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關于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書籍，覺得最暢快淋漓的是張西平為徐海松著《清初士人與西學》(東方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寫的序，當然，這篇“總序”也適用于東方版“大航海時代”叢書的其他幾本書。“在遠古時代，東西雙方在對方的眼中都是一個夢，一個神話。”并且，雙方都認為對方是半人半神。以《馬可·波羅游記》名世的那位威尼斯人被人懷疑是否真的到過中國，因為說他當過揚州的父母官，卻只字未提孔夫子。“世界近代化的曙光是在碧藍的大海上升起的，”張西平先生的妙筆讓哥倫布這個“見了女人就追”的人

拉開世界近代化的序幕。結果他老兄只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并沒有到中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是另一個意大利人利瑪竇，“這只‘紅刺猬’的東渡使東西方哲學、宗教思想真正相遇，從而使雙方的思想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傳教的“適應策略”也罷，基督教和儒學“相合”的路線也罷，反正是“東方文化，中國精神，成為瓦解西歐中世紀城堡的一個重要因素”。西方“借東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而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運動”卻要在多少年后才開展。今天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又重新回到1500年-1800年這個起點上”。

　　沈定平先生在《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版)的自序中說：“不同文化系統之間通過橫向的擴展和傳播、沖撞與融合，給原有傳統注入新的內涵和活力，表現出文化系統的開放與兼容性”今天看來愈益重要，而明清之際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就屬于這類“文化形式”。歐洲啟蒙思想家通過耶穌會士“在東方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的世界”。德國人萊布尼茨則稱“這是一次相互的啟蒙”。蒙古成吉思汗的西征使東西方交流暢通無阻，“在散播和擴大人們的思想以及刺激他們的想象力上，它所起的影響是巨大的。一時整個亞洲和西歐享受了一種公開的交往；所有的道路暫時都暢通了，各國的代表都出現在咯喇和林的宮廷上。”(見沈著第一章第五節)仍然是史家筆下的馬可·波羅，“他完全以一種世俗的傾慕的神情，來談論中國財富的充裕、物產的豐饒、工商業的發達、建筑的華麗、人民生活的舒適。”張國剛教授在為自己和學生共同寫的《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作“前言”時說：“中國知識在歐洲日益膨脹，使孔子哲學與華夏文化成為西方教俗世界熱烈討論的話題。漢學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了。”漢學是跨文化對話，我們要從“中西文化關系的角度來討論西方漢學”。

　　法國學者維吉爾·畢諾著《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商務印書館2000年5月)的中文譯者耿升在“譯者的話”里說，17-18世紀中國對西方的影響可能比西方對中國的影響大。中國的重農主義、文官制度、修史傳統、倫理道德、治國之術，以及“多種文化派別的并存與爭鳴”、哲學思想論戰都對西方哲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據畢諾的說法，18世紀中葉以后，歐洲人的“中國熱”才轉取批評的態度。19世紀以后的情況大家都很熟悉，這里就不再抄書了。我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興趣有時來自搜羅舊書。比如一本火柴盒大小的《圣母日誦》(1913年上海土山灣印)告訴我這個文本是傳教士利類思在康熙15年時翻譯的，民國初年還在印行。我在當代學者的著作里卻找不到材料了解《圣經》之類的讀物較早譯本的付梓過程。望博覽者有教于我，這是我寫此文的一點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