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天突襲中國的“非典”將會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過去每逢突發重大事件，一些管理部門的“常規動作”是“捂蓋子”、封鎖消息。他們擔心過多地解釋會引起更大范圍的社會恐慌。事實上，公眾渴望從主流渠道獲得真相

　　外灘記者 保定／文

　　多少年以后人們會發現，2003年初流行的“非典”疫情對生活方式和社會體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除了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以外，“非典”疫情還改變中國人的飲食和衛生習慣，同時加速國家應急處理機制的建設。重典治痰：改良衛生習慣良好的衛生習慣需要相應的法律環境。

　　這個春天突襲中國的“非典”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首先是衛生習慣。

　　在“非典”流行之前，很多人隨便慣了，覺得衛生問題小事一樁。現在大家開始重視個人衛生，很多人養成了經常洗手的習慣，公開場合以作揖取代握手。伴隨著強有力的消毒措施，公共場所的衛生狀況也得到了明顯改觀，雖然尚不知道這種改變能維持多久。

　　可以期待的最大的變化是：中國人有可能改掉隨地吐痰的習慣。

　　據國內一項抽樣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人(6至7億人)承認經常隨地吐痰。隨地吐痰污染環境，這本是常識，卻有無數人明知故犯，成了“國粹”，影響到我們的國際形象。

　　隨地吐痰是“非典”的傳染源。4月24日舉行的上海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市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的決定�煵莅福牎贰ｋS地吐痰、便溺等行為將受到嚴厲處罰，最高罰款額從50元增至200元。

　　據報道，香港特區立法會2001年7月通過《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凈罪行)條例草案》，規定對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等違法行為實施定額罰款600港元。韓國漢城市政府曾對吐痰者處以約合300元人民幣的罰款。只一年時間，漢城隨地吐痰的現象就幾乎被杜絕。

　　良好的衛生習慣需要相應的法律環境。沒有嚴格的約束，很容易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上海此次“重典治痰”將起到樣板作用。

　　另一個可能的變化是分餐制。

　　4月20日，中國商業聯合會發出緊急通知，要求飯店、酒店等餐飲場所積極推行分餐制，以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實行分餐有利于降低在吃飯過程中相互傳染的可能性，被稱為“對別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尊重的一種表現。”

　　口上積德：改正飲食習慣

　　一些病毒對動物的致病性很低，但對人類卻有很高的致病性甚至病死率。隨著疫情的發展，人們的飲食習慣也在發生變化。

　　廣東以“口無遮攔”而著稱。城鄉遍布“野味”餐館，餐館門口的籠子就像一個個小型動物園：梅花鹿、野雞、毛驢、白鶴、孔雀等等，從實驗動物(猴子、老鼠)、野生動物(梅花鹿、孔雀)到伴侶動物(貓、狗)，無所不吃。冬令進補的時候居然有貓餐館公開在報上登廣告。

　　這個經濟發達地區正在營造“國際花園城市”，卻管不住自己的一張嘴。殘害生靈的野蠻嗜好隨著粵菜的傳播蔓延到國內其他城市，隨之而來的是對動物的大量違法捕殺。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于4月21日宣布：他們已經成功證實這種冠狀病毒的來源不是任何一種家畜以及家禽，而是來源于一種或幾種相信是生長于華南地區的野生動物。

　　中國科學院院士、病毒學家毛江森日前表示：一些病毒對動物的致病性很低，但對人類卻有很高的致病性甚至很高的病死率，黃熱病、埃博拉和艾滋病就是著名的例子。毛院士建議：對于目前各地眾多的野味館應嚴格管理，禁止直接捕殺、運輸和加工野生動物用于餐飲業。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宣布的可能作為“非典”來源的動物有：天鵝、穿山甲、蛇、蜥蜴、旱獺、梅花鹿、猴、老鼠、鱘、鯢、江豚等。這些曾是人們心愛之物的野生動物有可能因為人們“不敢吃”而受到保護。

　　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朱幼麟因此建議：國家立法禁止內地捕殺、販賣及食用野味。人們希望國家結合抗擊“非典”的行動，立法禁止吃野生動物、實驗動物和伴侶動物，同時加大執法力度，幫助某些人改掉原始的飲食習慣。

　　居安思危：建立國家應急處理機制

　　長期的穩定使人們缺乏危機意識。

　　同人類曾經遭遇過的天花、鼠疫、霍亂、狂犬、麻風等惡性傳染病一樣，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帶給中國政府嚴峻的考驗。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作家陳祖芬提交了《城市如何預防和應對災難性突發事件》提案；民盟中央上交了《關于加強城市災害應急管理能力的建議案》；民進中央的陳益群委員上交了《關于建立應對重大突發性事件的指揮協調中心》的建議。

　　有無應急處理機制的差異有多大？新加坡于3月24日宣布援引傳染病法令，要求曾和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觸過的人隔離在家7-10天，違者將面對嚴厲處罰。當前如果從廣東到新加坡，家中將被安裝攝像機。香港也在3月27日將SARS納入《檢疫及防疫條例》的傳染病列表中。而疫情首發的中國將SARS列入法定傳染病是4月8日，正式公布就到了4月14日。

　　長期的穩定使人們缺乏危機意識。面對“非典”疫情，中國需要一套完備的、可以迅速啟動的危機處理機制。

　　對于地方政府部門遲遲發布疫情報告的原因，廣東省衛生廳廳長黃慶道表示，“非典型肺炎并不是法定報告傳染病，所以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公布。目前因為社會影響很大，所以才決定公布。”然而，瘋牛病、禽流感等都是近年來新發現的病例，都不在1989年制定實施的《傳染病法》范圍內，這一點顯示出我國重大疫情的預警、公布制度上嚴重的缺陷。

　　危機反應機制要求政府建立高效的常設部門，和防疫、環保、防洪防旱、災害處理等職能部門快速溝通、共同運作。公共安全的維護者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組織起危機救助行動，以替代公眾盲目的自救行為。有關專家建議：“需要不斷完善危機發生的預警與監控系統，能夠使政府和公眾培養危機意識。”

　　過去每逢突發重大事件，一些管理部門的“常規動作”是“捂蓋子”、封鎖消息。他們擔心過多地解釋會引起更大范圍的社會恐慌。事實上，公眾渴望從主流渠道獲得真相。

　　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李健和指出，中國在應對重大突發事件上存在四大“軟肋”：缺乏《緊急狀態法》對政府各部門協調的全局性規定；缺乏政府各部門間的協調機制；現有的醫療、救災部門的專業人員缺乏訓練；社會的警覺性較差，民眾缺乏自救、救護的意識和能力。

　　“9·１1”事件之后，世界各國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理提到新的高度。對策不僅僅是應變和處理，更重要的應該是預防。河北白溝打工妹苯中毒事件中，受害者因為制作箱包而中毒，在查明原因之后，國家對箱包行業進行整頓，從源頭上堵住類似事件的發生。

　　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疾病控制處處長蘇崇鰲認為：中國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的問題主要是人力和財力不足。人力是指目前既有傳染病知識、又富現場處理經驗的專家十分緊缺。財力不足則是老生常談。

　　此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透露，由于工作、人員條件所限，目前的檢測力度“不能夠及時、準確地報告疫情”。美國“9·１1”事件后，用于疾病預防和控制的經費達到了8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