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冰／文

　　從中英談判直至回歸前，香港的精英們千方百計想的是如何將香港與內地區隔開，從而確保香港的獨立性和外資地位；而今卻走向另一極端，他們不但希望將香港視同內資，以加強兩地的經貿聯系，有人更向中央建議，香港不必再擁有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從經濟上依附內地了事。

　　兩種心態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特性：只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視和缺乏戰略層面思考的小氣。如此，難免落后于形勢，處處被動。

　　從戰略層面上講，香港怎樣才能在大陸與海外之間左右逢源？香港的用處、優勢與特色在哪里？香港經濟優勢在何處？

　　內地改革開放之初，在國家和香港的未來還不很確定的情況下，港資以創新的精神與勇氣，將600多億美元投資于珠三角地區，創造了近1000萬人口的就業機會，并實現香港向服務性社會的成功轉型。這些投資有相當部分是外資借港資之手進行的投資，實際上香港起到了為外資有效地降低投資內地風險的作用。由于初期十幾年回報豐厚，而外資又龜縮于香港，這反過來帶動了香港地產及經濟的全面繁榮。

　　而今形勢大不相同，一方面長江三角洲的崛起及內地企業的興盛降低了港資企業的市場回報率，另一方面由于內地嚴打走私、完善稅制，又加大了港資企業的成本，致使回流香港的財富日趨減少。這正是香港經濟與樓市風光不再的根本所在。更為嚴重的是外資開始夠膽直接進入大陸而使香港邊緣化。一個現象是，數據顯示跨國企業駐香港的數量增多，而本地寫字樓和配套人才的需求卻直線下降。其中的原因恐怕是跨國公司(包括一些香港企業)大部分主體業務人員已搬遷至大陸，而香港反淪為人數很少的管理與記賬中心。

　　本地的股票債券市場自1997年以來受到三次重創，以致外資、本地及內地投資者喪失了很大信心。這三次重創分別為：

　　其一是由于國企紅籌的政策及道德風險，致使以廣信為代表的紅籌H股企業喪失了融資功能，嚇跑了國際投資者。這不但使紅籌H股的資本市場環境空前困難，更為日后中國大型國企融資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和額外成本。中央政府的處理手法和各部各省的短視行為對此都有責任。

　　其二是由于許多香港掠財型企業濫用威名，掠奪股民財富，使本地、部分內地與國際投資者血本無歸，而不愿意再投資股票，并視之為畏途。殺雞取卵的做法無異于自毀長城。

　　其三是由于香港證券監管機構對內地的隔膜，無法驗證盡職調查的真實性，而使民企得以與中介機構狼狽為奸。這以去年歐亞農業的民企風波表現最為明顯。泥沙俱下的情況殃及許多質地不錯的企業，再次嚴重打擊了市場信心。例如去年僅福建省就有近40家企業通過各種方式來港上市，但當中大部分已被市場證明為垃圾。當然水至清則無魚，但香港證券界不應反思這種自己砸自己飯碗的事情嗎？

　　另外，最關乎港人生計的樓市未來仍不樂觀。三年前，我對朋友們有一句贈言：“世界上兩樣東西不能買，一是香港的房子，一是大陸的A股”。港府與大陸證監會所做的本質上一樣，都在試圖違背經濟規律托市，結果是諱疾忌醫，拖延而已。

　　香港過去扮演外資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中介角色，成績斐然，只因洞悉所有“洋”的一套。而今僅此不夠，要將大陸產品／企業推廣海外，為其提供工商支持服務，還要洞悉“土”的一套。

　　而這如何才可以做到？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戰略？

　　過去二十年，港人炒樓炒地，疏于文化學習，致使今天三四十歲的一代人競爭力整體較弱。他們不但不了解大陸歷史、心態與國情，更受不起挫折、缺乏進取的手段與魄力。如此，如何擔當起企業和社會的重擔？香港的教育體制必須改革，從而避免將新一代青年人塑造成只知低頭拉車(或根本不愿拉車)不知抬頭看路的一代。

　　人口政策上，需要考慮的是香港最需要什么樣的人才及如何吸引、留住他們。我的建議是，與其費很大力氣去挖國內人才，倒不如直接“截流”優秀的海外留學生留港服務，而這當中也包括過去近千名由香港耗資幾十億培養出來的大陸在港留學生。這些人要么被轟回大陸，要么遠走新加坡、歐美，實在是政府一大失誤。香港目前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上都堪稱“大陸留學人才港”，整體實力遠勝京滬。但隨著國內日趨開放及國內金融業的開放，是否還能持續此優勢則大有疑問。

　　要感謝莊豐源的父母，他們的歪打正著為香港吸引保留大陸優秀海外留學生以港為家，開出一劑靈丹——即大陸孩子一旦生于香港，則成為身份最便利的港人。�熞粚�內地夫婦于1997年9月持雙程證到香港后，生下目前已有3歲的男童莊豐源。香港終審法院的5名法官20日駁回特區政府的上訴，一致裁定莊豐源有權在香港居留。��

　　香港特區護照是當今全球化浪潮下中國人最佳身份選擇。進，中國大陸暢通無阻，還可享受其公民權利；退，特區護照可通行天下。港府甚至可以考慮這樣一條政策，凡在香港納稅滿100萬元的大陸人士可獲香港特區護照。

　　國內教育體制以前都是用培養國家干部的思路教育大學生。這些人長于宏觀戰略思考與人際溝通技巧，加上在海外留學過程中學術上的精煉，可以說最后能落腳香港的留學生一定具有國際競爭力。他們正好與香港精于執行能力的人才相互彌補。此外，在這些人中，不少曾在大陸政府工作，諳熟內地政府關系。香港大可仿效國內人大、政協、證監會等部門起用港澳人士的做法，任用其中一些優秀分子，專為港府獻計獻策，打通內地經脈。至少推廣署、旅游局、貿發局等機構就應配設一名大陸人士擔任副職，而不少港資企業已然如此。

　　香港人極勤奮、靈活，惟獨欠缺具有信念、戰略思考型的領導人才。政府和企業一樣，需要具備一批有高度責任心、很強的綜合協調執行能力以及戰略性思考能力的復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