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莫菲深圳報道

　　“現在不是總結經驗的時候，過段時間吃了定心丸再說”，5月6日下午6點鐘，深圳市衛生局局長周俊安在電話的另一頭表示。在記者的追問下，他透露說“再等一個月吧”。

　　周俊安說，一來疫情沒有結束，不能松懈；二來此時介紹經驗對不起香港等發病率較

高的周邊地區；三來不到宣傳的時候。他認為，“即使到了宣傳的時候，也應是全方位的、而絕不是只宣傳衛生部門”，他對深圳的政府管理體系、各部門間的配合、綜合環境等相當滿意，毫不掩飾地說，“各地方都比不上深圳”。穗港間的“三明治”

　　“從今年2月8日深圳發現第一例非典以來，沒有一個醫護人員被感染”，周俊安的聲音里有一絲欣慰。他是醫學專家出身，教授，曾任深圳市人民醫院院長，對醫護人員的感情頗深。

　　周俊安形容深圳是夾在穗港之間的“三明治”。夾在香港和廣州這兩處非典重災區之間，而且地處非典最先爆發的廣東省，深圳的情況幾乎是一個奇跡。

　　“深圳的情況還是比較好的，至今沒有封閉過任何一個小區；全城有一半是流動人口，打工大軍就有三四百萬，但至今沒有一例民工被感染”，5月8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深圳市政府官員告訴記者。他說，像寶珠花園這樣出現過非典病患的小區也沒有封閉，深圳外松內緊，實行的是一家一戶的封閉，即把真正患病的人及其家人請到醫院徹底治療，小區樓道多次消毒，小區居民一天量兩次體溫。“深圳不搞草木皆兵，整個城市的氣氛很平和”，該官員總結說。

　　深圳的非典疫情通報顯示，4月29日全市確診病例總數49例、疑似12例，而此前連續十三天沒有新增病例；截止到5月7日下午五點，全市確診病例總數52例、疑似17例。數據表明，深圳發病率低、死亡率低、治愈率高，沒有出現群發現象和集中發病的高峰。

　　深圳不僅在“三明治”中平抑了疫情，還為包括香港在內的全國各地提供高科技防疫產品，并率先公布疫情的爆發地點。

　　“全國中心城市的機場和火車站用的紅外線遙感體溫測量儀，都是深圳提供的，產品是深圳清華研究開發院開發的”，該政府官員還透露，“因為核心部件由美國進口，還不能大批量生產。”他介紹說，體溫儀最先裝在深圳機場，深圳市市長于幼軍和全國防疫中心的一位主任一起去看，之后新聞就報出來了，北京市有關領導親自打電話請求支援，表示“有多少要多少”。

　　此前，于幼軍會見13國駐穗領事館組成的駐穗領團時記者在現場采訪。于當時表示“全國全省都來要體溫測量儀，供不應求”，他還向美國駐穗總領事羅瑞智(MR. John Norris)請求幫助，請美國大使館協調美國有關供貨公司盡快發貨。

　　深圳率先公布疫情爆發地點，是順應了外商的要求。4月24日，深圳外辦發起組織過一次“在深日資企業代表座談會”。一位與會者向記者透露說，日方建議“有新增病例最好能講清是什么地方”，負責在會上介紹深圳非典情況的周俊安當場表態“回去就和市領導研究”。“深圳宣布，從‘五一’開始公布新病例要公開住址和單位，這是全國首創吧，其他地方只公布數字”，這名與會者十分感嘆，“在全市居民恐慌和周邊居民恐慌中必須有選擇，深圳是勇者�煾�是智者。”深圳經驗

　　“我們做事不是憑運氣，而是有一套辦法的”，當記者表示仍有居民擔心疫情擴散時，周俊安坦然回應。

　　相比其他城市，深圳政府各部門的協同作戰能力確有優勢，此次戰役中就有不少例子。記者注意到，5月8日《深圳特區報》刊發的《依法防治非典型肺炎指引(續)》是由深圳市委宣傳部、市法制局、市衛生局三家聯名發布的。

　　“外辦是外事部門，對于防治我們可以多做也可以少做”，深圳市外辦一位官員對記者坦言，“請衛生局給外商答疑、穩定投資信心，根據外商的要求進行改善，這種溝通很重要，所以我們愿意多做”。事實上，深圳市外辦在非典時期不僅組織了十三國領事團和深圳政府高層對話、駐深日資企業座談會，接下來還要組織美資企業座談會等。該官員特別提到，“我們請市政府的領導，還有衛生局、經貿局、教育局等各局領導，他們都很配合。非典是全民戰爭，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

　　在深圳市市長于幼軍看來，深圳的疫情控制得好是因為集中收治、重點保護醫務人員和公務員、徹底消毒、重視相關產品及藥物的研發等有力措施。

　　于4月30日在會見領事團時表示，發現疑似病例后就采取了集中在東湖醫院收治的措施，2月8日確診首例非典后市政府就決定把該醫院原有病號全部搬離，把該院作為專門醫院，并把病人、疑似病人及親友分開觀察和治療。“三棟樓之間是隔絕的，我們比較早地注意到了這一條”。

　　于幼軍的真誠坦率在《深圳你被誰拋棄》一帖的處理過程中足見一斑，他約見過作者咼中校。“他很有魄力”，一位政府官員曾對記者說，“深圳大多領導都是做實事的，也都實事求是”。于在會見當天遲到了一個小時，他甫一落座就道歉說，“今天早上有兩三件和非典有關的事情要處理，這是當前的頭等大事，我不得不處理完再趕來。”

　　“我們還有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加大了對藥物研制的領導。成立了副市長當組長的小組，各科研單位都參加的，組織對非典藥物的研發”，于向美、日、英、法、澳等國領事介紹說，“我們撥款5000萬，進行兩小時檢測試劑和疫苗及特效藥的研發”。

　　于還強調，深圳在所有口岸都安裝了體溫測量儀，一旦發現疑似病人就查，防止新的人員流進來，同時也防止深圳的人員流出去，因為“也要對全國的防范疫情負責”，他稱“對所有深圳出去的旅客也都要做體溫檢測，絕不讓一個SARS的可疑患者流出去”。

　　于幼軍回憶說，今年過完年后各局負責人都來開政府的常務會議，“我說沒有利，是派給大家，也沒請大家吃開年飯，就發些藥請大家吃藥吧”，“現在全市沒有一例公務人員被感染，這說明只要認真對待，非典就可以被有效扼制”，他總結說。

　　深圳的醫護人員之所以零感染，周俊安曾在日資企業座談會上介紹過經驗，一位與會者對記者透露了情況。周當時介紹說，深圳一發現病情就作為高危傳染病，要求定點收治醫院東湖醫院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吃藥，吃病毒唑含片、打免疫白蛋白和預防流行感冒的藥，“聽說一直到現在都在堅持吃，此外還從最開始就對醫護人員進行了嚴格的防護”，這名與會者分析說，廣州發病900多人時有1／3是醫護人員，深圳實現零感染是因為高度重視，“也有發病早晚的原因，廣州早發，當時毫無經驗。”隱患

　　在說到發病率較高的重災區時，周俊安表示“各地情況不同，各有各的天時地利人和”。接受采訪的一位政府官員則形象地說，“治病就像寫文章一樣，人人覺得自己的文章好，只有實踐才能檢驗治病的方子靈不靈，到目前為止深圳的辦法是有用的，但誰敢保證用到別處也靈呢？再說深圳一向低調，不愿出這個頭。”

　　其實，非典已不僅是非典了。它成為引發一系列問題的導火線，而任何事關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的細節也可能使之加劇。

　　深圳不是沒有隱患，過去如潮水般涌來的民工就是一個未知數。

　　于幼軍在回答澳大利亞總領事“深圳有許多勞務工，是否加速非典的傳播”的提問時表示，深圳采取了兩大措施，一是在進出深圳時都要測體溫，二是要求企業不要解聘員工，員工盡量不要離開企業，如開工不足就培訓他們或讓他們休息。記者也在居住的小區外墻上看到一張署名“深圳市防治非典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宣傳畫，標題是《留在深圳，共“健”家園》，綠色的畫面上醒目地寫著“深圳市政府溫馨提示：將為在深困難外來務工人員的非典患者提供免費治療”。

　　但問題是，預防永遠比救治困難，因為預防的工作量大，可能做十件事才能做到關鍵點上。

　　“中國人的做法是解決問題，不是預防問題，這種思維在非典事件中充分曝光，這才是最令人擔心的”，一位居深圳十年的周先生是朋友圈中出了名的思想家，他一針見血地對記者說。周先生住在蛇口半島花園，可是有人在他的住處后面蓋起了鐵皮房并聚居了一些撿垃圾的人，窗外不遠處就是他們的簡易廁所。非典時期的衛生問題尤其敏感，他找有關部門反映，可是打了許多電話還是沒人理。

　　“以前發現白蟻打電話找人，結果一下子來了好幾家公司，大概因為除白蟻要付錢吧，拆鐵皮房沒人給錢。但是，非典時期的鐵皮房也不再僅僅是鐵皮房了，這種衛生死角會不會成為傳染源呢？”他對記者表示，“深圳的非典疫情相對平穩，但對于這種現在仍有許多未知因素的病毒來說，一絲一毫也馬虎不得。深圳不愿意制造人為恐慌，這是好事，但是要保證有效消防各種隱患，這才是真正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