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難之所以能夠興邦，原因之一就在于，在災難之前，國人可以更深入地認識到，國家、社會與公民之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各類部門之間，如何協調合作才能在此次抗炎的人民“戰爭”中獲取勝利，從而為以后的改革留下可利用的寶貴資源。其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各類部門之間在重大突發性事件中如何保持良好的協調互動關系，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此次危機處理中暴露出公共管理的兩個弊端，一是以前“條條塊塊”的管理模式在部分地區一度協調失當，妨礙了防疫工作的順利進行。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只顧一己之利，劍走偏鋒，或謊報瞞報疫情，或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屬地變為“孤島”。

　　《傳染病防治法》對發生傳染病后的監管模式做了明確規定。該法第五條規定，我國法定傳染病防治的統一監督管理機構是“各級政府衛生部門”。具體又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各級各類“醫療防疫機構”；二是各級各類“醫療保健機構”；三是“解放軍衛生主管部門”。這種分類是按照“條條”(行業系統)來規定的。這種模式能否適應嚴重疫情的處理？

　　從目前SARS防治工作情況來看，完全按照“條條”來分類管理，工作起來較難適應SARS病毒的挑戰。“條條”分割的情況在北京最為突出，其醫療單位的管理系統多達五六個，各個醫院都有自己的上級主管部門，而這些部門誰也“管”不了誰。于是，在“條條”與“塊塊”管理平時不銜接的情況下，在SARS疫情發生時，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的規定，難以各系統發揮統一的監督管理。僅在疫情信息收集與報告方面，沒有機構能夠掌握在京醫療單位的所有SARS病人與疑似患者數量的準確信息，更談不到及時掌握與公布這些信息了。事實證明，這種按“條條”統一監督管理體制，對于北京地區疫情信息的迅速收集與及時發布并不適應。

　　而且，在防治SARS的特殊時期，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第五條授予衛生部的統一監督管理權，是否衛生部是否可能擔當起這個職責呢？這也有困難。困難之一就是北京市雖然在行政級別上與衛生部屬于省部級，但是在轄區范圍內北京市更容易協調本轄區的各種資源。

　　實踐證明按照塊塊管理的體制行之有效。由于SARS在大多數省市是輸入型傳染，因此在防治措施上就要采用符合區域管轄特點的方法，使防治工作更加有效。地方轄區有明顯邊界，因此在防治SARS的工作中，以屬地性為主的防治管理模式就可以充分發揮其最大優勢，即地方政府對于本地轄區內掌握最有效的調控資源能力。同樣，既然防治管理是分地區(塊塊)的，不是完全按照“條條”的，在信息收集方面也必須采取一元化領導、一元化信息渠道和一元化信息管理。因此，將中央各部門的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使其能夠統一管理、隨機應變，就有相當的必要。

　　而塊塊之間最容易出現的問題是各自為政。如果說，在中央展開雷霆行動之前，各自為政是隱瞞疫情，而不顧及整個國家的得失；在中央展開雷霆行動之后，各自為政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毫無必要地自我孤立，搞一種近乎堅壁清野的消耗型防治戰。像挖斷國道以截斷傳染源、中止與相關疫區的一切人員往來等等草木皆兵的極端過度舉措，個中邏輯其實與隱瞞疫情的措施異曲同工。

　　無庸諱言，這個極端或那個極端的各自為政，核心出發點都是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這個“自己”，不是本地區的公民，也不是自己的上級，而是自己的官位。在疫情沖擊和中央明令防治的情況下，官本位的邏輯之一就是為保證絕對的安全，而可以不惜任何可能的代價。其實，即使SARS大敵當前，有不染病毒的安全要求，也還有不患神經錯亂癥的安全要求；有地區零紀錄的安全要求，也還有保證正常生活的安全要求。很難想象，如果無法盡量保持工作特別是政府部門工作的正常運轉，這種自我孤立能夠持續多久，需要付出多少不必要的代價，又如何能夠一手抓經濟發展，一手抓防治SARS？

　　因此，對防治政策的“度”的選擇，不僅需要有政治家的決斷，更需要對各種利益的平衡考慮。在防治SARS工作中，各地政府采取的一項有效管理制度是要求“一把手”負責，并且強調要將防治“非典”工作成為當前各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我國，從執法效果來看，程序落實到人頭，與不落實到人頭的效果不一樣，因為程序之中包含著責任，不僅僅是權利。危難當頭，這種一把手制度有其效率上的優勢。然而，這種一把手負責制的決策要有科學性和效率，這種負責制要真正對人民負責，最后還是得通過民主的制約和科學化決策來保證。

　　于是可以理解溫家寶總理在五月四日視察清華大學和北京農業大學時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重要強調。他說，“偉大的‘五四＇精神，就是民主與科學的愛國主義精神。我們要發揚這種精神，依靠科學，依靠群眾，團結一致，同舟共濟，戰勝非典型肺炎這場嚴重的疾病災害。”的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類部門之間的良好協調關系的形成，各級政府抗炎措施的效率，要靠科學，也要靠民主；要戰勝本世紀中華民族遭遇的第一場大災害，上世紀初的“五四”精神正可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