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保障制度與就業形勢分析》課題組

　　失業與GDP增長的數量關系

　　宏觀經濟政策的三大目標是：高GDP增長、低失業率、低通貨膨脹率。其中，促進經濟增長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基本前提，就業彈性系數是衡量這種關系最常用的指標(就業彈性系

數是指就業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比值，即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相應地就業增長的百分點)。

　　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中，怎樣考慮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就業形勢將持續嚴峻，主要原因是我國人口基數大，勞動力資源相對過剩，長期以來始終對就業形成強大的壓力。在這個客觀事實面前，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在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選擇合適的經濟增長方式。由就業彈性系數可知經濟增長帶動就業的比率關系，但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由于受到經濟結構、經濟增長方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表現出不同的互動模式，就業彈性的強度和方向也會有所不同：

　　1、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較高的水平，就業人員不斷增加，但增長速度卻呈下降趨勢，就業彈性系數也不斷下降。

　　2、上世紀80年代為經濟增長的高就業階段，高速經濟增長伴隨著就業人員的快速增長，就業彈性系數較高，表現出勞動密集型經濟的特點。

　　3、進入90年代，經濟仍然保持高增長，就業人員卻增速下降，就業彈性系數急劇下降。這主要由于勞動力投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趨于下降，資本、技術等投入要素及制度性要素的貢獻率提高。

　　因此，經濟增長能否帶來就業的同步增長，關鍵取決于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今后隨著我國工業現代化的逐步實現，由資本、技術密集型引起的就業崗位的減少是不可避免的；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特殊時期，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隱性失業的顯性化，在短期內集中釋放，對就業增長的沖擊很大，據有關專家估計，就業增長因此會減少0.3個百分點，就業彈性損失0.04左右，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制度性失業”對就業彈性的影響會逐步減弱。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就業的容量極大，我國第三產業還比較落后，其從業人員在整個就業人員中占27.5%，產業產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為33.6%，發達國家這兩個數字分別為60%-75%和70%-80%，因此我國第三產業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同時也是擴大就業崗位的最佳部門。

　　2000年-2010年我國就業形勢的基本預測

　　1、勞動力供給的總量預測

　　勞動力供給分為兩大類：其一是勞動力的自然供給，即已到勞動年齡并需要就業的人口數；其二是發展型的派生供給，即一部分已經就業的勞動力由于體制改革或經濟結構調整等發展性原因轉為需要新的就業崗位的供給。

　　從勞動力自然供給看我國呈兩大特點：一是，自然人口基數大造成勞動年齡人口(即男16-59歲、女16-45歲)數量大；二是勞動參與率高。勞動年齡人口由于各種原因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需要就業，國際通用的勞動力參與率概念，即人口參加社會勞動的程度，反映了勞動力資源利用情況。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參與率一般保持在65%-70%之間，而且呈下降趨勢。中國的勞動力參與率高于世界上一般國家水平，根據相關統計，我國勞動力參與率1990-94年平均為84.12%、95年85.51%、2002年83%左右，由于中國勞動力供給增長過快和勞動力參與率過高，從而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

　　2001-2010年勞動力供給預測：2005年勞動年齡人口比2000年增長0.42億，2010年比2005年增長0.39億，如按83%的勞動參與率計，勞動力的自然供給分別是：2001-2005年為6.35-6.69億，期間新增供給0.34億，平均每年新增勞動力供給680萬；2005-2010年為6.69-7.02億，期間新增供給0.33億，平均每年新增勞動力供給660萬。

　　發展型的派生供給，主要是由制度性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兩部分組成。“九五”時期乃至下個10年，消化改革型就業壓力很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2年最新統計，2001年全國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從業人員比1995年減少5477萬人，下降了38%，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職工人數782萬(1995-2000年累計數)，下崗職工實際數為4500萬，減去近幾年的下崗職工再就業人數后，根據統計，目前我國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總量已達到1460萬人(勞動社保部科研所)。保守估計農村有1.2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上述兩者相加，到目前為止發展型勞動力供給總量的積存已為1.346億左右。如果到2010年全部解決這些存量，每年的排放量以10%計就有1350萬人，加上每年新增勞動力660-680萬人，共計每年增加勞動力供給為2000萬人左右。

　　另外，今后幾年發展型派生供給增量還會產生，其中制度性改革的就業壓力會在2005年后逐步減弱，而結構調整的就業壓力始終存在。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將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大問題，因此“三農”問題根本上就是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出路問題。

　　2、勞動力需求總量預測

　　這里我們用就業彈性系數與經濟增長速度(GDP)進行分析。由于就業彈性系數變化趨勢是因經濟發展方式不同而不同，以下，我們選擇三組不同的數據分別預測我國“十五”時期的就業形勢。

　　第一組分析：以“九五”時期我國就業彈性系數0.108為參考。以年均GDP增長為7.2%，就業彈性系數為0.108，則2001-2010年年均就業增長率為0.8%(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GDP增長率)。預測，“十五”期間，每年大約可提供近6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騰出的勞動崗位約800萬，估計每年共提供1400萬就業崗位。

　　第二組分析：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研所估計，按目前的就業彈性0.17左右(2001年數據)，如GDP年均增長7-8%，每年能提供800萬個就業崗位，“十五”期間共提供4000萬個就業崗位，再加上企業自然減員騰出的就業崗位大約4000萬，兩項合計為8000萬個崗位。十五期間，平均每年能提供的就業崗位約有1600萬個。

　　第三組分析：隨著中央對就業、再就業問題的重視和政策扶持，就業渠道的多樣化，勞動者自主就業意識和能力的逐步增強，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走勢的不斷向好及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們認為2001年-2010年的就業情況應好于“九五”時期，就業彈性將高于目前水平的20%-30%是可能的，就業彈性將達到0.20-0.22。如GDP年均增長7.2%，年均就業增長率約為1.5%(GDP增長率×就業彈性系數)，每年能提供1000多萬個就業崗位，“十五”時期可提供5000萬新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約4000萬，“十五”時期平均每年能提供的就業崗位約有1800萬人。十五期間，每年需就業人口約為2000萬，每年能提供的就業崗位1800萬，從總量看就業崗位缺口200萬個。

　　3、城鎮結構性就業變化

　　隨著國企改革和經濟調整的不斷深化，城鎮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是單位從業人員明顯減少，私營個體經濟、其它從業人員(指實際已就業并取得勞動報酬，但按勞動統計制度規定不作職工統計的人員)迅速增加。統計資料表明，由1997年末到2000年末單位從業人員共減少3423萬人；私營個體經濟從業人員共增加了735萬人；其他從業人員增加3755萬。二是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從業人員逐年減少，其他單位從業人員(股份合作單位、聯營單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臺及外資單位等)逐年增加，今后這種趨勢還將繼續。

　　從結構上看，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對城鎮人員就業必然會產生擠出效應；另外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勞動力需求更側重其素質的不斷升級，對高素質的勞動力需求增加，傳統單位從業人員將會繼續下降，這就形成了大量低素質的勞動力找不到工作，而一些高新技術崗位勞動力緊缺的結構性矛盾；與此同時，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產業結構原因，以及政策因素的影響，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及老工業基地、資源枯竭的礦區就業矛盾將特別突出。在城鎮，下崗失業人員由于受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的制約，再就業已越來越困難，下崗職工再就業率越來越低。已從1998年的50%降至2001年的30%，2002年1-9月份共有77.3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再就業率僅為15%。失業人員的失業周期也越來越長，逐漸形成一批再就業十分困難的弱勢群體。

　　綜上所述，今后十年我國面臨的就業壓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面：

　　1、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每年約200萬人，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這些勞動力數量大，布局不合理，素質低，流動性、不確定性大，是今后就業問題中的難點，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較長時期。

　　2、我國由于人口基數大，且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為70.15%(2000年)，勞動參與率高，同時隨著科技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所能吸納勞動力的彈性系數在不斷下降。

　　3、今后幾年中國就業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矛盾：多種調整因素交匯增加的就業壓力與有限的就業崗位之間的矛盾；產業結構升級與勞動力素質提高不同步之間的矛盾；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業產業化、城鎮化進程滯后之間的矛盾；體制轉型中隱性失業公開化與再就業率低之間的矛盾。

　　我們認為，中國的就業壓力，源于較大的勞動力供給與有限的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今后一段時期經濟發展戰略上應采取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資源優先的增長模式。

　　經濟增長不一定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而是取決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變化兩個因素。我國當前就業彈性系數呈現下降趨勢有其必然性，但政府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減緩下降，采取效率與就業兼顧的政策。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應選擇效率與就業并重，在提高科技進步的同時，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和鼓勵非國有經濟發展，以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

　　今后，政府應更加關注那些由于自身素質不適應經濟發展要求，自謀職業困難的下崗人員，這些人一旦失業將成為城市貧困群體。政府應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就業崗位，防止由此造成的城市貧困人口的擴大，有利于社會穩定。

　　努力提高國民整體收入水平，降低勞動參與率，減輕社會就業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