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王云帆

　　上海報道

　　謠言，近來隨SARS幽靈在中國各地迅速蔓延。

　　據中央電視臺5月9日新聞聯播報道，近日，在山西、廣東、福建、江西等地盛傳這樣一種謠言：喝綠豆湯、放鞭炮能預防“非典”。醫學專家告誡說，此法純屬謠言。防治非典，要依靠科學。

　　會說話的嬰兒

　　5月6日凌晨3點開始，湖南省衡陽縣關市鎮的鎮政府里不斷傳出一陣陣急促的電話鈴聲。當晚留值的陽女士先后接到多個電話反映，是夜，關市鎮下轄的40多個行政村突然口口相傳起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該故事有多個版本，其中最神乎其神，也是流傳最廣的一個是：源江村農民賀滌成家里生了一個女兒，這個小孩生下來就會說話�煵⒏嬖V大家在當天，也就是農歷立夏這天早晨6點之前熬一些綠豆湯，喝下去就可以防治“非典”。說完這幾句話后，小孩死了。

　　陽女士迅速向鎮黨委書記作了報告。接到匯報后不到凌晨6點，鎮里的黨政班子、派出所、司法部門、衛生院等系統的一把手就已全部到齊，緊急碰頭會。會上大家的一致意見是，此事太過離奇、絕不可信。鎮上的盛副書記介紹，他們當時了解到的情況是，這一故事的流傳范圍“在一夜之間已超出了4萬人的關市鎮，現在全縣100多萬人口都在為此人心惶惶，所以不得不重視”。

　　與會干部當即決定，實地調查以弄清真相。當他們連同聞訊趕來的縣電視臺同志趕到6公里外的源江村，并摸到了農民賀滌成家后，發現事實的真相讓人啼笑皆非——原來是賀的母親在5日晚上12點左右接到了外嫁到隔壁金蘭鎮的孫女的電話，其孫女在電話里說，聽說外地流傳著一個神秘嬰兒的故事，要家里“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聞聽此事的賀滌成趕忙半夜上門告訴了自己的幾個族親。而這些族親們又一傳十，十傳百地進一步將此事擴散開來。最終，以訛傳訛地變為賀家生了一個神奇的女嬰……

　　鎮上的盛副書記告訴記者，水落石出后他們一方面將調查結果上報，一方面立即組織各個村的村委會開會辟謠，并在村里張貼“相信政府、相信科學、不相信謠傳、政府有能力治療非典”的標語。而中午縣里的電視臺也已經播出了新聞，將此事正本清源，“一場風波算是順利地平息下來了�！�

　　記者了解到，盡管衡陽已重歸平靜，但此謠言仍在像瘟疫一樣繼續向更大的范圍侵襲，而且版本越傳越多、越傳越邪。比如在湖北、江蘇一帶，這個“神童”所提供的解碼方式是放鞭炮，結果這些地區農村的各個鄉鎮連日來都在徹夜徹夜地燃放鞭炮。

　　而進到安徽地域，更是謠言四起，當地流傳甚廣的一個版本中已經被添加了“神龍現身”等更為虛幻的元素。

　　謠言的鄉村根基

　　長期行走于中國農村進行田野調查的著名學者曹錦清告訴記者，謠言在中國是一種村民文化，“通常其產生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密切關聯，最近的這個謠言顯然是由當前村民普遍的SARS恐慌心態引起的。”

　　截至5月7日10時，湖南全省累計病例已達6例，疑似14例，而且衡陽毗鄰重疫區廣東省。此外，由于當前迫近農忙時節，又正逢五一假期和外界非典肆虐，湖南省公報預計近期將有近30萬民工返鄉，由此帶來的恐慌沖擊不難理解。

　　對于為什么SRAS首先在城市爆發，而謠言卻首先在農村流行的問題。國內社會心理學的權威、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教授有深刻認識。

　　周對謠言有專門的研究，目前他正在調研的兩個課題就是《SARS危機與社會恐慌》和《關于流言傳播中的激變》。他認為一個幼稚的謠言在農村經常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一是由于信息更不對稱、更匱乏醫療知識，所以在微觀上農民比市民更脆弱；二是宏觀上中國農村比城市更為脆弱的體系，比如嚴重缺位的公共衛生保障體系，導致了眼下農民對SRAS的恐慌比市民已是有過之無不及的局面。

　　記者從衡陽縣衛生局了解到，目前衡陽26個鄉鎮各有一個衛生院，有一名村醫的自然村為80%～90%。

　　各鄉鎮衛生院的基本任務是，從縣里接回本鎮返鄉人員后，對屬于鎮上的返鄉人口進行隔離檢查。

　　“我們是逐人過篩——在各個入口都設置里崗哨，所有返鄉人員都要登記、檢查，并進行一個禮拜的隔離觀察。確認安全后發給檢查證，才可以下到村里自由活動�！钡�很快鄉鎮衛生設備就跟不上了，隨即改為直接下村觀察。關市鎮衛生院劉院長告訴記者他們的衛生院在當地屬于中等偏上規模的，目前全部的18名醫務人員都投入了第一線。但由于關市下轄的46個行政村中只有40個村醫，所以18個人還得抽調7個到下面的村里。

　　而隔壁的長安鄉情況更為緊張。其衛生院凌院長坦言，他們總共組織了16個醫護人員在一線，但其中只有8個是在崗的醫務人員，有5個是發動來的退休人員，其他的則是衛生院里的毫無專業技術的后勤人員。

　　除人手緊張外，經費和器材藥品同樣非常面臨短缺。

　　“我們統計過，現在平均每天就要消耗20萬左右。光是中轉接人一項，縣里三臺車加上各個鄉鎮的26臺車，一天就要吃掉5萬元。我們承諾給醫護人員的每天40元補助，到現在還沒有發過，而干部的補貼都還沒來得及考慮�！笨h衛生局仇局長介紹說，“現在還能撐一下，但這可能是一場持久戰，而且現在是早期，疫情還沒有發生�！�

　　舊謠言的新元素

　　事實上，僅從該謠言在關市農村的傳播特征，就已經可以看到現代科技的推波助瀾作用的端倪。這次關市謠言的源頭是在賀滌成家12點的電話，到第二天清晨6點，此謠言已經遍布了這個113萬人的縣城。而且在數日之內就傳遍了大江南北。其中除了中國農村通過宗族血緣的口口相傳起了主要作用外，電話、手機等現代通訊的推波助瀾作用也不可小覷。

　　衡陽縣電信局市場經營部的劉主任告訴記者，在當地20多萬住戶中，已有3萬多門電話。而在6日凌晨，他們曾觀測到衡陽縣的電話流量出現異動，遠遠超出平常。

　　盡管周曉虹教授也觀察到，電話、手機短信、網絡正成為謠言傳播過程的重要新元素，但這些畢竟只是為傳播提供便利的技術性手段，一個謠言的廣為傳播必然有起深刻的社會根由——那么，那些大城市的市民，那些相對文化素質較高的網民，傳謠的驅動動力又是什么？

　　上海社科院社會調查中心主任楊雄認為，首先人類在災難面前的恐慌是共通的，其次網絡和短消息等現代科技手段打破了市民之前由于具有較大的私人空間、不易口口相傳的天然壁壘，第三則是一些人缺乏終極宗教信仰的結果。

　　此外，楊雄主任特別提到了一些共有的外界環境的客觀影響，比如政府對信息的處理方式問題。楊雄的意思是：有害的信息的社會傳播基礎是，一旦發布公開信息日。公信部門失去了公信，人們就會轉而尋找其它相對而言比較可靠些的信息，而謠言就在這個縫隙里產生了。

　　治理困境

　　鄉間的謠言本身已具有口口相傳的特性，這通常使得排查源頭的工作非常困難。據記者多方調查，目前似乎只有湖北省咸寧市警方采取了實質性措施，他們以“傳播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罪”對3名傳謠人員實行了行政拘留15天的處罰。負責該案的咸寧市雙溪橋派出所所長孫杰告訴記者。他們在5日晚6點發現各村都因為謠言而在大放鞭炮，于是立即展開了行動。孫杰說，他們當時共出動了80余警力，整個行動布控了33個村，5萬多人。

　　直到晚上9點，孫杰們才抓住了一個傳謠者殷美桂，她曾到該鎮梅歧村和大屋李村散布謠言。然后順藤摸瓜，咸寧警方又先后拘留了殷的妯娌戚蘭英，以及最初從外市將這個謠言傳播給戚蘭英的大冶人秦四長。

　　但從他們抓捕的對象來看，大多是四五十歲的中年婦女，而且僅是比較積極的傳謠者，造謠者根本無從追究。

　　如果說鄉間謠言還能通過抓捕傳謠者，起到“殺一儆百”作用的話，當謠言披上了現代通訊的外衣，就變得越發不可捉摸了，而管理部門更是鮮有對策。

　　比如關市鎮當時的處理方式，主要是召開村民大會，張貼標語。唯一的現代手段，就是通過電視，播放電視新聞和縣委書記的電視講話。

　　再比如，此前曾有媒體報道南京警方已經介入調查。但8日南京市公安局宣教處的一位馮先生卻告訴記者，由于南京地區主要是短消息傳謠，很難追查下家，他們已經暫時停止了偵查工作。

　　曹錦清表示，對現代謠言的控制乏術，正好反映了——“如果說，以前中央集權的、多層次的、條塊分割的現行行政管理體制還有能力管理一個靜態的、不流動的社會的話，那么現在它在管理一個動態的、高流動的、區域差異擴大的社會則多少有些吃力了�！�

　　但一些更樂觀的學者則對“多難興邦”給予厚望。比如楊雄所在的上海社科院社會調查中心于2003年5月1日-5月5日對本市300戶市民的隨機調查發現：有39.2%的市民選擇了“剛開始很恐慌，現在不恐慌了”——“這說明政府現在開明的處理方式措施是有效的，老百姓的信心正在增強。”楊雄說。記者截稿時從公安部獲悉，4月以來，全國十七個省市依法查處借非典問題利用互聯網、手機短信制傳謠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罰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評教育2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