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我有機會多去了一些北方和東北的地方，逐漸注意到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不少地方的GDP增長很快，人均GDP的水平也不低。但是，這些地方的平均工資水平和生活水準依然不怎么高，這些年來雖有些變化，但絕不象它們的GDP數字那樣可喜。后來與一些滬上的朋友聊天，大家均有同樣的觀察。看起來，這也許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碰巧，最近與學生們一起討論關于蘇南鄉村企業的變化和經濟學上關于企業性質的“科斯-張五常定理”(我在“閱讀張五常”的文章中使用了這個說法)，引發出一些思路來，覺得對這個觀察似乎

有了一些間接的答案。

　　讓我先來從蘇南地區這些年來出現的一個新現象說起。這個現象肯定不止于蘇南一個地方，其實浙江就更盛了。但的確在很多地方目前還難以觀察到類似的東西，因而這個差別值得關注。蘇南地區的鄉村企業的變化是我近年來一直不愿放棄的話題。一個話題是關于原來的鄉鎮企業的“民營化”過程(我們稱之為“轉制”)，另一個則可以概括為“市場替代企業”的過程。什么叫“市場替代企業”呢？從蘇南的經驗來看，這個過程是指，原來的生產企業內的某些人離開了工作的企業，自己創辦了更小的“企業”，或者更確切地說，自己開始依賴市場交易來組織自己的生產了。

　　在蘇南，有大量這樣的案例。這些案例可以用一個高度簡化了的例子來分析。一個原來機器廠的職工離開了企業之后，自己通過某種渠道拿到了同樣產品的出口訂單，然后他(她)讓企業A做鑄造零部件的工作，然后拿到企業B去冷加工，最后再到企業C裝配成機器，由他再把產品交給出口商。企業A、B、C可能是原來的那些企業，更可能是家庭作坊。這些作坊從事的生產通常是原來的企業職工因為具備了生產經驗而使用簡單的工具并常常利用夜晚時間在家庭里面進行的。但不管怎樣，與我們一般看到的情況正好相反，產品不再是一個企業內部的各個工序之間協調配合生產出來的，而是全然通過市場交易出來的。

　　乍一看，這個“市場替代企業”的例子正好是科斯在1937年的那篇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中所給出的“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的反命題。但這恐怕正好驗證了張五常教授關于“不知企業為何物”的一個重要思想。我在“閱讀張五常”的長文中對這個思想曾經做過介紹和評價。在張五常看來，我們需要再組建企業，可能只是因為對生產要素的貢獻去直接度量和定價太困難，我們才不得不通過更容易的方式進行間接的定價。這個間接的定價方式其實就是科斯在1937年提出的那個由企業的權威去替代市場定價的命題。但是，如果產品市場上能夠直接對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定價的話，那就不一定需要再去組建企業了。張五常教授在香港看到了大量的按件計酬式交易的存在，顯然就是絕妙的證據。

　　簡言之，以張五常教授之見，企業和市場的替代關系應該是雙向的，這取決于兩種定價方式的成本對比。不難理解，我們在蘇南看到的現象(以我們上面的簡化例子為代表)其實就是張五常教授所指的那種按件計酬的市場交易。這說明，當產品市場的交易能夠直接對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直接定價的話，再把這些要素所有者“一體化”到企業內部(也就是用企業去替代市場)就不合乎理性了。所以，一旦外部條件具備，我們就能觀察到市場對企業的替代過程，也就是說，生產開始由市場交易(合約)來組織而不是被組織在企業的內部。

　　前面的這個所謂“替代定價理論”如果轉化成更容易理解的話語，那就是，假如一個人的某種才能或者某個其他人不具備的相對優勢是可以在市場上得到充分回報的話，那么，只要他能發現這樣的市場機會，他必然會尋找在市場的實現方式。比如，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他一定會去創辦自己的企業，而不愿意受雇于別人的企業成為支薪職業人。具有創意精神的編輯可能愿意創辦自己的“工作室”而不愿意與平庸的人一起在出版社獲得同樣的待遇。同樣，一個能拿到訂單的人自然也不愿意為別人手中的訂單去打長工。

　　我們在蘇南看到的現象就這樣地在不斷發生著。隨著外部條件的變化，原來鄉鎮企業與雇員之間的產權和合約關系開始了重新界定的過程。一些人離開了原來的企業，可能是因為自己的經營能耐沒有得到企業領導的發現和重用，因而其價值沒有在所獲的薪水中得到充分體現；也可能這些人有一些其他人尚不具備的其他優勢，如擁有某些特定的人際關系。譬如，能拿到出口訂單的人就屬于這類人才。這些人之所以“跳槽”，用我們前面的經濟學語言來說，是因為他們在企業內沒有被正確地“定價”，而沒有被正確地定價，正是因為他們是在企業內。企業與市場的不同就在于企業對生產要素所有人的定價是間接定價，人們在企業內的“價格”只是平均價格。所以，在外部條件(如政府的管制、市場的準入壁壘、接近金融的程度等)許可的情況下，他們必然開始重新尋找直接定價的機會，也就是開創自己的“事業”。于是就有了我們開頭以高度簡化的方式所描述的那個情節。

　　對于轉軌經濟來說，這個“市場替代企業”過程的發展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蘇南的現象可以被理解為市場規模和深度的擴展過程。從根本上說，市場的深化就應該是這么一個發現市場機會和利用市場交易來直接度量生產要素的貢獻和報酬的過程，它應該表現為一個更多的交易被創造的過程，而市場交易被創造的過程也同時就是要素所有者被正確定價或得到正確回報的過程，因而這個過程是創造更多財富和更多收入的過程，因為更多的市場機會被發現、更多的市場交易去替代企業的生產必將表現為更大的GDP的增長。這些年來，浙江的經濟、廣東的經濟與蘇南地區一樣，其GDP的增長背后其實正是民間財富的高速增長。

　　但是，對很多地區來講，制造GDP要比制造市場困難地多。可以想象得出的是，引進幾個大的生產項目和制造形象工程很容易抬高當年GDP的數字，但并不真正提高百姓的真實收入和福利水平。如果政府還在努力制造著GDP、還在為了GDP而努力的話，那么這些耀眼的GDP就常常是和更低的工資、更多人的失業以及更高的樓宇空置率并存著，這使我想到了“增長的貧困”這個很久以前的說法。說起來也奇怪，今天，我們經濟的增長似乎越來越變成了政府的事，而讓更多有能耐的人去發現市場機會、去為自己的能耐定價的自由依然受到了嚴格限制。限制了這些自由，就等于限制了市場的規模和市場的擴張能力，其結果，發展市場經濟的呼聲不知不覺中已經讓位于了GDP的數字競賽。這是我們在今天需要認真反思的一個現實。

　　很多年前，在一次演講中有學生問我，假如要用一句話來概括經濟學在亞當·斯密以來的主要成就的話，這句話應該是什么呢？我回答說，這句話應該是：經濟學告訴我們，更多的財富不是生產出來的，而是交換出來的。(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