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文

　　自從SARS突破廣東向全國其他地方蔓延，人們就開始有了擔心：這種目前還沒有有效治療方法的疾病會向中小城市特別是向農村傳播。從目前的疫情報告來看，疫情的確有向小城鎮、農村蔓延的趨勢，擔心的事情正在發生。據悉，疫情在一些農村地區的蔓延與外出務工人員返鄉有密切關系。比如，在山西的66個病例中，有25位為進城農民工，在打工期間發

病住院，另外41人在農村發病。目前從疫區返鄉的人員已經達100萬之多，僅從北京市出去的返鄉人員就有60萬。

　　盡管有關方面采取了種種穩定農村進城打工人員的措施，為什么還是有大量的打工人員跑回家鄉？為什么他們寧可承擔經濟上的損失，甚至要冒著路途上被感染的風險而返鄉？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詢不能僅僅從政府和學者的角度去分析，還應當從農民自身的角度去體會和解釋。

　　籠統地講，這是對突然降臨的災難恐慌的結果。作為一種目前仍然沒有有效醫治辦法而傳染性又極強的疾病，人們產生恐慌是必然的。恐慌是人的生存本能，也是自衛的心理前提。人們所能做的事情是盡可能降低恐慌的程度，特別是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據我所知，那些離開北京的人員，往往都受到兩個方面的忠告：一是北京已經采取了種種的預防措施，而在返鄉的路途上說不定還會有更大的風險；二是即使不幸被傳染上非典，北京的醫療條件應當說是全國最好的，而且，政府也已經三令五申，國家會承擔農民和其他經濟困難者全部的醫療費用。但即使這樣，也還是沒能阻止那些返鄉者的腳步。筆者認為，這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在城市中，那些打工者是處于一種不容易形成信任感的環境中。在這里，他們獨身一人(即使一家人在這里也無濟于事)，周圍是一個陌生的世界，而且在城市生活的經歷也告訴他們，這個陌生的世界對他們或多或少是歧視性的，他們很難從這個陌生的世界中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幫助。

　　這種歸宿感的缺乏和不信任感使得我們的許多工作和措施在效果上打了很大的折扣。在最近一段時間的抗擊SARS的實踐中，中央政府對農村的疫情和在城市中打工人員的關注是深切的和真誠的。5月6日下午，國務院專門召開全國農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電視電話會議，部署農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要充分認識做好農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千方百計確保農村不發生大規模疫情，確保廣大農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確保農村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在對外來務工人員的保護上也采取了許多的措施。但所有這些充滿誠意的措施，都必須要在外來人員對此具有信任感的基礎上才能發揮作用。

　　客觀地說，過去我們的一些制度，特別是這些制度的執行過程，已經不同程度地損害了農民的信任感。甚至有的民工說，“現在把我們保護起來也不是真正關心我們的生命，而是怕我們把疾病傳染給城里人。”種種誤解與多年來對他們信任感的損害是有直接關系的。正因如此，不僅出現了健康的外來務工人員大量返鄉的問題，甚至出現了非典患者或疑似患者從城市中的醫院逃離，從而可能造成疾病的新的傳染途徑的現象。可以說，在大規模的災害和危機發生的時候，社會成員對政府和社會的信任感對于控制和處理危機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次抗擊非典的事件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央和各級政府對保護農村居民以及改善農村醫療狀況的真誠努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危機也給城市和各級政府提供了重建農民信任感的一個良機。

　　現在來預測農村疫情蔓延的前景也許還為時過早。就抗擊非典的條件來說，農村有非常不利的因素，也有有利因素。一方面，農村醫療基礎設施薄弱，技術力量不足，疫病監測體系不健全，農民普遍缺乏必要的衛生防疫知識，防范疫病的意識差，農村存在著非典疫情擴散的渠道和隱患。這是不利的一面；另一個方面，農村人口密度小，社區之間相對隔離且邊界清晰，互相之間的流動性也不大，而且廣大農民對“瘟疫”的社會記憶和傳統的防范措施都普遍強于城市，這是農村防范病毒傳播的有利因素。目前我們需要努力的是：一要將農村現有的組織資源動員起來；二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加強農村基礎醫療設施的建設，改善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重建農民的信任感。可以預期的是，有沒有農民的這種信任感，將直接影響政府各項措施在農民中的具體實現，影響到農村抗炎斗爭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