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是個安全的年份，距大躍進(jìn)及文革還遠(yuǎn)，因此，民風(fēng)純樸，世道悠然。否則，像王肯的《1956鄂倫春手記》這種私人筆記，必然免不了要在開首來兩句主席語錄，并在內(nèi)中嵌些人定勝天之類的豪言壯語。王肯當(dāng)年是一個青年教師，受組織委派，深入大興安嶺，去調(diào)查鄂倫春人的生活狀態(tài)。調(diào)查的正品是報告，如今它們不知躺在哪個資料庫里。筆記本來是毛坯，在今天，反而因其真切而私秘，格外吸引著我們的目光。

　　應(yīng)該說，王肯是幸運(yùn)的，因為他目睹過相對完整的鄂倫春文化，而我們則少有這樣的機(jī)會了。一個原本封閉而自足的民族，一旦打開山門，接受外界的幫助，他們就無可避免地要失去作為一個民族的一些基本特性。由此，先進(jìn)、舒適、文明，這些很陽光的詞，會把他們像雪一樣純粹的民族特質(zhì)慢慢融化掉。民歌、故事、服飾、飲食……當(dāng)它們不再鮮活，不再由具體生命來承載，而是變成了書，變成了傳說，這就是一個民族文化消解的開始吧。

　　為什么這種消解會讓我們惋惜？哪怕是鄂倫春這種一般而言不太高級的文化？也許，你會聯(lián)想到旅游，的確，有一些民族的文化，正在成為旅游資源，在開發(fā)中得到表演的機(jī)會。但誰有資格僅為滿足自己的觀光欲，就讓他們還和從前一樣，居無定所，四處游獵，披獸皮，食生肉……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多少悲嘆的淚橫飛，卻依然擋不住他們走下高山和走出叢林的腳步。鄂倫春人定居在白銀納村時，有一位84位的老婆婆，堅決不住房子，她在屋前搭了一個“撮羅子”(即木桿窩棚)自己住。她擔(dān)心房子的蓋會掉下來，擔(dān)心門窗緊閉會憋死人。“看不到天，人還怎么活？”這是最微弱的反抗，甚至激不起同族人的回聲，旁人更是把她的舉動當(dāng)成一個茶余飯后的樂子。沒有人知道她內(nèi)心深處的恐慌，那應(yīng)該是一種文化被連根拔起時的疼痛，但又是一種植物般的疼痛，未及流血，悄然枯萎，杳無聲息。

　　鄂倫春人的婚配一直由父母包辦，1928年，曾有八對男女約好了，一起逃到山里，自由婚配，自主生活。可臨到上山時，一個女子被家人拖住了，所以逃到山上的只有七對半。那個沒走成的女人這樣唱道：“我的親人哪／你慢慢翻過山頂／回頭看看吧／呼瑪河畔紅光閃閃／不是映山紅也不是篝火／是你妹妹的紅色頭巾／向你不停地抖動啊……”后來，那些年輕人都被官兵捉住了，因為怕引發(fā)暴動，他們都被押上了刑場，他們對著槍口這樣唱：“活了二十年，自主三十天，死也心甘了！射吧，射吧……”我愿意把這個故事，看成一種悲劇性暗示，因此，我格外珍視1956年凝望鄂倫春的溫暖目光，它熱切、真誠，透射出人本的光輝。(元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