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史彥北京報道

　　5月7日，律師陳曉萌駕車自武漢返京，比預計多花了一天的時間。“北京”牌照使他沿途遭遇了超過20次的苛刻檢查。在河南某市，因為帶著北京身份證，他被所有的旅社拒之門外。陳曉萌的感覺是，“在當地人眼里，北京人就好像個個帶著病毒。我們遭遇到的不僅僅是防備，還有敵意，作為北京人，第一次感受到歧視，從前的優越感蕩然無存。”

　　從北京來、說北京話、駕北京牌照的車，這些曾被當作炫耀的資本如今卻給當地帶來惶恐。隔離北京來客的事情在近期接連發生：為防止北京人進入，北京至塘沽國道被人神秘挖斷；在西南某市，一輛載有三個北京人的公共汽車遭到四輛警車的追堵；從北京出發去任何城市的人至少要接受超過三次的體溫檢測甚至隔離……多數人表示理解，但心里卻不無隔閡。

　　北京“非典”疫情發生后，從香港北上的心理醫生喬震宇幾乎每天都要工作12個小時。在他位于朝陽區CBD的咨詢所里，電話響個不停。總結一些案例后，喬震宇得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北京人對于“非典”疫情的恐懼部分來自于外地的心理感染，“事實上，許多外地人對北京疫情的恐懼心理遠超過身處北京的人群。就像不久前對香港的態度一樣，多數人愿意把看不見的病毒具體化，于是北京人在他們眼里成了病原體。外界道聽途說的只言片語經過幾手傳遞已經完全走樣，通常被數倍夸張，這些信息通過互聯網、電話等途徑又傳回北京。盡管與真實所見的情形并不相符，信息不對稱卻使許多人此時更愿意相信壞的消息，人類有著從眾的習性。于是城外傳言在城里引起了恐慌，比如封城的說法”。喬震宇的第一個咨詢者是典型例證，供職于中國網通的劉飛在一天接到十幾個問候電話之后開始變得焦慮。喬震宇解釋說，“因為外地親友傳遞的信息遠比他所了解的要嚴重許多。當面對無蹤影的病毒，又陸續接到十個這樣的問候電話時，你肯定會產生恐慌。‘三人成虎’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我在電話里告訴成都的朋友北京很多人仍在放風箏，他們不相信，他們甚至想象北京街頭絕對應該空空蕩蕩”。

　　雖然對于病毒本身的畏懼應當是第一位的，但在喬震宇手中的四百多份咨詢記錄中，多數恐慌心理都是在主體廣泛接觸各類傳聞、謠言之后出現的。也有一個例外，一個咨詢者經過密云某村莊入口時，看到半個月前封閉村莊用的麻繩被半人高的磚墻代替，他感覺“可能疫情發生了大變化，因而心情突然變得忐忑不安”。

　　對此，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呂秋云教授建議，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應對措施應考慮到對民眾的心理影響”。毫無疑問，繩索、樹枝、土堆和磚墻對人產生的心理暗示有顯著差異。她把目前的疫情看作是對全民心理的測試。雖然在2000年我國災后心理干預活動就開始啟動，在洛陽大火、“5·７”空難、北大山鷹社山難等災難發生后，心理專家均參與了對去世者家屬的心理干預活動，但面對著正在發生、具備致死性的“非典”疫情，心理專家的工作也不同于以往的事后心理救災。按照統計，災難發生后70%的人可以通過正常渠道釋放情感較為順利地渡過痛苦時期，但也有30%的人會出現各種心理問題。十三、十四世紀歐洲爆發鼠疫，留下的最嚴重的后遺癥就是精神疾病。

　　心理醫生對此有充分的準備，但他們無法預計目前最典型的“醫院恐懼癥”會持續多久。

　　5月3日，宣武醫院的護士韓林趕往醫院參加體檢。聽說去宣武醫院，出租車司機立刻沒了熱情，直言“離我遠一點”；第二輛車沒有拒載，不過司機提出“多付20元”的要求；最后她只好打了一輛黑車。各大醫院周邊沒有了以往等候載客的情景，空駛出租車經過醫院門口時加大油門疾駛而過，對要去醫院的乘客司機準備好了一堆拒載的理由。宣武醫院收治重癥患者的消息發布后，打進宣武區政府辦公室的電話增加許多，醫院附近的居民紛紛表示對“非典”的擔心。雖然居民獲知從醫院核心區到公共區已經設立多層隔離且相距甚遠，但或是提前搬遷、投奔親戚，或是每天反復消毒十幾次，這已成為許多醫院附近居民的共識。

　　所有專家都在關注其中微妙的心態變化。與呂秋云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她的同事叢中教授，他擔心“非典”正逐步演化為一些人的心理疾病：“社會心理研究向我們揭示出人類有跟從的習性。當人們對某件事情形成共識的時候，無論這種共識是對事物的正面評價還是負面評價，最終的結果都可能引發人群的一致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人是以別人的行為作為自己行為的參照物的。”

　　實際上，在經歷了最初的慌亂之后，恢復正常生活是北京市民的愿望。但在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防治“非典”熱線和北京市“非典”心理咨詢熱線中，大夫們重復得最多的話就是“沒關系，您這可能只是普通感冒、咽喉炎，不用太擔心。”接線生唐健在5小時內接了110個電話，其中大部分市民都是因為不了解“非典”而盲目恐慌：體溫只有37℃多或喉嚨發炎就懷疑自己得了“非典”，有的甚至因過分擔心連飯都吃不下，看到電視里播放有關“非典”的報道就感到渾身無力。極端的例子是：自己不敢出門，也不讓家人出門，所有生活用品和食品讓朋友代買，朋友將物品放在門口，等朋友走后才開門拿這些東西，進屋前還必須用酒精嚴格消毒。

　　叢中認為，這樣的恐慌由公眾缺乏安全感所致，“非典”存在的諸多未知因素會導致心理上出現不安全感。“非典”病癥廣泛的傳染性加上可能死亡的癥候給人們心理帶來威懾，這時傳聞充當著滿足安全感的支柱之一。人們互通信息、互通心地、互相提醒和安慰，是一種安全需要，但寓于個體的恐懼感也可能彌漫于人群或社區，抑制恐慌心理是危機狀態下減少損失的重要社會因素。

　　很多跡象表明事情有了變化，當一名“非典”患者從北京逃往遼陽時，在海淀區雙榆樹，64歲的張衛昆和幾位老友每天在街上提醒人們不要隨地吐痰。他們沒有罰款的權力，卻用行動贏得了人們的尊重，使這個在很多地方難以推行的禁令得以落實。他的舉動得到眾口一詞的贊譽。社會學者邴正希望通過這場疫情能提高公民的公共意識：“個人是社會的最小的分散的實體。公共領域是每個公民共同需要、共同擁有的生存、生活環境，公民個人不能只要求社會給予他公共安全，而自己卻在有意無意之中威脅、破壞公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