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京記者

　　李海鵬

　　在SARS的陰影下，我們更多地體味著自己的內心———平靜、恐懼、孤獨、憂傷……脫離了紛繁的日常生活，這些情緒來得如此清晰而強烈。或者，是多種情緒的混雜。無可否

認的，愛情、友情、家庭，我們也感受了更多的人情溫暖。

　　也許，是對生命本身的留戀，使得我們褪去了張揚的欲望，關注手邊凡俗的幸福。正如張愛玲筆下的《傾城之戀》，那對勾心斗角的情侶，因為香港的陷落而得到了成全。

　　“……在這動蕩的世界里，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他們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僅僅是一剎那的徹底的諒解，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

　　———這個專題所記錄的，是災難中人類心靈的一瞬間。

　　在潛伏著危險的空氣中，手繪卡片被掛在北京人民醫院門口輕輕搖晃的槐樹枝上，這是SARS時期人們的情感生活的一個象征。它意味著盡管災難當前，人們仍可作出一些美好的選擇：不是走向自私，而是走向互助。

　　誰也無法否認，由于疫病的烈性傳染，人們之間的距離突然被恐懼大幅度地拉開，但同時，從問候電話、手機短信和電子郵件中，人們也體驗到了比平時更多的人情溫暖。

　　即使只能對身邊人群進行直接觀察，我們也可以發現，這個危難時期正在制造一種“回到過去時”的情感生活方式，就像在逝去的農耕年代里一樣，人們更懂得唇齒相依，更為彼此愛護，家庭關系變得緊密。

　　在北京電影學院讀研究生的楊蕊給她的男朋友打電話，“王沖霄同志，讓我看你一眼吧。”由于男友供職的中央電視臺正在開會，他只能下樓5分鐘，兩人匆匆見了一面。在長達10年的相處中，他們還從沒覺得有這種“倉促看一眼”的必要，而在非典時期，她卻突然感到非如此不可。

　　也是由于SARS，楊蕊突然多了很多從未見面的朋友，她的妹妹在北京讀大學，每天心情緊張，要給姐姐打十幾通電話緩解壓力，電話打到5月份，常常是妹妹說完，妹妹的同學再來說。“我覺得自己像個心理醫生似的，或者像個姐姐，但是特有意思的是我不僅不煩，還覺得這個角色很好。”楊蕊笑著說，“我成了非典型時期里特有的非典型好人。”

　　很多人都曾經擔心，正在經歷的這段時間會在歷史上被記述為“2003年春，北京瘟疫……”，但是也有一些戲劇化生活的愛好者，特別地期望著它是一個戀愛的季節。在網上，從《霍亂時期的愛情》到《屋頂上的輕騎兵》的一系列題材相關的文學作品被適時談論，帶有文藝風格的、疫病與愛情之間的關系，似乎格外值得幻想。

　　在北京的一個舞蹈愛好者團體舉辦的聚會上，在一家巧克力公司擔任主管的吳丹手中捏著點燃的蠟燭，跟一個男演員喝酒。她已經暗戀這個男演員3個月，“我心里想，SARS也許能夠成全我跟他的一段愛情故事。”

　　兩個月來，北京的離婚率下降了50%，這大概是因為人們不愿意出門，因為結婚率在同樣下降。不過呆在家里至少有個好處，讓你意識到家人的確實存在。

　　在中信文化公司上班的儲逸飛明白過來了，“以前真是意識不到，一周回父母家一趟，呆12個小時，沒多大一會兒和爸爸媽媽在一起。”他甚至說不清楚自己以前最在乎的是什么，是籃球還是自己的小胡子，但是現在意識到了，非常明確，就是親人、女友。“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危險當中，要是比喻成大海上漂流著無數的木筏，那么我是跟親人呆在同一個木筏上。”

　　與他類似的是，北京惠新里小區的張宇也醒悟到，不能讓妻子獨自承受恐懼。從2002年世界杯前開始，他與妻子分居，5月2日，他為妻子在居委會辦了出入證，兩人重新生活在同一套房子里，真正開始了生死與共。他的行動體現出中國人在危險迫近時的心理反應模式：什么矛盾也比不上情分。

　　要是死了就什么都沒了———在疫病流行的城市中，在事實上，這句話成為了人們更愿意付出愛意的理由。

　　如果從常識角度揣摩，我們會認識到，當商業活動大幅度減少，人們的商業追求也受到了抑制。而從寬泛的層面說，是對生命本身的留戀，使得人們褪去了張揚的欲望，珍惜手邊凡俗的幸福。

　　這個時期中真正值得慶幸的事實，無論是在政府層面還是在民間層面，也許就是在某種程度上，人類的對生命的尊重和愛的本能，正在自覺起來。它沒有演變成美國式的“9·11”之后的瘋狂做愛，也沒有激越地表現為“重壓下的美質”，而是以帶有中國文化特征的方式，表現為推己及人式的愛民、愛家、愛人。每個人都會期望，這個愛的潮流形成矢量，由此春夏兩季，沖向無限深邃的未來。

　　當然亦應相信，疫情并未泛濫得不可控制，奠定了這一良性變化的基礎。由驚慌自利到沉穩互助，人們經歷了心理承受曲線的第一個轉折點，但并不意味著在假設的更劇烈的危機面前，就不會經歷第二個反向的轉折。

　　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要是特別特別嚴重，我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還是這樣。”

　　疫病是暫時的，平常生活才是基本形態。因此真正有意義的期望也許是，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城市對自己付出愛意的記憶，可以同對危機的記憶一樣長久。對于物欲的再評價，對于異化的新審視，對于古老人情的再考量，應該屬于建設的范疇，而不應止于偶然的“重現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