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戰而屈人之兵——創建柔性贏利模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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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3年05月17日 15:32 中國經營報 | ||
很多年沒有碰到類似SARS這種不可預知而又難以控制的災難了,就像地震,突如其來地降臨使人不可抗拒。然而SARS似乎比地震更讓人揪心,因為地震不會傳播,而SARS會,所以到目前為止,因患SARS死亡的人數不過幾百人,遠遠低于任何一次大地震,但SARS卻因為“人心”使得整個中國經濟面臨比地震更大的影響。 我絲毫不會懷疑以人類今天的智力和中國政府有力的領導,SARS會在不久的將來在中 SARS對中國企業的隱性影響 我國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率達到9.9%,是6年來增長最快的,今年前3個月,有超過130億美元投資涌入中國。如果從總體上來判斷SARS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應當說,SARS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態勢。但從企業層面上,我覺得至少還應當考慮以下這些影響: 首先,由于消費者在外出的絕對數量上減少了很多,特別是在北京、廣東與山西、內蒙古等所謂的疫區,外出的比例更是大大降低,從而在絕對量上減少了對消費的支出。如果某些終端產品的消費量絕對減少的話,那么影響將是鏈條性的,比如服裝的銷售量減少,將會影響服裝加工廠,然后一環一環地影響到紡織廠、棉花基地等等。 這種影響的鏈條傳遞有一個時間周期,比如服裝一般投料到成品大致要3~6個月,目前的銷量不僅影響已經生產出來的成品,而且會影響到上游廠商對下一季度的備料,會使得相關的企業調整其生產結構和人員結構。所以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絕不僅僅是目前的統計數字,因為目前大部分中國的企業都不具備所謂的“柔性生產”能力,所以即便SARS結束,企業也將會有一個恢復原有狀態的過程,這種過程就像春節放假后的“收心過程”一樣,其效率損失不可低估。 其次,直接承擔著商業與生活往來功能的民航、交通、旅游以及零售業、餐飲、服務娛樂業,在SARS中的損失是最慘重的。但如果SARS控制住,這些行業也是最容易恢復的,甚至還能興起新的消費高峰。相反,倒是一些像金融、制造、農業、建筑等行業,對潛在的危機沒有足夠的重視與準備,結果在后SARS時期反而衰退。 其三,由于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減少了外出,從而使得相當一批合同或交易被推遲,特別是企業高層之間的往來減少,“生意是談出來的”,沒有了溝通,自然也沒有了生意。如果SARS疫情與人們對SARS的恐懼繼續持續的話,這會使得SARS對經濟的影響層面遠遠超出了某幾個行業,而是面臨著一種經濟增長鏈條斷裂的危險。 SARS暴露中國企業抗危力薄弱軟肋 現代經濟學有過兩次偉大的革命性突破:一次是將消費者的主觀偏好作為供給與需求的起點,這使得消費者主導這一符合人性的經濟邏輯,在經濟學中獲得了應有的位置;第二次是將消費者的未來預期作為目前消費的依據,從而正式將消費者信心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這兩次突破構成了現代企業競爭的基點:消費偏好構成了市場細分的基礎,而理性預期則表明,影響經濟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危機,甚至不是戰爭或災難,最重要的是對于經濟前景的判斷或者說不確定性的判斷,比如在未來前景不明顯的情況下,你如何決定產供銷?如何決定自己的業務結構?但是恰恰在這兩方面,我認為中國企業都做得不足夠好,或者說,大部分企業的贏利模式就是簡單的低成本或者大規模,將競爭的焦點集中到產品上而不是消費者的價值上。同樣,我們的企業家也把一個企業的發展完全歸于“利益”層面,而沒有在“理性”的層面上建立企業發展的戰略系統,這就使得整個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外延性的擴張而不是內涵性的價值實現,是依賴于物質利益的激勵而不是理性的指導。 這種靠量、靠物來取勝的企業競爭模式,對于危機的抗沖擊能力是比較弱的。在這種情況下碰到SARS,我們的不少企業立刻就被打倒:員工成天提心掉膽,人心惶惶,企業如何做事?大家都不出門了,都沒人買東西了,生意怎么做? 由于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員工乃至社會會出現集體性恐慌,所以企業的SARS之戰,還沒開始首先在思想上就輸了:當員工情緒出現波動的情況下我們怎么辦?回避或置之不理的結果,是企業氣氛進一步惡化,是社會氣氛進一步的惡化。 事實上“危機”只不過意味著出現了一些特殊的情況或風險,只不過說明我們過去正常的“贏利模式”不再生效,但由于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會出現這種情況,由于我們的企業發展是一種習慣于“廣告轟炸”或者“人海戰術”的成長方式,即使是人心不亂,在SARS導致的市場衰退前,我們的企業也不知道怎么辦。惟一的辦法就是只好等待經濟復蘇,只好等待需求再度“變熱”,而幾乎沒有主動調整利潤模式,主動刺激新需求或主動創造新需求的能力。 全世界幾乎所有優秀的公司都不會一味地去適應市場,只知道在一種情況下贏利,情況一變就手足無措,而是要去適應變革,引導市場。應當說,這些年經濟高速增長把我們一部分企業“慣壞了”,SARS暴露出了我們的企業沒有較強的逆境生存能力,或者說抗危機能力。 后SARS時代的戰略思考: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就企業層面而言,我認為SARS最重要的影響,表面上,是其打亂了企業正常的生產秩序,造成了整個供產銷系統的脫節與錯位。而在這種脫節與錯位的背后,卻是我們的企業缺乏“柔性的贏利模式”,缺乏對經濟危機應有的警惕和準備。 什么叫“柔性的贏利模式”?當你能夠清清楚楚地知道是哪一類客戶為你提供了大部分利潤,能夠讓你的員工在30秒之內就能向顧客解釋清楚為什么要買你的產品,你的產品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你就能夠保住你的大部分客戶。有人曾經做過一個研究,發展一個新顧客的成本是保持一個老客戶回頭的8倍,同時,如果你能夠把客戶的電話或郵件留下,就會增加兩倍或三倍的回頭率等等,類似這些做法可以大大地使企業的利潤實現幾何級數式的增長。 像這類通過對贏利價值鏈進行精耕細作的賺錢方式,我把它稱為“柔性的贏利模式”。在“柔性的贏利模式”下,當外界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時,企業既可以通過供應鏈的整合,通過業務流程的重組,通過財務費用的緊縮來降低成本,也可以通過對特定客戶群的優質服務,通過老客戶的回訪,通過對重點市場之間的平衡來獲得收益。 在SARS時期,我們應當記住幾點,第一,企業的利潤不僅僅來自于外部市場的銷售量增加,還來自于內部運營成本的降低;第二,企業的利潤不僅來自于大量客戶購買,還來自于有效客戶的購買;第三,你不一定要馬上創造出新產品或者新創意,但你可以將原有的客戶服務好;第四,大部分客戶不會主動來找你,但沒有一個客戶會拒絕你的服務。 SARS很快就會過去,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SARS是一場影響到經濟的危機,而不是一場經濟危機。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后SARS時代將損失補回來?并由此將壞事變成好事,重塑企業的戰略競爭力? 一種最簡單的補救就是利用SARS后的經濟復蘇機會和“新機會”,采取“贏利”措施。在這之中,重要的機會把握就是對SARS持續時間的判斷。因為企業對疫情判斷的不同,對生產、銷售與資源的安排就會不同,這種情況下,準確地判斷就會獲得“機會利益”。其次是在產品和營銷上的創新,以拉動新的需求或剌激出新的消費熱點。 當然,SARS時期形成的一些消費熱點,可能還會繼續。比如SARS時期人們對健康的關注,健身場所及其器材、清潔用品也會保持一個相當長的需求期。比如可以預料這一時期相當一批企業的產品出現了積壓,因此很可能“放水”打價格戰,但我們大家都清楚一個道理,大家都知道的機會可能就不再是機會,所以許多表面上看起來“馬上”就可以發財的機會我倒建議你慎重,一個道上如果走的人過多,表面上寬的路反而擁擠。 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機會是企業重新思考成長戰略,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懂得物質層面的成長,我們的企業家、管理層乃至員工都需要思考,我們靠一種什么理念來對待興盛與危機,甚至我們應當思考除了納稅之外,我們還應當對社會負什么樣的責任。 我們這個世界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模式。SARS提醒我們,也許我們過去一直都很順,也許我們一直都很成功,但這并不意味著永遠成功。同樣是面臨“中東石油危機”,為什么位居第七的殼牌能夠利用危機成了全球石油公司老大?同樣是面臨亞洲金融危機,為什么相當多的日本公司一蹶不振,而三星卻以其“數字化戰略”在手機、LCD、筆記本計算機、隨身聽等領域讓摩托羅拉、索尼等領導者黯然失色(在2001年盈利超過三星電子的只有GE、IBM與諾基亞)? 我建議每一個企業都不妨去做一個設想:如果你目前的所有客戶都沒有了,你怎么辦?或者你去想,如果你目前所有暢銷的產品突然滯銷了沒人買,你怎么辦?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柔性的贏利模式”———可口可樂的老板敢說,即便我的廠房全都化為灰燼,我也能在3天之內重建可口可樂,這種夸口背后我想是可口可樂有一批忠誠的消費者。 這種夸口給我們什么啟示?中國企業如果不想在世界商業舞臺上,永遠做一個低層次的制造商或加工商的話,就需要給自己做一個假設:如果印度、越南甚至其他國家的勞動力成本也比中國低,我們的路在哪里?2001年索尼、松下、東芝、日立、NEC、三菱、富士通合計虧損就達人民幣1250億元,日本一批優秀公司全面衰退的背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臺灣公司與相當一批中國內地優秀企業的崛起,從而讓日本公司的成本優勢蕩然無存。同樣的道理,當印度、越南等國家的制造成本比中國低的話,中國公司會不會也會出現全線虧損? 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競爭的對手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只有我們戰勝自己,才有可能“屈人之兵”,我以為這就是后SARS時期中國公司最重要的戰略。 (作者為北京錫恩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北京大學經濟社會學博士,海外歸國十大創業人物,美國《財富》雜志簽約專欄作家,電子郵件:jack@myz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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