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季紅 劉暢

　　讓溫水里的蛤蟆跳出

　　2001年，美國金融家喬治·索羅斯在談到中國的金融體系時認為，中國的金融體系比日本和韓國的問題更大。他說：“中國銀行體系中的壞帳問題，在封閉的情況下能夠被控制

。但長期無法得到解決的話，壞帳就會越來越多。盡管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并在盡全力解決，但不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問題就無法解決。壞帳是由國有企業造成的，要想消滅壞帳，就必須重組國有企業”。

　　1997年中共十五大吹響了國企改革攻堅戰的號角，各省市相繼表示了告別“國有獨資的決心”。湖南省首開先河，隨后很多省市都提出，今后不再增設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經濟要從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來。

　　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的決議中，更明確地提出“國有企業也要進行多元化的產權制度改造”。

　　2000年初，國有資本占全市工業比重超過80%的重慶市宣布：在工業領域不再新辦國有獨資企業，轉而大力發展以私營企業為主的非公有制工業企業，以此作為調整全市所有制結構的重要措施。

　　一周后，北京市宣布，工業系統將不再批準建立國有獨資公司。上海市也宣布不再興辦國有獨資小企業。天津隨后也表示將對國有工業進行大調整。在四大直轄市帶動下，山東、吉林、遼寧等省也發表不再搞國有獨資和已有國資限期退出的聲明。如此這般之后，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總產值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80%下降到2001年的約44.4%。

　　十六大報告中，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由“國家所有，地方分級管理”變為“國家所有，分級行使產權”。以前國資轉讓需要報財政部審批，可能要等2年；以后由地方政府審批，可能一個星期就夠了，這必然引起地方政府新一輪的“國退”風潮。

　　2003年春節過后，西安市政府突然啟動巨額國資的出售項目，決定將總資產約500億元的100多家市屬國有企業面向社會出售，使其在2年之內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并公布了首批60家待售企業的名單。這60家企業大都處于虧損、負債經營、停產或半停產狀態，負債總計59.89億元。這些企業的退出，關乎80.62億元國有資產的走向。

　　從這60家企業的結構分析，大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的鋼鐵、化工、紡織等企業，國企改革這七、八年來，這些企業的改制并未觸及。西安還有太多的軍工企業一直拖著全市經濟的后腿。在西安市國企廠房、土地閑置、債臺高筑、下崗工人不斷累積時，被稱為“國資改革的前沿陣地”的沿海城市和許多內陸省市已經在國企改革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2002年年底，上海的民間資本已經能夠投資公用事業，并占到了總投資額的50%。現在西部城市已經在十六大關于國資改革政策調整中聞風而動了，“蛤蟆”跳出來的速度加劇。這種情形就像一個在千米跑道上散步了很久的運動員，突然猛醒，要拿出百米沖刺速度來趕超對手。

　　為了加快國企改革的速度，北京市推出“溫水蛤蟆論”：國有資本的退出問題就像一個“蛤蟆”，把蛤蟆放到冷水中，它會因為水太冷，一下子跳出來；放到熱水中，又會因為水太熱跳出來；但如果把它放到慢慢加熱的溫水中，它沒有受到大的刺激，失去了應有的警惕性，不會跳出來。但隨著水溫的不斷升高，它會在不知不覺中死去。為了使國有資產不致成為“溫水里的蛤蟆”，就應取消保護，加大國企改革力度，逼“國有蛤蟆”跳出來。那么如何讓蛤蟆全部跳出來，還要活下來，要抓改革最核心的問題。

　　在當前的改革中，資產究竟歸屬于誰，即所謂明晰產權問題已經不是最前沿。最前沿的問題是推進全社會經營性資產的市場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研究所副所長陳淮說：“我們要讓所有的經營性資產、所有的產權成為可以交易、可以流動、可以不斷重新優化配置的對象。只有產權在不斷流動、不斷交易的過程中，有效率的要素支配者才能不斷地取代那些沒有效率的要素支配者，社會才能使分屬不同所有者的資產實現為優化配置和資源集中，我們才能完成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和私人出資人與國有出資人在相應領域里的相互換位。”

　　改革的最后一役

　　兩會之際，除政府機構改革之外，金融業的改革已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坦率地說，金融業的改革比起國內其他行業至少滯后5年以上。”中國銀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對記者說。“因為目前金融界所討論的問題，諸如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股份制、要不要合資，這些問題都是其他行業在20世紀90年代初所討論的。當然，這個行業改革相對滯后的原因也可以理解，因為金融業涉及面廣，處理起來和企業單個的問題不一樣，容不得閃失。”

　　金融業為什么滯后？金融業要不要像其他行業的國企一樣進行產權改革？讓我們對國內銀行業的資產現狀進行分析。

　　不良資產是國有銀行心中永遠的痛。

　　據高盛一份報告顯示：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率平均達40%左右，僅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就達1.9萬億元。據中國證監會機構監管部統計，在證券行業，截至2002年5月底，全國98家證券公司不良資產率為50%，不良資產總額達460億元，而保險行業存留的早期壽險保單全部都是保險機構的包袱。1994年，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占全部貸款的20%左右。為此1995年6月，央行在全國銀行業經營管理工作會議上提出，經過3年努力，把不良貸款比率降到15%。但未能如愿。1997年，央行又提出，從1998年到2000年底，爭取把不良貸款比率每年下降2到3個百分點。結果也沒有實現目標。

　　截止2001年底，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貸款為7萬億元，不良貸款為17656億元，占25.37%。據調查，在不良貸款中，約有6000多億元將成為實際損失，占全部貸款的8%。

　　為了解決困擾銀行業發展的不良資產問題，我國專門成立了華融、信達、東方、長城4家資產管理公司。共剝離不良資產1.4萬億。被“剝離”的資產又如何呢？

　　據統計，被剝離到4家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貸款前后共有15688億元，但他們在處置銀行不良資產上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2001年3月，時任央行行長戴相龍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說：“4年前，我國的不良貸款率是25%，去年剝離1000個億后，不良貸款率依然是25%。實際上，如果不剝離不良貸款，去年的不良貸款率會達到35%。”從2001年9月底官方的統計數據來看，已經處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貸款總數為1360億元，僅占不良貸款總額的8.67%

　　除了不良資產的問題，資本充足率也讓人擔憂。

　　銀行的自有資產(一級資本)在總資產當中的比例稱為資產充足率。按照《巴塞爾協議》，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應當在8%以上，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就會影響銀行的穩定性。

　　然而，2000年，中國銀行為的資本充足率8.50%；中國工商銀行為4.75%；中國建設銀行為3.79%；中國農業銀行僅為1.44%；平均資本充足率只有5.7%。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只有中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超過8%，達到了《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對比國外的銀行，可以說是天壤之別。世界十大銀行在1999年的資本充足率平均為11.5%。其中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兩大巨頭的資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貸銀行為19.1%。

　　此外，國內銀行的利潤少，人均資產、人均利潤只相當于國外銀行的1/5或1/6。但金融資產結構過于單一、間接融資比例過高、國有金融業改革滯后、高級金融人才缺乏等問題仍然橫陳在四大銀行的首腦面前。

　　長期以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支持國民經濟發展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其所面臨的困局已經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中國經濟的阻礙。

　　但畢竟銀行也是企業，任何性質的企業，其最大的目標都是利潤最大化。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一直是模糊的，銀行在幾十年里很大程度上是在承擔著財政的職責。銀行大量的不良資產也來自于此。曹遠征認為，如果承認金融企業也是企業的話，那么金融業的改革就應該按企業的規律來辦，也就應該符合市場的規律。在中國就是一定要符合改革的規律，股份制改造是國內金融業改革的必由之路。而上市則是國有金融業股份制改造最合適、最快捷的途徑。

　　深圳發展銀行、浦東發展銀行、民生銀行已經上市。華夏銀行也發布信息，希望在短期內上市。而四大國有銀行在上市問題上卻存在著困惑：工、農、中、建四大行在國內銀行業中非常之強大；但和國際上的大銀行相比，規模又非常之小。中國已經加入WTO，外資銀行進入的大門已經徐徐打開，國內金融業高層所面臨的是把銀行繼續做大還是拆小的選擇？

　　如果變大，諸如不良資產高、資本充足率低、贏利能力不足等一系列問題無法馬上得到解決。目前看來還沒有哪家國有銀行能符合整體上市的要求；如果變小，那上市就變得很簡單，很多阻礙迎刃而解。但問題是，面對強大的對手，未來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何在？

　　業內人士評論說：“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就好比解放戰爭中的淮海戰役，這一戰役勝利了，全國的解放就指日可待了。”

　　未來金融業的新版圖會是什么格局呢？

　　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年內，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和民間資本參與，這勢必將對中國金融業的產權制度改革產生重大影響。畢竟，產權制度改革是國有金融機構改革的核心與關鍵。

　　揚鞭欲行的馬車

　　改革金融業，民營企業的進入無疑是解決問題的一個途徑。

　　當民營資本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成分時，民營資本的實力不斷完善，民營企業家們手中握有大量的資金，實業已經不能激起這些資本家的欲望，民營資本介入金融業已是大勢所趨。

　　種種跡象表明，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機構的第三次浪潮已經來臨。在開放的第一階段，民營資本把金融機構當作一種融資工具；第二階段，民營資本則將其當作一種投資工具；而到第三階段，民營資本從實業轉型到金融時，已經不單是一種投資，更多的是要求對金融機構進行控制。

　　以“資本獵手”而聞名的東方集團總裁張宏偉有一句著名的話：“資產經營是在做加法，資本經營是在做乘法。如果加法和乘法一同做，企業自然會像滾雪球般做大做強。”資本市場的強大威力讓民營企業家感受頗深。

　　“什么產業能快速增值？”“什么方法可以用少量自有資產撬動社會更多的資產？”嗅覺靈敏的民營企業家們也正把他們的投資觸角伸向高風險但也是高回報的金融業。一批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正忙于焊接金融產業鏈條。

　　從1998年開始，工、農、中、建四大銀行開始著手撤并各自在農村中的分支機構。四大銀行撤出后留下的市場空間之巨大已超出了一般的想象。4年來，中國工商銀行撤消了8700個，中國銀行撤消了2722個，中國建設銀行撤消了3601個，中國農業銀行由近6萬個網點下降到了4.4萬個。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保留在農村中的分支機構，卻基本上變成了農村資金的“抽取器”，再加上郵政儲蓄的只存不貸，直接形成了農村的金融空洞。

　　在這種大背景下，才有了浙江“草根金融”的蓬勃發展。浙江省城市信用社中的銀座與泰隆，在沒有國有股份參與的情況下，其2000年末的各項存款余額分別為24.39億元和14.23億元，各項貸款余額分別為16.89億元和9.31億元，不良資產率分別為1%和3%，2000年的利潤分別為2958萬元和903萬元。泰隆目前在當地的市場份額在1/7以上，早已超過了本地的國有銀行。

　　很多學者認為，今后應進一步鼓勵民營資本借助資本市場，通過參股、控股、兼并、收購等多種資本經營方式進入金融業，在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逐步退出的地區大力發展民間金融，組建地方中小銀行，填補國有金融業留下的市場空白，發揮民營金融機構的地緣優勢與增長活力，降低對當地中小企業貸款的交易成本，從而不斷提升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

　　近年來，民營資本已控制商業銀行總資產的14.6%，證券公司總資產的13%，保險公司保費收入的7.4%，此外還控制著中國50%的金融租賃公司。德隆、泛海、愛建、東方、希望、金信、萬向、農凱這八大金融家族在金融領域的投資額達到80億元。這些家族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力都比較強(見表)。目前國內已經形成了以八大為首、以民生銀行、民生證券、深發展等股份制銀行、金融租賃機構為陣地的民營資本金融框架。

　　德隆可以稱得上是民營企業中將金融業作為一個產業來投資的典型。它進行產業整合的能力，國內的民營企業無出其右。德隆的金融領域已經橫跨證券、信托、金融租賃等，而時下傳言其將進軍銀行業。若能實現，德隆金融帝國的架構將進一步夯實。

　　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幾年內，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和民間資本參股中、小商業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駐華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認為，有民營資本參與，股權多樣化是城市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甚至國有銀行改革的方向。2003年，中央作出允許民營企業入股中、小商業銀行的決定后，民營企業的目光已經轉向這里。重慶力帆集團、南方集團等16家企業擬出資組建民營銀行。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中國是先發展國有銀行、股票銀行，沒有發展中、小銀行。中、小企業融資很困難，其融資只能靠地區性的民營中、小銀行，因此應放手發展中、小銀行。

　　但同時，曹遠征對民營企業的管理能力表示擔憂，“由于金融企業是特殊的企業，是管理風險的企業，所以要求的人員素質和一般的工業企業是不一樣的。民營企業進入這一行業，不僅要有較多的資本，還要有較多的人才，才有可能經營下去。否則就很困難。我們看到一些基層的、區域性的銀行已經開始了引入民營資本，但畢竟其要求的資本規模比較小，而且對管理能力要求也比較弱。”

　　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所的黃俊立博士對民營企業有一個很好的比喻：“如果說西方的經濟模式像一臺汽車的話，那么中國的民營企業則像一輛馬車。汽車是可以復制的，而且即使換了司機，只要照原理操作，就可以行駛；但是馬車不同，每匹馬都不一樣，馬要服你才能走。更重要的是，如果馬車換了馭手之后，能不能駕御原來的馬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看來，在專業人才匱乏的情況下，一窩蜂地開放民營銀行極易出現問題。因此，要在試點過程中，把監管體系建立起來。

　　水中潛行的大鱷

　　國內目前對民營企業進入金融領域還有很多限制，民營資本進入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但中國已經加入WTO，金融業對外資開放的具體時間表已經是白紙黑字的事實。

　　面對外資，相比較而言，中國的產業部門有較強競爭力，但國內的金融卻是“軟肋”。按照我國政府加入WTO的承諾，加入WTO的當年，允許外資銀行對中資企業和居民辦理外匯業務。這會分流部分外匯存款，但對中資銀行影響較小。參加WTO后2年，允許外資銀行對中資企業辦理人民幣業務。由于中資銀行人民幣資金較多，這個對中資銀行影響不會太大。但當參加WTO后5年，我國將對外資銀行實行國民待遇，此時國內銀行將面臨嚴峻挑戰。

　　現在，外資銀行正逐步進入國內金融市場。

　　截至2001年末，外資銀行在我國有代表處214家、營業機構190家，其中，外國銀行分行158家，外資銀行總資產452億美元，外匯貸款總額約140億美元；已批準31家外資銀行從事人民幣業務的試點。

　　目前外國直接投資于中國金融業的總金額還很少，2002年外國直接投資在金融部門只有3500萬美元，也就是說只相當于在制造業投資的一個項目而已。對金融部門的投資只占外資整個對華投資的0.4%。因為按目前法規，外資金融業在內地的發展仍需經過一定的過程。以銀行業為例，目前獲準在內地經營的外資銀行分行只有約150多家，而外資聯營銀行也只有13家，相比國內國有商業銀行超過10萬個的營業網點，外資銀行在中國可謂微不足道。且在國內目前的條例下，外資銀行需在開設一家分行最少一年后，才可在另一個城市開設另一家分行，每家外資銀行分行都需符合最低營運資金的要求。

　　但隨著時間的推進，金融領域的開放將徹底改變政策的壁壘。亞洲開發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布魯斯估計，雖然外資銀行目前只占有市場份額的2%，但10年或者15年之后，外資銀行占有的市場份額可能會上升到30%左右。也許到那時候，現在還潛行于水中的金融大鱷才會露出崢嶸。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利潤率不足0.5%，而1998年美國銀行業的資產利潤率高達1.66%，香港匯豐銀行、渣打銀行為1.13%。此外，國際商業銀行的利潤是提取呆帳準備金后的利潤，而我國商業銀行的利潤是未提足呆帳準備金的情況下計算出來的。從進入新世紀起，外資就開始了與中國金融業的親密接觸。2001年年底，以匯豐為首的3家外資金融機構持有了上海銀行18%股權。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公司(IFC)即與南京市商業銀行簽定投資協議，以2700萬美元代價收購南京市商業銀行15%的股份。2002年9月，加拿大楓葉銀行和世界銀行集團負責民營部門融資的成員——國際金融公司與西安市商業銀行簽署了對該行進行股權投資的諒解備忘錄。2002年10月，匯豐集團與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簽署協議，以6億美元認購平安保險的股份，持股比例為10%。也是在10月，國內首家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國安基金管理公司籌建成立。2003年1月，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開業。其中招商證券持股40%，荷蘭ING集團持股30%。一個月后，由華寶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和法國興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發起人的華寶興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獲準正式開業。其中華寶信托持有67%的股份，法興資產持有33%的股份。此外，湘財證券和法國里昂合資成立華歐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標志著首家合資證券公司的誕生；花旗集團與中國人壽、澳大利亞安保集團與太平洋保險的合作都已箭在弦上……

　　有人驚呼：“狼來了！”

　　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已經給中資金融機構帶來不小的沖擊。2002年3月，南京愛立信公司突然作出驚人之舉，湊足巨資提前還完了南京工商銀行、交通銀行總計19.9億元貸款，轉而再向花旗銀行上海分行貸回同樣數額的巨款。據知情人透露，由于花旗銀行開辦了一種新業務，叫作“無追索權應收賬款轉讓業務”，而這一業務中資銀行還做不了，所以南京愛立信才選擇花旗。

　　“南京愛立信倒戈”事件充分暴露出了中資銀行在信貸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外資金融機構的競爭實力的優劣。外國的金融業實行混業經營，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保險集一身，其中間業務已經十分成熟，投資顧問、資產管理、個人理財服務等新興業務正逐步成為其收入來源的主要部分。

　　外資金融公司與中資公司相比，擁有先進管理經驗、優秀的產品開發和銷售服務能力，良好資金運用能力。以瑞士人壽為例，其總資產2000年底就達2144億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幣超過1萬億元。憑借先進的保險技術和管理經驗，這些“外來的和尚”正成為中資金融機構強有力的競爭者。

　　對于金融業整合的趨勢，業內人士普遍表示更愿意與外資合作。曹遠征對記者解釋到：“由于中國的金融業覆蓋面廣，進入成本高，所以對資本的要求也高。目前國內的金融機構更多考慮的是外資能不能與之合作，國內銀行需要的是管理經驗和管理人才。對銀行來說，資本并不重要，因為他本來就是經營錢的，它不缺錢。”

　　而外資最直接帶來的是充足的資金，隨資金而來的還有國外金融機構豐富的管理經驗、多樣的金融品種、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以及先進的服務理念。

　　隨著國有經濟改革力度的加大和中國金融業的進一步開放，金融業的版圖將會有大的調整，國資、民營、外資三方的博弈最終將決定中國金融業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