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雜志將于5月9日推出《財經SARS調查特刊》，每周五出版，敬請關注！】

　　系列之一：疫區山西、系列之二：憂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肅遇襲、系列之四：有氣無力的四川鄉鎮衛生院、系列之五：分析--農民工在SARS陰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國傳播鏈、系列之七：公共危機處理--美國經驗與中國現實、系列之八：評論--重建中國公共衛生醫療系統、系列之九：經濟--不再樂觀、系列之十：廣交會意興闌珊、系列之十一：蔣彥永--誠實的醫生

　　中國衛生資源在東部和西部、城市和鄉村間的配置長期失衡，如此狀況日積月累，中西部將如何應對SARS的威脅

　　□本刊記者樓夷 本刊實習記者田啟林／

　　警言與現實

　　4月24日，四川岳池縣城汽車站。幾位身穿制服的警察揮手示意，一輛來自深圳的長途汽車戛然停止。一位神情委頓的民工剛下車，就被帶走了。

　　在這位民工的家鄉——岳池普安鄉十五大隊，村民們紛紛猜測他犯了什么罪。一打聽，才知道他是得了“非典”，從廣東的醫院逃回來的，卻被堵在離家60里地的縣城，重新送往醫院。

　　來自岳池縣的打工妹趙素芬告訴記者：“親戚們都勸我要當心。”她還聽說，另外一個從廣東逃回來的民工尚不知下落。

　　類似的戲劇性排查正在全國各地上演，方式不一，既有村委會調查，又發動群眾舉報，甚至動用警力。隨著農村“雙搶”季節迫近，數百萬打工者返鄉的可能性，使農村的“非典”防治形勢愈加不容樂觀。

　　早在一個月前的4月9日，世界衛生組織就在其《中期報告》中預見到今天的困境：“中國的許多貧困省份根本沒有充足的財力、物資和裝備，來應付SARS的暴發。”在4月14日舉行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世界衛生組織專家進一步表達了對中國內陸省份的擔憂，并提出希望到新發病例的地方去調查。

　　這種擔憂正在成為現實。3月7日，山西出現了首例病人，10天之后擴散到19例，并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為疫區。

　　4月15日，內蒙古出現首例病人，經過短短10天上升到70例。

　　4月17日，寧夏報告首例病人。截至4月30日10時，SARS已擴散到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其中包括內蒙古、甘肅、山西等缺乏醫療經驗和設備的15個中西部省區。在全國確診的3460例人中，中西部占483例；2203例疑似病例中，中西部占452例，且呈迅速上升趨勢(參見本期相關文章)。

　　天平失衡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所指“內陸省份”，是指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川、重慶、云南、貴州、西藏1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國土面積832.4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86.6%；人口7.16億，為全國的59.1%。

　　長期以來，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根據2001年國家統計局的公報，中西部19省市區的人均GDP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3/4，僅相當于東部省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樣失衡的是衛生醫療資源配置。衛生部2001年的《中國衛生統計提要》顯示，同為此次SARS重災區，北京每千人擁有的醫院床位數為6.28張，山西省只有3.23張；以每千人擁有的醫生計，北京為4.62人，山西僅為2.69人；以每千人擁有的護士計，北京為3.59人，山西為1.33人。

　　在中西部19省市區里，山西省的醫療條件還算不錯。在另一個也發現了SARS病例的安徽省，每千人擁有的床位數、醫生數和護士數僅為1.83張、1.13人和0.67人，也就是說，平均下來，每五個安徽居民，才能享受到一個北京市民的醫療衛生條件。

　　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北京尚且猝不及防，中西部地區的醫療系統將會面臨怎樣沉重的考驗！

　　較早出現SARS疫情的寧夏，已經備嘗苦果：沒有專門的傳染病院，除寧夏醫學院附屬醫院設有傳染病房，并配有兩臺專用呼吸機，其他綜合醫院均無傳染病房；六所定點接診非典醫院沒有配置非典病人專用呼吸機、床旁X光機、多功能監護儀和空氣消毒機等醫療設備。另外，由于沒有專門的流行病學實驗室，檢測病理還要送到北京，非典病情的快迅檢查難以施行。

　　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4月20日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坦承，由于中國農民的收入、農村醫療條件以及農民的自我防護意識相對比城市水平低，一旦農村發生疫情流行，后果將非常嚴重。

　　更加脆弱的防疫體系

　　受政府投入不足及農村預防保健機構服務能力的限制，農村公共預防保健服務更是非常薄弱。

　　據記者了解，一般而言，各地政府對縣級預防保健機構的撥款只占其支出的1/3左右，大部分款項來自業務收入。這使防疫站、保健站等把主要精力用于門診、住院等有償服務的開展，計劃免疫控制以外的某些傳染病(如肝炎等)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新的傳染病(如性病、艾滋病)發病率出現上升趨勢，甚至出現了一系列注射器和針頭未消毒而導致大批農民感染艾滋病等觸目驚心的惡性事件。

　　記者在采訪中，普遍感覺到防疫系統人員對于“重醫療輕防疫”的不滿。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一位專家告訴記者：“嘴上說‘預防第一’，實際上并不把預防放在第一位。”他告訴記者，為了保證吃飯問題，防疫部門只好自我籌集資金，靠創收彌補經費的不足。這樣一方面導致預防和控制大規模疫情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也出現了“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弊端。

　　此次SARS突然來襲，中國公共預防體系面臨極大的考驗。在SARS重災區之一的山西，記者走訪了太原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得知該中心最大的問題是投入少，設備陳舊。中心門診主任李茂棟以做血常規檢驗為例，“我們現在還是一邊眼睛看著顯微鏡，一邊用手計數，而大醫院里都是機器直接打出來的。我們下去搞體檢特別不方便。”

　　在記者的采訪中，這些忙于抗疫的防疫人員都對于國家增加投入滿懷期待。“只要把疫情損失的十分之一拿來投入，就好了。”

　　冰凍三尺

　　在SARS的威脅面前，如此脆弱的草根層農村公共預防機制讓有識之士備感擔憂。

　　“今日SARS的威脅，是中國長期失效的公共衛生體系對新型的流行病應對失措的集中體現。”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蕭慶侖對記者說。

　　中國農村醫療體系曾有過短暫的輝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廣袤的中西部和農村，與“赤腳醫生”這個歷史名詞相伴隨的農村合作醫療體系，曾給農民提供了最初級的醫療衛生保障。20世紀70年代，該制度與農村三級醫療保健網、赤腳醫生一起成為農村醫療的“三大法寶”。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集體經濟的衰落以及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醫療衛生體制逐步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使得農村合作醫療逐步解體。90年代后，政府在推進城鎮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恢復與重建”合作醫療制度的任務。但事實證明，除部分試點地區和城市郊區，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恢復和重建起來，其人口覆蓋率始終低于10%的水準，90%左右的農民成為毫無保障的自費醫療群體。

　　至于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更是受到嚴重沖擊，一些已經消滅或控制的傳染病再度復發，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比比皆是(參見《財經》2002年4月20日號《農村醫保風雨飄搖》)。

　　與此同時，在衛生費用逐步減少的壓力下，各地紛紛出現了拍賣衛生院的一幕。1984年財政制度改革后，財政經費逐級下放給省縣鄉各級政府自行支配，至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鄉政府形成了“分灶吃飯”的一級獨立財政，其中衛生經費也由縣財政劃撥到鄉政府直接管理。但由于鄉政府缺乏懂得衛生知識的管理人員，對鄉衛生院的管理多是流于形式。加之很多地區鄉財政捉襟見肘，出現了鄉政府截流衛生經費的情況，甚至有的鄉的工作人員的工資都是來自衛生經費。

　　“政府沒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研究員王延中談起此事直言不諱，“這是政府從農村基本衛生服務的提供者和組織者的角色退出。”

　　另據世界銀行專家對中國近11年來的公共支出的分析顯示，中國公共開支的分配向富裕區域傾斜，而在區域內則向發展最快的省份傾斜。據統計，目前約占中國總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著2/3的衛生保障服務，而約占85%的農村人口卻只能享用不到1/3的醫療衛生保障服務。在人口老齡化、人口流動性增強、勞動保護不足、部分地區生活環境惡化等因素的集體作用下，農民健康狀況在許多方面呈現相對和絕對惡化的趨勢。

　　蕭慶侖教授則用“可悲”一詞來評價中國對公共衛生的投入。1990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占GDP的3.5%，人均醫療費為11美元，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于印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衛生支出。《中國統計年鑒》顯示，從“一五”時期到2000年，中國的衛生事業費占國家財政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到2%左右，1996年以后不斷呈下降趨勢。1991年至2000年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在衛生總費用的構成比例中也逐年下降。

　　在蕭慶侖看來，如果說中國在落后時期財政能力在公共衛生方面力有不逮，那么以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看，這么少的支出只能反映出政府對這個領域的忽視。

　　“畢竟基礎醫療是一種公共產品，SARS事件讓我們反思在市場化進程中政府不能退出的太徹底，政府對于公共衛生資源投入不足未來還會使我們陷入其它困境。”王延中對《財經》解釋說。

　　遲到的努力

　　4月2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決定，中央財政設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總額20億元，從預算總預備費中安排，主要用于：農民和城鎮困難群眾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難地區縣級醫院的應急改造和購置治療非典型肺炎的醫療設備；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關等。財政部并即日從這筆基金中，對中西部地區按每省1000萬元進行預撥，用于有關患者的救治工作。

　　為支持中西部地區疾病控制機構的建設，國務院在已安排20億元國債資金的基礎上，再安排9億元；為支持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一期工程建設，安排專項資金6億元。

　　4月20日，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政府已經要求中央和地方財政準備充足的資金用于SARS的防治。“為控制疫情，中國花多少錢也在所不惜。目前還不能準確計算出需要投入多少錢，但衛生部已與財政部達成默契，只要衛生部所做的預算是合理的，財政部就會大力支持。”

　　出身財政部副部長和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高強此番受命，使許多觀察人士產生更多的寄望：經此一疫，非常時期的救急與積累多年的衛生欠賬問題能夠一同得到解決。-

　　本刊記者葉偉強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