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希均

　　(一)新臺灣人

　　臺灣《遠見》雜志曾在1994年9月制作了一個“新臺灣人”的專題，在臺灣引起熱烈反響。次月我在《遠見》上撰文說：“新臺灣人：改寫臺灣生命力的新劇本”。在文章中，我

對“新臺灣人”有這樣的詮釋：“新”臺灣人不僅是務實的經濟人(如王永慶)，也是理想的文化人(如林懷民)；不只是胸懷外國科技(如李遠哲)，更要立足本土(如施振榮)；不再局限于小我的成就，更是在共創大愛(如證嚴)。

　　“新”臺灣人的最大特征是，不再自憐于歷史捉弄所帶來的悲情與委屈。“新”臺灣人的共同分母來自于教育普及所帶來的自信。“新”臺灣人正在逐漸擺脫“移民與流民”中蘊藏的狠、自私、機會主義的性格；代之而起的是要講求一個民族得以綿延的“信”與“義”。“新”臺灣人也正在由內向外地將島嶼性格提升為海洋性格——包容、寬大、擴張、開放。“新”臺灣人的理念中，已釋出了排他性，吸收了族群融合的包容性。

　　他們跳出了悲情的舊框框，看清了發展的舞臺——不在過去，而在未來。

　　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理性、前瞻、有愛心；他們擁有新觀念、新態度、新做法以及新視野。

　　他們不一定參與政治，但關心本土的公眾事務；不一定有高所得，但富有理想色彩。

　　“新”臺灣人深知：轟轟烈烈的一生，不是重演歷史劇，而是要改寫充滿臺灣生命力的新劇本。

　　＊＊＊＊＊

　　根據臺灣《遠見》副總編輯成章瑜在上海的現場報導：近幾年來已有為數50萬左右的新臺灣人涌入大上海，他們在尋找新的發展、新的夢想，臺灣海峽隔絕不了他們，意識形態阻擋不了他們。這些新臺灣人有些脫穎而出，有些鎩羽而歸。這是臺灣的新移民潮，還是臺灣短期的人才外流，就要看內地“吸”的誘因與臺灣“推”的力量。

　　當新臺灣人定居上海之后，是否要稱他們為“新上海人”呢？

　　(二)新上海人

　　如果用這樣的稱呼，那么定居在上海的新臺灣人也是“新上海人”。讓我來記述自己的上海人經歷。

　　魯迅曾經寫過：“凡是我住過的地方，就是我的家鄉。”這樣說來，我有三個家鄉：上海、臺北及河城(位于美國威斯康辛州)。

　　童年在上海，青少年在臺北，成年以后在河城。我對這三個家鄉有著同樣的偏愛。河城擁有生活的品質，臺北擁有奉獻的空間，上海擁有尋根的幽思。引申來說，家在美國、心在臺灣、情在江南。

　　我生在南京，長在江南。13年在大陸的童年中，有8年在上海。1949年3月，我從上海吳淞江口搭海輪來臺時，還是復旦中學初二的學生。

　　此后的半世紀里，10年在臺灣，由初中到大學；另外的40年，主要在美國讀書、教書。

　　再回到大陸竟是39年后的1988年。回到童年時代中，最熟悉的上海，不僅一切依舊，并且更顯得蒼老，那是一種沉痛的失望。

　　可是自1992年后，上海的持續開放及各種建設，居然使“舊”上海脫胎換骨變成“新”上海。今天的上海已經擁有了一個國際都市的架勢，放射出龐大的吸引力。當我在上海交通大學演講時，被問及上海可以在21世紀扮演什么角色，我的答復是：“在經濟、貿易、金融、高科技等方面，上海當然要扮演不僅是中國，更是亞太地區的樞紐角色。這是一條漫長的路——要做更大的投資，要做更大的開放，要吸引更多的人才。”經過一陣遲疑，我還是直說：“近十年來上海的進步，快過上海人的進步。”

　　提到“上海人”的進步不夠快，自然就會想到余秋雨先生筆下的“上海人”：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全國都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上海人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會媚外；上海人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范；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最后，他歸結：“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

　　如果大力改建一個衰落的城市需要20年，那么全力提升一個城市居民本身的品質又需要多少年？

　　我的觀察是：惟有個人的不斷進步，才能帶動社會的持久進步。

　　今天的上海，正是因為幾十萬來自臺灣的“新上海人”的日夜打拼，加快了上海的進步，也加快了上海人品質的提升。

　　(三)中國人

　　我生在南京，是南京人。父親生在江陰，又是江陰人。住在臺北很多年，又是臺北人；但是我來自大陸，又是大陸人；當然我也是臺灣人。當上世紀90年代“新臺灣人”一詞出現時，我當然就是理直氣壯的新臺灣人。

　　回到大陸，被稱為臺胞；在海外，被稱為華人(或華裔知識分子)。不論是在臺灣、大陸或海外，最得我心的稱呼是“中國人”；我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有感情，對中國的傳統與倫理有溫情，對中國的山河與鄉土有熱情。近年來，這個中國人有“四常”：常留臺灣，常回美國，常去大陸，和常常夢想：有一天大陸人與臺灣人情如手足，再也不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