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鄭小伶 香港報道

　　“我們左邊是大海，右邊是墳場。”

　　這是一位年輕的胸肺科專業醫生向記者介紹香港瑪麗醫院的地理環境時說的一句話。的確，從醫院出來，暮色中迎面撲來的是海水的新鮮氣息；而再走幾分鐘，嗅到的是鄰近公

路旁的一個宗教墓場散發的青草味。

　　生命與死亡同在。從3月上旬開始，過去的50多天里，這樣的險情在剛剛從SARS疫情中逃出生天的香港城中處處可見。度過了50多天的疫情高峰期，陽光和海水給這個城市的優待又回來了。

　　所有的人開始舒了一口氣。

　　在繁華悄然而至的時候，我們會心平氣和地想一想，那些最早給這個城市阻擋災難的人——他們的職業是醫生。從他們的臨床報告中遺漏下的一些細節，或能給那些尚在疫情中煎熬的人一些示意。

　　感染從“防護衣”開始

　　幾天來的采訪，記者多次被毫不留情地擋在SARS隔離病房的大門之外。出來的是全套外科手術服武裝的“SARS TEAM”的醫護人員。

　　他們身上著綠色的、被洗得脫色的全棉質外科手術袍，腳上套了鞋套，臉上除了N95標準的醫用口罩之外，還有一個擋住了1／3臉、外形似潛水鏡的眼罩。手術袍沒有衣袋，但在相近位置，每個人身上都掛上一個透明的小塑料袋，里面放著一臺傳呼機。一位醫生對記者說，“如果傳呼機一響，我們不用摘下手套找，抓起來就看，看完之后，離開隔離室時，再把它從塑料袋中倒出來。”

　　這樣一個小細節，來自香港島西區的瑪麗醫院腦肺／深切治療科。這家有100多年歷史的公立醫院共收治過70多例已經確診的SARS病人，幸而還沒有一名醫護人員受SARS感染。“一靠我們的小心，二靠運氣吧”，說這話的醫生，臉上虔誠的笑容令人感動。

　　而在香港沙田區的威爾斯親王醫院9樓的內科，記者看到SARS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是另一副“武裝”，他們身上是白色、化纖質的太空防護衣、防護褲，口罩、眼罩和發罩保護了大部分臉部面積，腳上同樣有鞋套。與瑪麗醫院比較，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防護衣更先進，這也是全港其他收治SARS病人的醫院普遍采用的防護衣。但是，截止到4月28日，威爾斯親王醫院已經有100多名醫護人員受感染。

　　“問題偏偏出在衣服上。”瑪麗醫院微生物系主管司徒永康在一個北京、上海、臺灣和香港四地醫學界的聯席會議上，提出了這樣的質疑，香港醫管局建議用一些保護力較高的全身相連袍的“Barrierman”防護服，它的設計是由前面正中間由拉鏈拉開全身的衣服，恰恰前面是最可能帶有病毒的地方。反觀一般的手術袍比較簡陋，它從后面綁起來，脫出來的時候也是從后面解開帶子，醫護人員就可以避免接觸前面的部分，直接把袍子卷起來扔到消毒處，簡單、方便及安全。

　　司徒永康的危言引起醫學界的關注。香港醫護人員感染已經涉及廣華醫院、伊利莎伯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瑪嘉烈醫院及東區尤德醫院等五家公立醫院。司徒永康認為，受SARS感染的醫護人員可能沒有做足傳染病的基本預防措施，以致倒了下來；并不完全因為預防用具不足、醫院結構上的通風系統或是病房過于擠擁等硬條件所限。

　　在防止傳染病的基本預防措施中，有戴口罩、戴手套、戴袍(通常是手術袍)和勤洗手四條鐵的紀律。行醫逾20年的司徒永康醫生做過一個相關的調查，結果顯示，69名報稱有做足四項預防措施的醫護人員安然無恙，而調查里受感染的醫護人員中，全都沒有戴上口罩，或是有的只戴了紙造的口罩，濕了后便發揮不了作用，“而且，吃飯時更不可以隨便把口罩拉到下巴去就算，又不可以放在飯桌上。這些細節看來很微小，但是已經成為傳播的黃金機會”。

　　司徒永康說，“我們沒有使用驚世新方法，反而我們在傳統智慧中找出一般的防傳染病的守則，這些在西方國家早已存在上百年，醫院上上下下的醫護人員就是徹底執行這些已有的守則，避開了‘倒下來’的情況。”

　　另有一位僅有12年執業經歷的年輕醫生對記者說，開始進入瑪麗醫院“SARS TEAM”時不太理解這里的清規戒律。有一次他彎下腰撿地上的東西也被主管說了一句，因為身上穿著手術袍，一蹲下，手術袍拖到地上就有可能被污染，而且，身后的衣服會露出來受污染。

　　威爾斯親王醫院是香港兩大醫學院的教學醫院之一，其防護措施自成體系。“威院”的醫生不愿意將自己與“瑪麗”的醫生相比，“因為我們收了300多SARS病人，他們僅收了幾十例。”上周，威院的“Dirty Team”被美國一家著名的雜志評為亞洲“SARS英雄”——“這支前線醫護隊伍面對危險工作而不退縮，默默對抗病毒時表現出人類的可貴精神。”

　　但是，記者也看到一些不愿提及的細節。記者在四天的醫院采訪中，兩次都未能通過瑪麗醫院隔離區值班門衛的把關；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記者誤走入9樓的隔離區，沒有受到任何阻攔。

　　記者還看到，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的9樓，在醫生辦公室與隔離區相連的走廊上，有一位穿著病員服的小伙子從隔離區出來，摘下著口罩坐在長凳上曬太陽、看報紙。這時候，進進出出的醫生從他身邊走過，似乎沒有人想起這個尚未病愈的年輕人身上是否還會傳播病毒。

　　“我們威院的醫生不愿趕他進病房，只會提醒他戴上口罩。”事后，一位醫生無奈地對記者說。

　　試用“應急方案”

　　在一個半月的時間里，一場疫情誕生了一顆醫學明星。這頗符合香港的造星文化。

　　這顆醫學明星就是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主主任沈祖堯教授，他以其精湛的醫術、在緊急狀態下高超的團隊凝聚力以及1.8米身高和翩然、謙和的風度，迅速在香港掀起一股“沈祖堯熱潮”。

　　沈祖堯說過，“我們這個團隊和我們的SARS病人是一籃子雞蛋，我天天要平衡地拿好籃子，盡量不讓一個蛋破，還要繼續往前走。”沈雖然沒有保護好每一只雞蛋，但在他的醫學面孔之后流露出來的人文關懷還是給疫情中的港島注入了一脈溫情。

　　沈祖堯向記者介紹，他每天要和深切治療部(ICU)的幾十位SARS重癥病人一起“戰斗”。威院的總床位是1400張，在高峰期的3月中、下旬，同一時間接受過170多位確診SARS的患者，為香港收治SARS病人第二多的醫院。

　　由于時間緊張，沈祖堯請他的同事、有著19年胸肺科臨床經驗的許樹昌副教授向記者詳盡介紹了威院在SARS臨床方面的經驗與難點。

　　從3月11日截止到記者采訪的4月28日，威院收治的SARS病人中，不治的有26位，其中以長者和有多種綜合癥患者為主。在300多例患者中，威院的死亡率接近7%，這個難點讓威院的醫護人員心情沉重。但是，他們還是堅持把其他醫院的危急病人轉入本院深切治療部。

　　國際醫學界曾質疑香港醫院普遍采用的“利巴韋林(Ribavirin，又稱三氮唑核)加上類固醇”的治療方案，許樹昌醫生介紹，這仍是威院采用的一線方案。

　　威院常規的療法的第一步是：對剛入院有發燒癥狀的患者，會注射普通抗生素；在抗生素無效、確診為SARS病人時，一般就每天注射400mg的利巴韋林，每日三次；或口服1200mg，每日三次；這適用于SARS的初期階段——“病毒復制期”�焩iral replicative phase�牐�這個階段的病人部分病情相當正常及穩定，服用藥物后，部分會退燒，如果在第7-11日期間，高燒再現，同時肺片出現陰影，顯示肺部受損害，部分患者須用呼吸器。第二周過后，病情仍未見好轉者進入第二階段，由于身體本身的免疫力導致肺部遭受嚴重破壞，肺片亦呈現受損程度加劇。沈祖堯醫生說過：“這階段是使用類固醇的黃金時期，否則患者有可能出現極嚴重的肺部損害。”

　　許樹昌醫生介紹，這個時期可每日注射500 mg／類固醇，累積注射3—6日，這時候，有90%左右的患者會有病情好轉。但許醫生同時提示醫學界同仁，“要留意使用了利巴韋林加上類固醇后、病人發病第三周的反應”，由于利巴韋林的副作用是融解紅血球，因此大部分患者的黃膽素升高，會出現貧血現象，而嚴重者還會出現口、鼻噴血，或排泄物帶血，“這都是要警惕的。”

　　還有將近10%左右的患者對上述療法是沒有明顯療效的，他們將轉入第三個階段——侵肺性破壞期。病人的肺部已遭嚴重敗壞，甚至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癥候群(ARDS)。這時候轉入深切治療部(ICU)，進行人工插喉之后仍沒有任何改善的話，威院將拿出最后的“應急方案”出來。

　　所謂的“應急方案”也是在這場疫情中香港幾大醫院自己摸索出來的。威院有三種方案：一是嘗試用已經康復的SARS病人的血清輸給“第三期病人”。其做法是，捐血者在肺片清晰、完全退燒，化驗沒有HIV(艾滋病)、肝炎等流行病后，每位捐出500—1000CC的血清，各分200CC一個單位。“第三期病人”在發病(主要是發燒癥狀)的16天之內最適用血清療法。威院已經有血清療法見效的病例。

　　第二個“應急方案”使用M(IgM)免疫球蛋白，有醫院已開始提早使用，免病人惡化。但價錢昂貴，每支7000元，以三天為療程。

　　第三個“應急方案”尚未啟動，就是有香港聯合醫院和瑪麗醫院采用的抗愛滋病毒藥物——蛋白酶抑制劑(Proterse in nibitor)。許樹昌醫生對記者說，“暫時沒有數據支持說明這個藥對抗SARS有效，而其最大副作用就是腹瀉。”

　　香港其他醫院在獲得病人或其家屬簽署同意書后，已試用多種藥力強、但副作用亦強的新藥，如原作治療血癌的干擾素(Interferon)、以及可致畸胎、早被全球禁用的、曾用于治療關節炎藥物(Thalidomide)。對此，沈祖堯等人表示“再謹慎一點。”他主張“利巴韋林勝在安全。”

　　利巴韋林能否成為SARS的主診藥，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鐘南山在香港學術交流時提出質疑，稱“不值得推廣”。據瑪麗醫院胸肺專科醫生林冰向記者介紹，鐘南山在廣州的療法主要以類固醇(“皮質激素”)加上抗感冒病毒藥德敏福(Tamiflu)為主。但是，有香港醫生認為，在SARS臨床中，Tamiflu療效并不理想。

　　已是香港胸肺協會會長的許樹如對記者說，行醫這么多年，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大場面，“最大的壓力是，要試驗的地方太多了”。

　　“SARS TEAM”何時解散

　　“在這樣的地方和他們談電腦游戲和音樂，真是不可思議。”

　　在瑪麗醫院9樓一間小休息室，記者采訪這個醫院“SARS TEAM”(非典治療小組)的三位醫生時，在同一棟樓的4、5、6樓的隔離室，其他小組成員正在做例行的巡房醫檢。

　　香港醫生向來以薪水優厚、生活時尚而著稱。但記者在醫院辦公室見到的他們全是穿著難看的綠色的防護服、鞋子各異的裝配。“平時我們都是打領帶、襯衫整潔、皮鞋時尚。現在暫時不需要了。每天下班后在醫院要洗一次澡、回家還要洗一次澡，幸好不用穿得那么煩瑣。”瑪麗醫院胸肺專科醫生林冰說，而且，他酷愛的電腦游戲也有一個多月沒有觸動了。

　　一場疫情改變了許多，生活節奏打亂了，深切治療部的大手術做不了，肺癌的研究中斷，回家后與孩子的親密接觸也“叫停”了。在全香港十幾家公立和數十家私立醫院的執業醫生中，十幾萬醫生主動或被動地卷入了這場戰爭。

　　瑪麗醫院的“SARS TEAM”是在3月18日成立的，運作了50多天了。成員分別來自本院和葛亮洪醫院的胸肺科、心臟科、腸胃科和腎科的顧問醫生、高級醫生、專科醫生。由于他們是全港最早收治SARS患者的醫院之一，也是第一家試用利巴韋林在SARS臨床的醫院之一。

　　有報道指醫護人員可能被醫院指導“預先”服用利巴韋林。但瑪麗醫院的“SARS TEAM”的組長、胸肺科曾華德醫生表示反對。“利巴韋林對真正有病的人也未必有效�熂s10—7%無效�牐�何必吃一種有50種以上副作用(如令血小板降低及影響肝及腎功能)的藥物。更甚者可能將病情抑制，出現部份發病，到將來更難診斷。”

　　到目前為止，尚沒有一個可讓市民放心的萬全之策。在過去的50多天里，SARS留給醫學界的懸案太多了。瑪麗醫院的“SARS TEAM”收治過一位40多歲的女性患者，入院后用了一點普通抗生素就退燒了，后做熒光試驗，發現SARS抗體高了四倍。惟一的例外就是她曾做過骨髓移植手術，按醫學的推論，“免疫反應不太好可能對SARS的治療反而有利”。

　　同時，對SARS的早期診斷也是難點之一。雖然發燒、咳嗽、氣喘等癥狀已成為SARS標志之一，但是，在香港幾家醫院中，已有好幾例早期沒有明顯癥狀。

　　此外，許樹昌建議，不單是一種病可以引至SARS臨床癥狀出現，有時，有可能會有二種以上的病并發，造成了一些疫情人群的誤診。按照香港“SARS TEAM”或““Dirty Team”的專家建議，在發病癥狀(以發燒為主)出現的7—10天內為臨床治療的最佳時期，一旦貽誤，則后果難測。

　　現在，在香港各大醫院的深切治療部躺著的SARS重癥者還有100多人。有一部份人的肺嚴重纖維化，只能以插喉幫助呼吸。這些人中，除了年長者居多之外，相當一些人是自己貽誤了治病期。

　　據香港醫療部門的一位官員說，類似像“SARS TEAM”這樣的治療小組和“SARS隔離病區”，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會繼續存在，但規模會隨著疫情的減緩而縮小。

　　國際勞動節快到了。記者問過一個醫生，放假了會干些什么？他說，想和朋友聚一聚，“過去那種在孤獨中自己掙扎的感受實在不好受”。(感謝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沈祖堯醫生、許樹昌醫生和香港瑪麗醫院的曾德華醫生和葛亮洪醫院黃泮銓醫生對本文的醫學指導。本報見習記者彭少蘭對本文亦有貢獻。)

　　新浪編者注：《天佑華夏》專題系《21世紀經濟報道》與新浪財經聯袂制作。本文為《21世紀經濟報道》抗擊SARS特刊（1－28版）系列文章之一，該特刊（完全版）為《21世紀經濟報道》授權新浪網獨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體及網站不得轉載，除非獲得《21世紀經濟報道》書面授權并注明出處。欲轉載本專題相關內容、或對本專題有任何建議，請來信finance@staff.sina.com.cn， 或致電：(010)62630930 轉5151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