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文

　　幾個月來�煾�確切地說�熢谟械牡胤絻H僅是十幾天甚至是幾天來�烻ARS已經在強有力地改變著人們的社會生活。這種改變的強有力，也許是在于它對人類生命的直接挑戰。在人類自身生存面臨威脅的情況下，種種在過去為荒謬進行辯護的理由顯得更加蒼白和無力；過去種種得過且過、覺得可以混過去的生存方式，現在意識到了改變的必要；許多過去被忽略

了的東西，在生死攸關的關頭，人們意識到了它的存在；而許多過去念念不忘的東西，人們則在這樣的特殊情境中發現了它的無意義。

　　SARS在改變著我們的社會。盡管我們是多么不愿意用這種方式來改變。

　　勿須說，疫病是一種自然現象。無論國度如何、人種如何、意識形態如何、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程度如何，想完全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是沒有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追究是誰、是什么因素應該對這種疫情的發生承擔責任，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在疫情正在蔓延的今天，恐怕這也不是當務之急。但是，當疫情發生之后，一個社會做如何反應，則不是自然的事情，而是人為的事情了。

　　屈指算來，從疫情最初的發生，到今天已經有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可以說，在這半年的時間里，通過疫情的擴散和傳播，把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積弊暴露出來了。有人說，這說明在我們的社會中缺少一種有效處理災難的機制，這大體是不錯的。但這種機制的“缺少”是與我們社會生活中某些積習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不僅僅是技術的問題。最近看到山西學者謝泳先生對80年前山西處理疫情情況的介紹。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盡管當時包括通訊在內的許多技術條件和行政組織系統都遠不如今天發達，但對疫情的抑制是非常有效的。而在這半年時間里，我們處理疫情的失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為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4月20日的記者招待會，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許多人說，正是從這個記者招待會上看出了希望。希望在什么地方？我覺得還不僅僅在于它打破了妨礙一個社會對災難進行有效反應的“不應該是障礙的障礙”，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一種新的社會運行邏輯的出現，而不僅僅是一種對災難的反應機制。不可否認，“4·２0”舉措的出臺，是與內外壓力有直接關系的。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邏輯的改變。以前，凡是一說到壓力，我們首先將它定義為是“敵意”的。事實上，一個有效率的現代政府，恰恰是能夠對各種壓力具有敏感的感知能力和反應能力的政府。“4·２0”之后民心的變化表明，對民眾的要求做出敏感的反應，不但不會降低政府的威信，反倒會在民眾中產生普遍的信任感。

　　當然，信任感本身抑制不住疫情的蔓延，但它卻會為整個社會更有效地抑制疫情的蔓延創造條件。信息的公開也是同樣的道理。一段時間以來，上上下下對此前的信息封鎖有著諸多的批評，這種信息封鎖也屬于前面所說的“不應該是障礙的障礙”之一，這也是多少年體制的積習所致，或者說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社會運作邏輯的一部分。即使我們不從原則上的民眾知情權而僅僅從抑制疫情的功利層面來說，封鎖消息也無異于掩耳盜鈴。然而，多少年來，不知怎么就形成了一個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將消極的事情公開出來就會造成恐慌，就會危害到社會穩定。于是報喜不報憂、粉飾太平就成為一種官場默契。但問題是，這個道理或邏輯是從來沒有得到論證和證明的。事實上，正如我們從“4·２0”前后的對比中可以看到的，反倒是一味地封鎖消息，才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有人說，在信息如此發達的社會中要想完全封鎖消息是不可能的。實際上，即使是在信息不發達、人們靠口口相授傳遞信息的社會中，要想完全封鎖類似疫情這樣的消息也是不可能的。在今天就更是如此。有兩點是需要說明和探討的，第一，信息公開和透明的作用不表現在能夠徹底消除恐慌，而是為人們的理性判斷提供權威的信息，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恐慌。也就是說，信息公開不能解決一切，但卻是解決問題的前提；第二，如何形成一種有效的、互動性的信息溝通系統，是需要探討的。應當說，從“4·２0”的記者招待會開始，政府的信息披露工作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改進的余地仍然是很大的。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互動性的信息溝通渠道。我們現在的信息溝通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單向的，我們更習慣的是開會、傳達、媒體上單向的信息發布。這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夠的。因為在這樣一種由疫情引起的社會恐慌之中，普通老百姓有許多具體甚至很細致的擔憂，他們需要就某個問題得到更加細致的信息和解釋。雙向的、互動式的信息溝通渠道則有利于對這些具體而細致的擔憂進行解釋和說明，或者是提供所需的權威性信息。比如，對于北京“封城”的謠言，有關部門進行了辟謠，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北京的許多地方，仍然發生了搶購風潮。如果有有效的互動式溝通渠道，這個風潮完全是可以避免或是減輕的。其實，即使是“封城”了，政府完全可以做出有說服力的承諾：以中國政府調動資源的能力，是不可能在北京出現柴米油鹽斷檔的現象的。

　　這次災難性危機還使我們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應對社會危機的組織化機制問題。這次疫情的傳播，從目前來看還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別是廣州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之中。在各種防疫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政府的作用之外，有三個組織系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單位”的組織系統。我們可以發現，凡是原來單位制色彩最強的地方，防疫工作往往就最有效。比如在大學區，人口密度是最高的，但防疫工作也是非常有效率的。這也是這些地方的疫情沒有發生災難性蔓延的重要原因；二是專業化的醫療系統。大城市的這個醫療系統，在各個方面都比其他地方先進和發達得多；三是社區組織系統。這三個組織系統是應對疫情這種社會災難的重要的組織依托。但從這個角度來說，有兩個問題是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的：第一，在這些大城市之外，特別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上述三個組織系統都是非常薄弱的。因此，可以想象，其對災難做出反應和應對的能力要更弱。因此，現在的一個迫切問題，就是如何防止疫情向中小城市和農村蔓延；第二，在看到上述組織強有力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會發現，在這樣一場對社會災難的斗爭中，我們這個社會的自組織能力還是很弱的，在社會面臨災難的時候，民間的志愿組織可以發揮多方面的作用，比如傳播防疫的知識，組織防疫措施的實施，傳遞可靠的信息以及穩定人心等等。如何形成這種組織機制，是我們在將來要面對的課題。

　　(作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電子郵箱：thslping＠26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