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是時代的產物，如今時代變了，它也改變了；有人說，近5萬家農信社就是近5萬家民營企業，應該按企業來對待，按企業來經營，該破產的讓它破產，該改制的讓它改制，該上市的讓它上市；有人說，農信社就是農信社，變什么銀行，老老實實地趴在鄉下為“三農”服務得了，別去搶銀行的飯碗，銀行業已經夠熱鬧了……不管怎么說，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在沿海各省出現了發達地區，發達地區農信社所服務的對象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民成了民營企業的老板，農業大規模的產業化，農村和城市基本實現

一體化。

　　金融是為經濟服務的，服務對象變了，金融機構如果不像被淘汰，其本身也要“從動”。于是，顯示江蘇常熟、張家港和江陰的農信社改成了股份制的農村商業銀行，最近浙江寧波的鄞州聯社改成了股份合作制的農村合作銀行。接下來不知道還會有什么新花樣上臺亮相。我們認為，無論采用何種形式，本質上都是要生存和發展，因為農信社就是一種企業。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東部發達地區的這些特殊企業的今天，可能就是廣大中西部地區農信社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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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4月14日，央行發出的《要求進一步做好農村信用社支農服務工作》的通知強調，要把進一步做好農村信用社支農服務作為當前人民銀行的一項工作重點，農村信用社要發揮點多面廣與農民聯系密切的特點，深入農村，改進服務，積極吸收農民閑置資金。>>全文

　　農信社還姓“農”嗎？

　　本刊記者 呂曉偉 周繼秀

　　4月8日，中國首家農村合作銀行——鄞州農村合作銀行(簡稱鄞州銀行)在寧波這座美麗的海港城市宣告成立，隆重的成立慶典活動在距離28層高的“鄞信大廈”不遠的4星級酒店——寧波開元大酒店拉開帷幕，這似乎昭示著中國農村合作金融改革掀開了新的一頁。

　　農信社改革走進新時代

　　鄞州農村合作銀行的前身是鄞州信用合作聯社(以下簡稱鄞州聯社)，于1987年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準成立。鄞州農村合作銀行首任行長陳耀芳對記者說，“經濟決定金融，經濟的發展，要示金融機構為其提供相應的服務。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飛速發展，如今鄞州區的農民、農業和農村已經不是過去的‘三農’了，傳統農業比例非常小，基本實現城鄉一體化。所以，該區農信社已基本滿足了1996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有關農信社改制成農村合作銀行的條件。”

　　據陳行長介紹，與其它農村金融機構相比，鄞州農村合作銀行以合作制為基礎，同時吸收股份制的精華來設計產權制度，把鄞州聯社改制定位在由轄內自然人、企業法人和其它經濟組織自愿入股組成的，實行民主管理，主要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服務的農村合作銀行，成為具有真正意義的民辦、民有、民管的民營銀行，入股股東通過享受優惠的金融服務和投資分紅來得到回報，同時以利益為紐帶加強其對銀行經營管理和監督的積極性。

　　據行長秘書周宏介紹，股東代表大會的構成形態為：員工股東、其它自然人(農戶、個體工商戶等)股東、法人股東三者之間分別以2：3：3的比例定向分塊產生。股東代表按資格股一人一票，法人投資股每10萬股一票選舉產生。這樣，在治理結構上就有效地防止了被少數人、大股東控制的可能，從而保證對區域內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支持力度，同時由于員工股在其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對經營成果更為關注，對經營管理層的工作來說壓力更大，激勵亦更直接。三者之間既有機結合，又相互牽制，構成了鄞州銀行既不同于合作制，又有別于股份制的全新機制。

　　新成立的鄞州農村合作銀行是否引導中國農村金融改革新潮流？我國農村信用社盈利嗎？如今近5萬家農村信用社還屬“農”嗎？這些曾為農村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農信社都要變銀行嗎？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奔赴浙江，對這一地區農村信用社進行了實地采訪。農信社掙錢嗎？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經濟和鄉鎮企業的發展，我國農村對資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直接導致許多大銀行從縣鄉地區撤出分支機構，即使保留網點，也不再開辦貸款業務。這就造成農村資金供求出現極其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為農信社的發展帶來了的機遇，也就是說，假如把農信社比作工廠的話，其生產的產品在廣大縣域經濟經濟中面對的是買方市場環境。

　　記者通過調查，農信社不僅可以掙錢，而且還能獲得可觀的利潤可以掙到很多錢。據了解，在浙江全省82家縣(市、區)聯社中，杭州市區、蕭山、鄞州、紹興、慈溪、義烏等6家實現全面盈利。

　　那么，這些農信社是如何實現盈利的呢？“99.9%的收入來自存貸利差”，慈溪市滸山信用社信貸員袁立高訴記者。滸山信用社只是慈溪市(隸屬寧波的縣級市)信用聯社下屬的一個鄉鎮信用社，可是就是這樣一個鄉鎮信用社，自2000年宋忠茂做主任以來，由于采用了用工優化和績效考核辦法，極大地調動了我們年輕人的積極性，使滸山信用社一舉扭虧為盈。滸山信用社營業部主任應努澤言語中充滿了對其領導的敬佩。應努澤主任介紹，雖說滸山信用社沒有其它的中間業務可做，但是追逐利益之原動力的強勁驅動下，這些由專業背景的年輕人充分開發自己的潛力，做起了“貸款營銷”，最終使滸山信用社實現存款余額超過80億元而坐上浙江省同級別信用社的第三把交椅。

　　“即使如此，我們也只能做到維持生存，要想進一步發展就會遭遇許多瓶頸，”滸山信用社主任助理盧興說。一方面，在現有信貸市場格局中，滸山這樣的信用社無法在拉大存貸利差，因為貸款利率無法提高，存款利率更無法降低；另一方面，信用社自有資本金有限，無法進一步放大放貸額度。另外，歷史形成信用社人員過多，成本無法在短時間內減少。“拿滸山信用社為例，一個人一年十幾萬，1000人一年就上億，”盧興很無奈的說。

　　相比之下，鄞州農村合作銀行就有更多的金融產品可做，因而可以創造更多的盈利模式。1998年10月，經央行浙江分行批準，鄞州聯社實施統一法人核算管理試點。1999年上半年，鄞州聯社在浙江省農信社系統首家被央行確定為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成員，至2000年末，融資成交額達124億元。2000年、2001年，鄞州聯社分別被財政部、中國進出口銀行確認微量年度國債承購包銷團和2001年度金融債承購包銷團成員，成為浙江省惟一一家能夠參與國債、金融債發行一級市場的信用聯社，成為滬、浙、閩地區農信社和中小金融機構投資國債、金融債的一個“窗口”。2000年上半年，鄞州聯社又被央行批準位全國第二家、浙江第一家擁有自營外匯業務經營權的信用聯社，為全面開展本外幣業務奠定了基礎。

　　改制為農村合作銀行后，鄞州聯社增資擴股2.2億元，增大了自有資本金規模，為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奠定了基礎。截止到2003年3月末，各項存款已超過100億元，各項貸款81億元，資產總額達221億元。

　　在記者采訪中了解到，該省一些經濟發達的縣(區)農信社是能夠實現盈利，但是，絕大部分農信社盈利模式較為單一。同時，隨著人口流動性增大機民營企業業務范圍的擴大，向農信社申請貸款的客戶也對農信社“聯行”業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是，據滸山信用社主任助理盧興告訴記者，目前在寧波范圍內可以通存通兌，年底全省可以實現通存，但是仍無法實現全省通兌。這樣，就可能會有一些對聯行業務需求強烈的客戶流失掉。

　　更令人擔心的是，農信社有一個致命的劣勢，即由于硬件比不上大銀行，農信社就只好靠服務加感情去拚搶客戶，久而久之，農信社的一些大客戶形成了對農信社主任等領導的個人依賴。這樣，一旦有人員調動，這些大客戶與農信社間建立的深厚友誼就會降溫，甚至最終放棄與農信社的合作。“這些大客戶一旦流失，再想拉回來就難了，”滸山信用社信貸員袁立無可奈何地說。農信社還屬“農”嗎？

　　當記者向寧波許多農信社負責人問起這個問題時，得到的回答基本是一致的：如今農信社的服務對象已經發生了變化，此“三農”已非彼“三農”也。雖說按照政府的要求，農信社如今還保留一少部分支持傳統“三農”的業務，但其利潤的主要增長點已轉變成為轄區內工商業提供金融服務上面。

　　信貸員袁立告訴記者，“滸山農信社轄區內純粹意義上的農民客戶已經非常少。原先我們支持的從事種養業的農戶，如今已經轉向家庭工副業。所謂‘農戶小額信用貸款’也已經不是要種地用錢了。”

　　鄞州區政府徐立毅區長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們轄區內還有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但數量已經很少，并且主要分布在山區。市場經濟發展這么長時間了，鄞州借助毗鄰寧波這個港口城市的區位優勢，經濟發展很快。2002年全區實現GDP192.5億元，同比增長13.3%，其中第一產業12.9億元，第二產業132.8億元，第三產業46.8億元。”由于此種經濟結構所決定，經濟運行中對資金和金融服務的需求應該主要不是來自農業部門，而是來自工商業部門。

　　“因此，我們在轄區內培養出了一批民營企業，它們絕大部分都是今天參加慶典的嘉賓，其中不乏全國知名的杉杉集團、雅戈爾集團、培羅成集團等這樣的企業。”陳耀芳行長談及鄞州聯社取得的成就顯得異常興奮。

　　按照當初的制度設計，我國農信社定位成“農村金融的主力軍，這適應了當初我國以第一產業為主的制度需求，如今在經濟發達地區，制度的需求已經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農民雖說還叫‘農民’，可絕大部分農民已經不再從事傳統的種植養植業，而是從事工副業，農村經濟城市經濟基本實現一體化。這就構成了發達地區農信社制度演進的原動力和前提條件”。

　　“農村信用社改組成農村合作銀行后，仍保留了‘農村’，還加上了‘合作’，這樣一方面通過改制成銀行，擴大了自由資本金，拓寬了經營領域，從而可以創造更多的盈利模式；另一方面仍然定位成一種為農村民營中小企業、個人和農村地方經濟發展服務的金融企業，可以繼續發揮其它金融機構所不具備的獨特的比較優勢。”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長龔方樂說。

　　陳耀芳行長指著窗外不遠處門庭若市的鄞州聯社的營業部笑著對記者說，“與我們相鄰的興業銀行門前冷落，是因為他們只做大客戶，我們的優勢在于做小客戶，我們的原則是‘不已其小而不為’，因為小可以變大。好多企業都是在我們的支持下這樣成長起來的，他們對我們感激不盡。”

　　其實，筆者認為這也是一種制度上的優勢，因為我國歷史上沒有設立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這樣就為商業化經營的廣大農信社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機遇。

　　滸山信用社營業部主任應努澤的一席話也應驗了這一點，他說，“我們曾試圖做大客戶，但是后來發現自身條件有限，跟不上大客戶快速發展的步伐，于是我們決定逐步退出對大企業的支持。我們資產定位確定為把貸款做小做散，以農村信貸零售市場為主要陣地。”其實，據周宏秘書講，出于擴大業務的需要，鄞州銀行的大客戶之——杉杉集團已經準備將公司總部搬到上海，類似的情況以后還會不斷出現，誰也阻擋不了。所以，類似于滸山信用社的業務定位應該更具有普遍意義。總之，如今，發達地區的農信社仍然屬“農”，但其服務對象“農”的含義已經今非昔比了。

　　農信社都要變銀行嗎？

　　中國人民銀行陳永富談到農信社改制成銀行有4大好處：改制中通過增資擴股，壯大實力，為擴大信貸業務鋪平道路；通過改制明晰產權，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為規范化經營確立前提條件；有助于增加無形資產及提高社會聲譽；有利于拓展新的業務。

　　陳行長認為，即便如此，并不是所有的農信社都有條件改制成銀行。當前要改制成銀行至少要具備以下要件：

　　首先，要有相當大的業務規模。一個業務規模偏小的金融企業是難以稱之為“銀行”的。因此，不僅必須以聯社為單位組建，而且只有業務規模較大的(余款余額20億元以上)聯社才有資格組建。

　　其次，績效良好。經營業績良好，每年有可觀利潤，并累積了較多的凈資產(或者經營利潤足以逐年消化以往累積的債務)，是組建成銀行的重要前提。不具備這一條，不僅難以吸引投資人股，而且也難以吸引社員股(總不能長期用存款支付股息)。其三，經營者的素質與能力。“銀行”的產權制度較為復雜，既有合作制，又有股份制，從而需要經營者有較高素質與協調整合技巧，否則便會難以“駕馭”。其四，縣域經濟比較發達，農信社的外部經營環境較好，業務拓展的空間較大。以上四者缺一不可。

　　對于農村信用社改革，參與鄞州聯社改制框架設計的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長龔方樂認真地對記者說，：“金融改革涉及面廣、影響大，農村金融改革更是涉及到“三農”這個敏感的話題，因此，“我們必須慎之又慎，認真做好作足改制前的準備工作。”

　　首先，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浙江省各縣(市)，不但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差異，而且文化、風俗習慣也各有特色，因而即使同樣都是組建“合作銀行”，具體做法也要有所“因地制宜”，即在基本原則一致的前提下，具體做法可以有所不同。

　　其次，妥善界定“歷年積累”，這是“明晰產權”的重要環節。

　　第三，要建立完備的“農業貸款”扶持政策體系。“農業貸款”是放給農戶、農業的。農戶是弱勢群體，農業是弱質產業，因而政府必須切實扶持，責無旁貸。進而，國家一定要不斷完善相應的扶持政策體系，包括稅收、無息再貸款等等，千萬不可單純依賴“合作銀行”的“內在制度動力”，否則，總有一天要難以為繼的。

　　第四，正確認識、綜合處置農村信用社的歷史“包袱”。目前，不少農村信用社的不良資產“包袱”十分沉重，單靠其自身力量已經無法消化，而不消化則無法深入進行產權制度改革，不改革則資不抵債狀況必將越來越嚴重。應當看到，長期累積而成的農信社不良資產“包袱”，從根本上說，是計劃經濟產物和整個社會改革成本的綜合反映。從而，需要各級政府、人民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共同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對此，應當越快行動越好，否則，代價就會更大。龔行長強調，要充分估計農村信用社改革的難度。從現行農村信用社向“銀行”邁進，屬于“體制內”改革范圍，與其它“體制內”改革(如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政府部門的改革)一樣需要沖破各種慣性思維和既有利益的阻撓。難度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不能期望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希冀沒有波折、不支付必要代價。對此，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關于農村信用社改制的模式選擇，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揚的話代表了一部分業內人士的看法：“農信社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調整，如今已經失去了合作的性質，真正的合作金融還需要重建。目前鄞州農村合作銀行的成立標志著農信社股份合作制的改制已經開始，但是，我并不主張繼續大力發展這種股份合作這種形式，要么就改制成股份制的農村銀行，要么就恢復合作性質，因為，股份、合作長期方在一起少有成功的先例。”農村信用社這顆一直不為金融業注意的星星，突然間因其軌道的改變引起了人們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