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隔離(Quarantine)一詞來自拉丁文，意指40天。根據歷史語言學家的考證，隔離一詞可以溯源到14世紀的歐洲，當一艘來自黑死病疫區的商船到達意大利繁華的威尼斯港口時，該艘船被要求隔離到一個孤地拋錨停留40天，不許一個人上岸。從意大利的拉古薩、到威尼斯、到佛羅倫薩，人們采取各種措施試圖把瘟疫擋在門外。不幸的是，可以隔離的地點并不常有，該項規則不能貫穿始終———另外據稱攜帶瘟疫的老鼠們帶著跳蚤完全可以游上岸來。

　　在黑死病異常兇猛的“大死亡”期間，被嚇壞的民眾偶爾會行使一種更為粗暴的隔離：他們把染病者的門和窗全部用木板釘起來，最終讓他們在里面餓死。記錄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的各種官方記錄和個人日記等，往往為我們展現著同樣的一幅畫面，人們采用了各種形式不同程度的隔離措施，有的甚至是非常野蠻的。比如完全隔離、看管、監護、噴灑香水、消毒、設置路障、禁閉、采用健康證書以及德意志的健康通行證和西班牙的健康憑證等等，這些都反映出在黑死病席卷歐洲之時，人們從理性到近乎瘋狂的舉措，也描繪出人類社會在面對巨大的災難瘟疫時所表現出的相同的社會草圖。

　　不過更為有趣的是在瘟疫時期隔離也充分反映出了貧富差距。富人們一聽說有疫病傳染，就急忙逃往鄉間的別墅；人人都只顧自己。薩米艾爾·佩皮于1665年9月寫道：“這種疫病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比狗還不如�！倍�根據蒙田的講述，由于家鄉有疫病傳播，他“歷盡艱辛”，帶著一家老小四處奔波，尋找一個安身之所，“親友害怕，自己也害怕，全家老小真是走投無路，無論想在何處留下，都會遭人厭惡”。至于窮人，他們則困守在被傳染的城市中，國家養活他們，同時也監視、封鎖和隔離他們。

　　卜伽丘的《十日談》細微地描繪了黑死病流行期間，一群青年男女躲在佛羅倫薩附近一所鄉間別墅中閑聊時講述的故事。

　　在1523年的夏季，鼠疫有一次打擊了巴黎的窮人。正如為威索里在其《理性書》中所寫的，“死亡者主要是窮人，因而原來在巴黎以行竊為生的大批小偷剩下不多了……從普帝香區來看，原來居住在該區的許多窮人已經被瘟疫席卷一空了�！�

　　而圖盧茲的一位市民于1561年寫下了這樣一幕：“傳染病只在窮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讓疫病適可而止，富人之間也要互相提防�！�

　　薩特在其著述中曾經寫道：“鼠疫猖獗無非使階級關系更加激化：窮人受難，富人幸免。”

　　在法國的薩瓦地區，每當疫病過去之后，富人們在重返他們經過認真消毒的房舍之前，先讓一個窮女人在那里住上幾星期。后者用生命做試驗，負責證明一切均已排除。”而在幾百年后的19世紀，當瘟疫席卷奧特曼帝國時，窮人和富人的不同境遇再次被凸現出來。當時的統治者特許家中有感染了疫病的富人家庭留在家中隔離，而得了疫病的窮人則要被集體強制送往各地的隔離站。

　　施而登·瓦茲(SheldonWatts)在《瘟疫與歷史》一書中寫道：“在奧特曼帝國的埃及，當瘟疫蔓延時，那些家里有疫情不報的人將接受嚴厲的處罰，有時甚至會被執行死刑�！�

　　我們不妨陪同一位在1673年鼠疫期間死里逃生的意大利人回顧一下當時在佛羅倫薩的可怕經歷。他在敘述當時的經歷時雖然只是簡單幾筆，但是我們也足以感受一個被瘟疫隔離的城市的景象。他寫道：“我們又重新看到這一切，到處門窗緊閉，街頭禁止通行，偶爾有食物供應車或神甫匆匆而過，無情的崗哨分布四處，唯有某個乘坐四輪馬車的貴人才被獲準臨時打開已封死的住所大門。佛羅倫薩已經一命嗚呼，不再有商業活動，也不舉行任何宗教典禮。惟一的例外是神甫間或在街角做彌撒，困守在家的信徒則偷偷從窗口望彌撒�！�

　　莫里斯·托隆在1656年熱那亞鼠疫時所著的《行善的嘉布遣會修道士》一書中列舉了當時人們采取的各種防范措施：對可疑分子進行隔離；當風向對著自己時，不同市內的可疑分子說話；點燃香料消毒；可疑分子的衣物要洗干凈，最好要銷毀；多做禱告，加強治安等。在極其富有的熱那亞城中，死尸在街上堆積如山，當地人除了把尸體裝上船只，運到海上銷毀，沒有別的快速清理辦法。而對比這些措施，隔離也許是最有成效的一個，盡管隔離在當時并沒有完全阻止瘟疫的蔓延。根據史料記載，在鼠疫盛行期間，意大利和法國的政權機構都采取了隔離的措施。例如當時有記載，從1612年起，法國巴黎“開始用強制手段把病人從家中搬出，送往圣路易醫院和圣馬塞爾的桑臺收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