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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之一：疫區山西、系列之二：憂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肅遇襲、系列之四：有氣無力的四川鄉鎮衛生院、系列之五：分析--農民工在SARS陰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國傳播鏈、系列之七：公共危機處理--美國經驗與中國現實、系列之八：評論--重建中國公共衛生醫療系統、系列之九：經濟--不再樂觀、系列之十：廣交會意興闌珊、系列之十一：蔣彥永--誠實的醫生

　　甘肅省衛生廳稱其醫療基礎設施和就醫環境“處于全國最落后狀態”，而非典已經叩響了這一西部大省的大門

　　□本刊特約記者毛濃曦／發自蘭州

　　4月20日，星期天。一些人在閑散中從甘肅省電臺驚悉：甘肅定西發現兩例輸入性“非典”病例和一例疑似病例。同時，電臺反復播放甘肅省疾病控制中心通告，尋找與兩位“非典”患者同乘飛機、火車人員。

　　次日，蘭州又發現一例疑似病例。甘肅各媒體對這些情況均作報道。

　　4月21日后，街頭及一些公共場所不時可見戴口罩者，飯店、商場等均醒目地標示“已經消毒”，娛樂場所門前異常冷清，不少干脆關門。22日，記者連走幾家超市，往日少有問津的消毒液“早就搶光了”，“什么時候有貨不知道”。

　　風聲鶴唳。甘肅人猛醒：“非典”真的來了。

　　應對之策

　　4月20日定西發現兩例輸入性SARS病例，使甘肅防治進入戰時狀態。此前政府層面的主要工作是動員、研究、部署，當日工作思路即由“預防為主”變為“預防、治療、控制相結合”。

　　24日，記者到甘肅省衛生廳采訪，頗感這里異常忙碌、緊張。在某處室，人們神色凝重，行走匆匆，一位處長正靠著堆滿防護服、口罩的辦公桌打電話，記者大致聽出，是在催要口罩。記者伸出欲與處長握手，處長說：“我們現在都不握手。”

　　發現疫情的定西縣，以最快的速度實施了七項緊急措施，包括對SARS患者和疑似病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省上調集人員、設備、資金全力救治；連夜追查與患者和疑似病人有接觸的人，進行保護、隔離、消毒；把4月19日下午與一位疑似病人同乘班機從北京返回定西的30名勞務工，全部收留到定西地區醫院觀察等等。

　　經追尋，與一例患者和二例疑似病人同機(113人)、同車廂(在甘肅下車約35人)的乘客以及一位“的哥”中，已和絕大多數取得聯系，其中有75人留驗觀察，但均未發現“非典”臨床癥狀。

　　記者在衛生廳采訪時，省紀委來人問：通告所說“非典”患者的航班是哪一天的？在獲知是18日北京返蘭的MU2112航班后，來人長出一口氣：“我們領導的航班是19日的！”

　　與此同時，一系列行政措施快速實施：省和各市州地均成立高規格的疫情防治領導小組；組建省級疫情處理組，負責疫情報告、調查處理、防治措施效果的評估、病源學樣品的采集與檢測等；組建省級醫療救治組，負責指導對疑難危重病人的搶救治療；制定下發《甘肅省非典型肺炎應急處理預案》以及多項“非典”防治技術方案；向社會公布疫情信息和有關防控情況等。

　　4月27日，甘肅確認禮縣一例死亡屬“非典”致死。該青年病前在鄭州打工，感身體不適后，于4月22日返鄉，25日至禮縣留驗站治療。該縣已對死者做消毒、焚燒、深埋處理，對與其接觸過的人、到過的場所嚴格按規定處置，同時加緊全面檢查802名打工返鄉人員。

　　并非杞人憂天

　　看起來，似乎一切盡在掌握之中；與廣東、北京、山西等地比較，甘肅疫情更難以同日而語。然而，SARS陰影驟至，于甘肅仍有千鈞之重。作為大西北的貧困省份之一，甘肅的醫療衛生狀況經年積弱，應對大規模新疫情的還手之力已十分有限。

　　4月26日中午，甘肅省衛生廳副廳長李存文憂心忡忡地告訴記者：“幸虧甘肅只有幾例，而且是在外地發生‘非典’數月之后，他們積累了很多經驗可供我們直接采用。要是這事首發在甘肅，后果不堪設想。”

　　危險確實在與日俱增。目前，一些在廣東、北京等地打工的人員開始返鄉，使疫情擴散到農村的危險性增大。特別是定西縣，疫情發生后，密切接觸者量大面寬，查找困難，醫學觀察和隔離觀察遇到人力、物力、財力的限制以及社會恐慌心理等困難，疫情隨時都有擴散的可能。

　　甘肅省衛生廳廳長侯生華表示：“我省醫療衛生機構設施和技術條件較差，醫療救治設備、病房消毒隔離條件一時無法達到要求，經費困難，物資匱乏，特別是醫護人員防護設備嚴重不足，控制非典的形勢十分嚴峻。”

　　這并不是杞人憂天。據了解，甘肅是一個地方病比較嚴重的省份，2000年傳染病發病率居全國之首，死亡率居西北之首；鼠疫、口蹄疫等26種法定傳染病發病并擴散的危險性始終存在；2001年全省結核病發病率較上年繼續增長；糖尿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發病率近年也快速上升，全省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數占全部死亡人數的22.08%，高出全國近10%。

　　“衛生資源相對緊缺，預防保健和疾病控制力量十分脆弱，醫療衛生的發展水平與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之間矛盾突出。”這是甘肅省醫療衛生系統對自身狀況的總體評價。

　　據甘肅省衛生廳介紹，在醫療方面，代表著全省衛生事業發展水平的省級醫療機構，“目前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滯后，就醫環境差，處于全國最落后狀態。”最有代表性的實例是甘肅省人民醫院，現有門診樓和住院部樓均建于上世紀50年代，年久失修，已成危房。

　　蘭州以外，基層醫療衛生狀況更是乏善可陳。目前，甘肅省有41所較困難的縣醫院(接近半數)和360所鄉鎮衛生院(全省1500多個)的基礎設施處于西部最落后狀態；全省1.7萬多個村衛生所有一半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修建的，現已破舊不堪，還有少數行政村沒有醫療點。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有一半的村無衛生所；在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回族自治縣，有四個鄉的衛生院每院只有一名工作人員。至于村級衛生機構，根本無從談起。許多衛生院由于報酬過低，稍有技術的醫護人員紛紛調離，導致一些基本的檢查診療無法開展，甚至上個世紀70年代尚能開展的業務，現在卻不能開展。

　　在甘肅省，越是農村，尤其是落后地區，發生各種疾病的幾率越大。有調查顯示，甘肅農村貧困人口中有25%系因病所致，隴南等地甚至高達40%以上。這些地方，疾病已成為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制約。

　　預防保健則更為落后。調查顯示，在疾病中心應當配備的13種主要試驗設備中，狀況最好的蘭州市疾控中心僅有七種，且使用年限較長，不能正常運行；臨夏和甘南兩州的疾控中心均只有兩種，隴南地區疾控中心一種都沒有。

　　李存文坦承：“甘肅衛生事業的發展水平明顯落后于其它社會事業的發展，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必將影響全省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根本癥結

　　甘肅導致醫療衛生水平低下的因素非止一端，但似乎都可追溯到“投入嚴重不足”上。

　　李存文副廳長告訴記者，甘肅的醫療衛生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基礎還是不錯的，那時國家僅衛生系統支援甘肅的人就有10批，達4000多人。“這些年來，支援的人才陸續離開甘肅，政府的投入又很有限，造成現在這種狀況。”

　　據了解，省各級財政對衛生事業補助的增長幅度明顯低于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衛生總費用占經常性財政支出比例在下降。“九五”期間，全省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保持在4%左右，低于4.82%的全國平均水平；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重從23.85%下降到19%；衛生事業費占全省財政支出比重由3.41%下降為2.40%；用于預防保健等社會衛生的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占的比重也逐年下降。

　　目前財政補助、醫療服務收入、藥品進銷差價收入是醫療機構經濟補償的三個重要來源。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醫療機構在經濟補償方面普遍出現了“兩頭掉”的現象，即財政補償渠道不暢，投入不足，且在人員工資、管理費用、各種醫用物品成本上漲的同時，大多數技術服務項目收費價格較低，不能補償醫療服務中的成本消耗。這種現象助長了醫療機構從藥品銷售、大型設備檢查中得到補償，扭曲了醫療行為。

　　多年來，財政對醫療衛生事業實行兩種補貼方式：醫院是差額補貼，衛生監督、疾病防控等公共衛生是全額補貼。但受財力制約，兩者的補貼標準都比較低。

　　零星的數據顯示，財政對省級醫院的補貼僅占整個業務支出的10%左右，一年的補貼可發一個半月的工資，不足部分需從醫療服務、藥品利潤中出。但去年以來，藥品實行招標采購，藥品的價格降低，利潤也隨之降低；同時，醫療服務收費仍然執行數年前的較低標準。如在三級綜合醫院，心臟冠狀動脈搭橋手術、顱內血腫清除手術的實際成本分別為14303.6元和1605.41元，但實際收費僅為900元和300元，總體上，醫療收費只占醫療成本的40%。

　　衛生廳一位處長稱，甘肅全省對整個醫療衛生系統的投入每年約4億元，平均到系統10萬職工，每人約4000元，其中絕大部分用于人員工資，工作經費非常緊缺，只能維持基本工作。

　　沒有足夠的財力，人才問題必然突出。甘肅衛生人才的總體狀況是“總量不足，整體素質不高，隊伍不穩定。”在甘肅10萬衛生工作者中，大專以上學歷的只有40%，有高級職稱的僅占衛生技術人員的23.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6.3個百分點；每千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3.1人，低于全國和西北五省的平均水平。

　　同時，由于住房、工資等待遇很低，工作、研究條件簡陋甚至不具備，甘肅的衛生人才特別的高層次人才大量流失。據稱，近年來僅蘭州流到北京、廣州的衛生人才就數以百計，到國外的也有兩三百人。

　　痛于人才的大量流失，甘肅省衛生廳有關負責人甚至警言：如不改變這種局面，數年后社會公益性職能將無可行之策，國有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將無可用之才。

　　防患未然

　　SARS威脅登陸，目前甘肅省衛生廳已著手研究《西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理模式》。李存文介紹說：“國家有一個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理模式，但西部有自己的特情，基礎很脆弱，我們研究這個模式，就是為了在西部突發疫情時，以最小的投入及早、有效地控制、預防疫情。”

　　思路是清楚的，但李存文副廳長認為，長遠之策是抓基礎工作。他將其稱為“抓兩頭、放中間”，即一頭大力扶持城市大醫院，使其快速發展，使病人的很多難題在這些醫院解決，而不是動輒跑北京、上海；另一頭抓農村、社區，使民眾一般的疾病可隨時隨地得到診治；中間引入市場機制，放活中型醫院及企業醫院，使其與政府醫療機構展開競爭。

　　但在這個方案中，“錢從哪里來”至關重要。李存文認為，主要還是需要政府以各種方式投入。“畢竟醫療衛生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