。并且，國家衛生體系以國有為主，而國有資本對預防投入比較低，因此造成不僅綜合醫院硬件和軟件建設，缺乏應急能力，即使專科傳染病醫院，也存在這些問題。

　　比如，在北京某中等規模的綜合醫院里，傳染病主要設在大內科的呼吸內科。這些科室主要針對于在肝病患者，乙肝患者是許多綜合醫院傳染科室的主要收入來源。由于肝病尤其是乙肝屬于慢性病，不能企望“藥到病除”，因此前來求治的也不是“門庭若市”，自然影響到收益�！拔覀冊卺t院地位不高”。北京一綜合醫院呼吸科副主任抱怨說。

　　不受重視，再加上醫院管理者短視，就影響醫院對該科硬件和軟件的投入。診斷治療和護理SARS這類呼吸系統急癥需要經驗豐富、有專業特長的臨床�？漆t生和護士，還需要呼吸機(有創及無創)、血氧監護儀、床頭X光機等專用設備，而這些都嚴重不足。

　　據記者從各醫院了解，在一些綜合醫院，由于床位和專業醫護人員不夠，SARS患者急劇增加時，只好把心臟科、外科等醫務人員急征過來。

　　4月30日，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舉行第二次新聞發布會，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王岐山說，在北京，現在的注冊醫生有32000人，有正規資格的護士34000多人，但真正熟悉呼吸疾病的醫生和護士不到3000人。占總數的4.3%。

　　王岐山承認：“對于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從醫護，包括醫療，包括醫院的基礎設施，方方面面都是跟不上的�！�

　　亡羊補牢

　　情況在4月20日后，發生了改變。這天，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原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被免職。

　　之后，人們看得到的數字是，醫護人員感染率在降低。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蔡赴朝前不久對外公布疫情分析：統計數據表明，從4月21日到5月1日，這段期間醫務人員當日確診的發病人數，日均保持在兩位數，每天平均是15.81人。從5月2日開始到5月8日，整整一周時間，這一周每天直接確診的醫務人員感染數已經降到個位數，平均每天6.3人。

　　“雖然如果按職業來劃分，確診的非典患者總人數，醫務人員還占首位。但是如果按照當日直接確診的患者人數來看，醫務人員的比例已經呈現了明顯下降的趨勢�！辈谈俺�說，5月7日、8日，醫務人員當日直接確診的人數都是4個人。

　　“我們在19個定點非典醫院督查時，連續三天沒有發現一例醫務人員感染�！�5月8日，衛生部非典防治領導小組第九工作組一工作人員證實，現在發生的一些醫護人員感染，主要還是一些中小型綜合性醫院，包括一些發熱門診。

　　亡羊補牢。5月6日，北京將此前全市設立的123家醫院發熱門診進行了整頓規范，保留了63家條件較好的醫院發熱門診。此前，北京市曾經規定，該市所有二級以上醫院都須設立發熱門診。但不盡如意的是，不少發熱門診出現了交叉感染，成為感染源。

　　在此次整頓中，北京要求：首先針對發熱門診存在的隱患和問題，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發熱門診管理的規定》，明確工作標準，要求發熱門診做到“三避免”，“三合格”，即避免普通發熱病人與“非典”病人交叉感染、避免留觀人員的相互感染、避免“非典”病人對醫護人員的感染；硬件(隔離條件)合格、軟件(醫護人員)合格、工作流程合格。其次對不符合要求的發熱門診進行停診整頓，并根據人口、區域、就診半徑、就醫流量等因素調整了醫院布局。

　　5月8日，北京首次公布了16家定點非典醫院。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韓德民表示，今后，北京市其它醫院收治的確診“非典”病人都將轉運到這些定點醫院。

　　韓德民表示，北京市如此迅速地進行戰略調整，主要就是不斷擴大定點醫院范圍，而且征用三級甲等醫院，把一些重癥患者轉向具有搶救重患能力的大型綜合醫院。

　　包括投巨資建設的小湯山醫院在內，目前北京市收治非典患者的定點醫院實際開放床位2300張，正在使用的床位數為1900張，近期還可以開發出1200張床位投入使用，預計北京收治“非典”患者的床位總數可達到3500張。

　　5月13日，在北京市防非聯合工作小組第6次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副市長張茅表示，“通過這些有力措施，不僅確保收治的完成，還能夠使我們在切斷傳染源、提高醫療救治質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北京SARS發病例已顯著下降。15日10時至16日10時，北京新報告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病例2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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