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灘記者 高艷平 陳潔(實習)／報道

　　孫時進(心理學家)：理性態度對待“非典”

　　最近一段時間，因為媒體的放開，“非典”的感染數字一下子提高了，公眾產生很大的恐懼感。其實如果理性去考慮，從目前公布的感染和死亡的比例看，“非典”的死亡率要

比交通事故死亡率還要低。所以說，只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大可不必過分恐懼。

　　既然死亡率并不高，全國上下已經警覺到這種程度，這說明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的防范意識、對生命的珍惜程度大大提高了。

　　至于人際關系上的微妙變化，也應該理解。譬如說前段時間，我約幾個朋友吃飯，他們就說不來了。我覺得這很好理解。與此同時，那些疑似病人或者離感染源近的人，不應該責備別人對自己疏遠，自己倒應該自覺與外界保持距離，這也是一個人素質修養高低的表現。

　　要科學理性地對待“非典”，除了做好個人防范工作以外，還應該科學地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盡量讓這次疫情的個人損失減少到最低。因為現在互聯網、通訊事業很發達，“非典”時期，人們完全可以達到交流的目的。還有平時一直沒有做的事情，現在有時間了，就可以做起來。譬如，讀書。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重建社會認同感

　　心理恐慌很大程度上是由當代社會的高風險性和不完善保障造成的。一方面，今天人們可以通過無數渠道了解到各種信息，這很容易使他們對很多消息產生不信任，從而造成心理恐慌，渴求了解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當代社會有很高的流動性，人的流動是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前提。但這種流動性使得人們感覺自己無法控制疾病的傳播和蔓延，從而產生恐慌。

　　另外，社會誠信度的降低造成了人們只對自己負責。但是當自己不能為自己負責的時候，他們只能轉而依靠國家的行政力量來控制“非典”。安全感的缺失容易使人心理防線崩潰，從而產生孤立無援的感覺，造成恐慌。

　　因此，從“非典”的防治我們可以看出建筑一種新的社會認同感的重要性。相對而言個人能力就比較脆弱，根本無法規避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群體感覺顯得尤為重要。

　　同時，社區的互相幫助、協作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這種依賴有助于我們找回過去20年中失去的歸屬感和對人生的信任感。

　　連岳(專欄作家)：“非典”綜合癥是對人性的放大

　　對“非典”的正常防范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過度恐慌或者滿不在乎，這兩種極端的情況都不可取。

　　實質上，一個人的性格本就如此，只是因為“非典”把它放大了。那些過度敏感的人，可能平時就對日常生活細節相當敏感。對疫情不在乎的人，可能平時也對很多事都大大咧咧，覺得滿不在乎。本來好的鄰里關系因為“非典”變得冷漠，這也說明，這些人以前本來在處理人際關系上就不夠全面周到，不夠得體。“非典”其實在這里充當了一個放大鏡的作用，讓大家看清楚了一個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