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上海”熱浪迭起時，香港人羅康瑞已領先一步

　　文/本刊記者戚娟娟

　　如意算盤

　　上海“新天地”上空的天際線快要被劃破的時候，羅康瑞的真實意圖顯露了出來。

　　古雅的石庫門后、寧靜的人工湖畔，一幢幢式樣別致的別墅待徐徐落下面紗，幾棟氣勢不凡的大廈正節節拔起。

　　原來，14億元造就的“新天地”只是羅康瑞對太平橋地區改造與重建計劃中的第一步，上海市盧灣區政府批給他的地皮是52公頃，而“新天地”和人工湖全部用地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

　　羅康瑞動議啟動“新天地”項目時，瑞安集團上上下下都說“老板瘋了”，但這位將50%的資產、幾乎整個未來賭在上海的香港商人的心思是，利用新建筑與傳統建筑的完美結合，在上海市中心筑造一個標志性的國際商住園區。項目整體包含四個部分：具有歷史文化內涵的特色商業、餐飲、娛樂和旅游綜合小區，即“上海新天地”；“企業大道”辦公樓區；“翠湖天地”等住宅小區；購物、娛樂商業中心區。

　　于是便不難理解，在1999年告貸無門時，羅康瑞為何敢于狠狠心自掏了8億多元。8億多元對他來說不算小數字，在香港，羅康瑞靠建材起家，兼做一些規模不大的房地產生意，與房地產巨鱷李氏家族、郭氏兄弟不可同日而語。即使他的父親、香港早期的房地產富豪羅鷹石，與上述諸位也難比肩。

　　可是現在，李嘉誠、郭炳湘每次遇到羅康瑞，不禁也要拍拍這位后生的肩膀：“羅康瑞，你行啊，你有眼光，這么早到上海去投資。”

　　2002年深冬，羅康瑞自信地對本刊記者說，“我們在人工湖邊的‘翠湖天地’，基本上沒賣過廣告，現在幾乎全賣光了,平均價格可是全上海最高的吶！”

　　“新天地”成了羅康瑞的“名片”。據說，一向傲慢的德國人也開始琢磨怎么復制一個“新天地”。羅康瑞被頻繁地邀請出席各種類型的國際論壇、會議。在許多場合，一些政界要人、商界名流走過來，握住他的手，說的第一句便是，“我剛剛去過上海，看到了你的‘新天地’。”

　　—羅康瑞的新天地。

　　“‘新天地’可能是我一生中事業最重要的一塊了。”說這話時，54歲的羅康瑞斜倚著新天地一號會所閣樓上的窗欞，指了指鬢角泛白的頭發。窗外，“新天地”尚未從前夜的狂歡中蘇醒。

　　貴人相助

　　如果沒有盧灣區政府的鼎力相助，羅康瑞盤算再好，也可能落空。公益性質的人工湖及綠地是羅康瑞換得全部52公頃土地的一個前提。瑞安大力配合舊城改造，政府對居民動遷則不遺余力。據說，5萬平米的人工湖，3800戶居民，43天動遷完畢。

　　羅康瑞比其他香港商人更早地來到了上海，第一次要上溯到19年前。1984年的上海，正處在整個20世紀中面目最為蕭索的境地，多年后，他回憶說，“當時的感覺不怎么樣。”

　　可僅一年后，羅康瑞卻決定到上海投資。1985年，37歲的羅康瑞出任香港基本法咨委會委員，為加強對內地的了解，他帶團到北京、上海、廣州考察。他第二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在這里，經人介紹，他認識了許多“年輕的朋友。”

　　彼時的羅康瑞顯然無法預見這些“年輕的朋友”對他意味著什么。就如同他沒有料到十余年后，自己會把事業重心北移向這座灰蒙蒙的城市一樣。今天，當年“年輕的朋友”大多年過半百，其中一些已攀上了政治生涯的高峰，羅康瑞依然習慣這樣形容他們—其時上海市團市委的一些負責人。羅康瑞與上海的緣分，便由這些“年輕的朋友”開始。他們的支持與幫助最終成為羅康瑞的上海事業至為關鍵的內容。其中，包括新任上海市長韓正。

　　瑞安在上海的第一個投資項目“城市酒店”，董事長便由時任上海團市委書記的韓正兼任。韓正日后的一個職務是盧灣區區長。

　　羅康瑞在盧灣區稱得上如魚得水。談到盧灣，他不無感慨：“我們和盧灣區的關系……17年啊，城市酒店在盧灣、瑞安廣場也在盧灣，新天地、人工湖還在盧灣。你什么地方去投資呢？人總是最重要的。”

　　年輕時的羅康瑞熱衷政治，香港回歸前在工商界、政界均嶄露頭角。他不僅參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集港事顧問、特區籌委及推委成員于一身，并且是與香港立法局直選派針鋒相對的“71人會”重要成員，還被選為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

　　“那時老人家們稱我是工商界的‘交際人’。”羅康瑞優雅地一笑，他并不否認自己的政治敏感，“我和政府打交道因為我希望支持、配合他們發展，并不是單純為自己的業務，我可以和他們建立友誼。為什么我可以在上海做那么大的開發，在一大會址旁邊做“新天地”那么重要的地塊？因為他們了解我，相信我，知道我不會亂來。”

　　2002年10月，《商業周刊》年會在北京舉行時，羅康瑞被專門請上演講臺，與海內外企業家辯論“如何搞好政府關系”。同樣的話題，美國企業家大喊頭痛，國內民營企業家一臉激憤，羅康瑞卻安坐當中，從容不迫。在那樣的場合，風度翩翩的他，作用如一劑妥帖卻不落痕跡的潤滑油。

　　造夢

　　“一個很成熟的、很實際的香港開發商不會做‘新天地’的，因為開始不賺錢。敢于做‘新天地’的人是需要有些夢想的。”一位香港地產專家這樣評價他的同鄉。

　　19世紀下半葉，今上海市華山路849號，李鴻章請來了美國設計師羅杰斯，為愛妾丁香修建了中西合璧的丁香花園；1923年，英國人威爾遜在上海外灘修建了匯豐銀行大廈——被稱作從遠東到白令海峽最好的建筑；1929年，沙遜請來英國公和洋行的設計師，在外灘上修建了日后象征著幾代上海人夢想的和平飯店……

　　像這些人一樣，羅康瑞也渴望在上海營造他自己的一個夢。開發“新天地”之前，他在上海最大的手筆是“瑞虹新城”。“瑞虹新城”一期很大程度上借鑒了香港“太古城”的風格，可在偏于虹口一隅的地段，突兀又不得人氣。這不是一段可以讓羅得意的經歷。他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正日漸破落的石庫門。石庫門可說是上海自開埠以來影響市民生活方式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

　　據他說，開始是政府的朋友們請他為舊城改造出出主意，尤其是太平橋地區，地處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南端，破敗凋零，改造相當困難。受國外舊城改造經驗的啟發，羅康瑞打算不僅僅“簡單地參與”。

　　“不是簡單的復舊，而是更高層次上的改造。我下定決心要做的事情，一定全力以赴。”他以3000萬元人民幣請來美國舊房改造專家本杰明·伍德建筑設計事務所和新加坡日建設計事務所，并邀著名的同濟大學建筑設計院為顧問。據說在研究了1000個小時上海的舊建筑后，設計師們決定在整體規劃上保留北部地塊大部分石庫門建筑，穿插部分現代建筑；南部地塊則以反映時代特征的新建筑為主，配合少量石庫門建筑，一條步行街串起南、北兩個地塊。

　　黃陂南路和馬當路之間保留下來的石庫門已面目全非。為重現景觀，瑞安公司從檔案館找到了當年由法國建筑師簽名的原有圖紙，然后整舊“如舊”。并在老房子內加裝了現代化設施，包括地底光纖電纜和空調系統，然后注入現代化功能。

　　瑞安甚至專門從德國進口一種昂貴的防潮藥水，像打針似地注射進墻壁的每塊磚和磚縫里。

　　由此，“新天地”每平方米的造價達到了2萬元。而為動遷這一地塊上近2300多戶、逾8000名居民，瑞安又耗資超過6億元人民幣。

　　談到這個今天已成真實的夢境，羅康瑞禁不住神采飛揚：“‘新天地’做得成功，主要的原因是：外國人來，覺得是很中國化的；我們中國人去看，覺得有一點洋派；年紀大的人感到懷舊，年輕人又覺得很時尚。每個人都可以看到自己喜歡的一點東西在里面。”

　　從1996年到2001年，“新天地”由構想變為現實，羅康瑞不經意間發現，自己的一頭黑發卻成了歷史。

　　品牌

　　于是，香港明星投資的“東魅”酒吧、日本彩虹樂隊的Ark音樂餐廳、意大利維納斯冰淇淋店等多重時髦元素被一一鑲嵌進舊式石庫門。于是，大陸文化商人陳逸飛的“逸飛之家”與臺灣昔日明星楊惠珊的“琉璃工房”，二者比肩在“新天地”，開始了一種對話的可能。

　　羅康瑞為“新天地”定下的竣工日期是2001年6月30日。他急于在7月1日的80周年黨慶和10月上海APEC會議之前把“新天地”推出。“慶祝建黨80周年，中央的高級領導都會到一大會址，不用宣傳全國知道；APEC會在上海開，各國總統元首會到上海來，有6000多名外國記者，不用宣傳你也宣傳了。”

　　如他所愿，江澤民總書記、俄羅斯總統普京、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等貴客先后走入“新天地”。這幾乎是最好的廣告，卻分文不費。

　　羅康瑞在上海風頭出盡，香港許多房地產大佬開始與他明里暗中較量。不僅“新天地”附近的地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新天地”本身更令諸多開放商眼熱。甚至不少商戶也攔住他說，“你把店賣給我們吧。”

　　“一賣給這些商戶就沒法控制了。我堅決不能賣。”羅康瑞顯得挺輕松，“我不怕競爭。我比他們投入。我自己不抓著做，不下這么大決心，‘新天地’是沒辦法做出來的，我看不是那么多老板愿意自己用這樣多的時間來做的。”“雄厚的資金能請到非常好的設計師，但這是硬件，硬件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原因，軟件是沒法用錢堆起來的。”

　　羅康瑞每個月會從香港飛到上海兩三次，每次都下榻城市酒店，傍晚到“新天地”轉一轉。他經常只身隨意地走進某一家店鋪，吃吃里面的東西，看看商品的陳設。據羅康瑞介紹，負責“新天地”招商的客戶服務總經理是一位香港餐飲專家，瑞安的員工戲稱他為“上海夜市長”，因為“新天地”的餐館、酒吧幾乎是他一家家“嘗”出來的。

　　但是，“新天地”是否能夠成為瑞安現實的現金來源而不至于淪落為一個美麗而脆弱的擺設和話題？別忘了，它只是瑞安的第一步，接下來，還有更浩大的工程需要集團投入資金，據估計，52公頃的工程，將消耗250億人民幣。

　　羅康瑞對此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只稱，他已開始謀劃著在杭州南山路老年公園再造一個“杭州新天地”。過不了多久，在“新天地”與人工湖之間，他的私家別墅也將建好。

　　“以后基本上是兩個家吧，一半在香港，一半在上海。”羅康瑞說，10年前他曾銳意進軍香港地產業，但當時其他港商投地時比他還要積極。所以，他提前選擇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