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字號”的驚險商旅

-本刊記者 王羚 葛方新/文

　　20多年來，在遠赴伊拉克淘金的企業中，有大批來自中國的“國字號大軍”。但曾經豐厚的商業利潤已難消它們的心頭之痛了——盡管它們正在為重返那里而“重塑金身”。

　　公元前53年以前，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在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孕育滋長，這個地方就是現在的伊拉克。當時的人們建立了城市、發明了文字，還第一次將法典撰刻于石碑之上。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它的每一寸沙下都可能埋藏著文明的基因。但現在，世人更為眼熱的是，伊拉克“每一寸”沙下都蘊藏著豐富的石油。

　　伊拉克世界第二的石油儲量，以及世界第四的生產能力，為全世界的商人們帶來了無限的商機，可觀的利潤，當然，也為伊拉克帶來了紛繁的爭端與戰事，為投資該國的商人們帶來了巨大的風險。盡管如此，伊拉克這個中東國家依舊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這其中也包括了中國的“國字號大軍”以及“民間力量”。

　　從“勞務承包”突破

　　如今的伊拉克，悠久的文明似乎已成了人們記憶中的符號，“多事之地”成了她的代名詞。

　　不可否認的是，在“兩伊戰爭”之前的伊拉克，人們的生活還是比較富裕的。那時的伊拉克是中東地區最為開放的國家，到處是歌舞升平的氣象，滿大街公開營業的酒吧，加上人們時尚的打扮，不菲的收入(一名工程師的月收入可達1200美金)都證明著曾經的輝煌。當然，對于各地的商人來說，最具誘惑力的，還是那里的商業機會。因為當時，盡管靠賣石油賺了不少錢，但伊拉克的基礎設施建設依然是一個薄弱環節，因此，那里的工程承包環境非常好，價格上很有優勢，利潤率起碼都在15%以上。

　　“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土集團)是國內最早‘試水’伊拉克的公司之一。我們于1979年進入該市場，直到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前夕，才被迫撤離。這期間，我們一共作了40個項目，其中承包項目5個，勞務承包項目35個，合同金額大致在1.5億美元，我們從中獲得了1個多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在這些闖蕩伊拉克的中國公司中我們的效益可能是最好的。”對于土木集團闖蕩伊拉克市場這10年來的經歷，其駐伊代表柳木可謂感觸頗多。

　　柳木先生從1988年開始就數次常駐伊拉克，今年1月20日才回國的。當時，他是為了參加國內的一個會議，沒曾想，伊拉克形勢的急劇變化使得他一時回不去了。

　　“伊拉克經濟是在70年代將石油收歸國有后迅速發展起來的。通過石油輸出，伊拉克掌握了大量的資金，并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根據柳木的介紹，當時的伊拉克與中東地區的其他國家一樣，基礎設施薄弱，加上當地沙漠化嚴重，氣候惡劣，因此基礎設施損壞得快，更新得也快，當地工程項目不僅發包量大，涉及的金額也大。薩達姆水壩、伊拉克國際機場、約旦至巴格達的高速公路，這些十數億美元的工程都成為法國、德國等眾多西方公司競相爭奪的目標。而中土集團則主要負責為其中的一些項目提供勞務。

　　當然，對于沒有經驗的中國企業來說，即便是勞務承包這樣簡單的對外業務初做起來也是不明就里。“當時我們是第一次走出國門，對國際承包工程根本沒有太深的概念，對國際條款還不太清楚。”面對伊拉克這片尚不熟悉的“水域”，中土集團與中國港灣建設集團總公司(以下簡稱中港集團)等其他進入伊拉克的“國字號”企業一樣，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門檻較低的勞務輸出作為市場突破，開始了在伊摸著石頭過河的驚險商旅。

　　如前文所述，當時伊拉克人生活富裕，極少涉足勞務項目，因此多數工程和項目的承建都是雇傭外籍勞工。20世紀60年代時，中東的勞務市場還是以西方公司為主，他們大量雇傭印、巴勞工；但是到了70年代，日本和韓國公司逐漸占據上風，成為中東勞務市場的主導。相比它們，后進入這個市場的中國企業，價格則是“擠”入該市場的一大優勢，按照中港集團海外一處經理張浩的說法：“那時候別人報300美元，我們報200美元，一下子就打進了中東地區的勞務市場”。

　　當時還有一個想不到的機會，就是薩達姆的上臺及“兩伊戰爭”的爆發，這也為“國字號”企業進軍伊拉克勞務市場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

　　“由于兩伊戰爭的爆發，當時很多外籍勞務人員紛紛撤離伊拉克，我們是抓住了這個機會進入伊拉克勞務市場的。”柳木回憶到：“當時我們承接的一個電站項目就靠近兩伊邊界。荷槍實彈的士兵，此起彼伏的轟炸，震耳欲聾的炮火，危險是可想而知的。那時我們幾乎參與建設了伊拉克所有的大型項目。”在成功地以勞務打入伊拉克市場后，中國企業開始逐步走向工程承包。1982年中土集團也開始涉足工程承包業務。

　　據中國外經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從1979年我國和伊拉克開展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業務以來，到海灣戰爭前的1990年7月，我企業共簽訂承包勞務合同702項，合同總金額20.67億美元，其中承包合同85個，合同額10.82億美元，勞務合同617個，合同金額9.85億美元。我國先后向伊拉克企業派出工程技術人員9萬人次，創匯7.8億美元。

　　追款：心中永遠的痛

　　就在“國字號”企業初戰告捷、業務額逐步上升的大好形勢下，作為進入伊拉克市場排頭兵之一的中港集團，卻于1982年在完成其與伊拉克的最后一個項目后突然宣布退出。

　　“當時，對于我們承包商來講，伊方項目所開出的價格都非常理想，15%以上的高贏利簡直難以抗拒，所以退出伊拉克市場是不可理解的。”當時包括張浩在內的眾多員工，對于中港集團退出伊拉克市場的決定表示了質疑。盡管如此，中港集團還是毅然退出了伊拉克市場，理由只有一個：伊方“延期付款”。總體說來，我國與伊拉克的貿易往來可以分為：1958年—1975年的記賬貿易時期；1976年—1982年的現匯貿易時期(當時中伊兩國政府簽訂議定書，確定雙方貿易用可兌換的自由外匯支付)；1983年—1991年的延期付款時期；以及接下來的經濟制裁時期等四個階段。

　　1981年，中伊兩國政府簽訂貿易協定和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成立了兩國政府“經濟貿易合作混合委員會”。1983年，中伊簽訂1983年—1984年經貿合作延期兩年付款的協定。1986年4月簽訂了為期5年的“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協定”規定了我國對伊出口貿易和承包勞務的外匯份額全部執行延期付款。“別看中國企業在伊拉克承接的項目利潤高，但是在‘延期付款’協議下，這些利潤短期內都無法‘變現’。”張浩還指出：“在執行延期付款協議期間，伊方的很多項目都是我國中資公司貸款完成的。銀行的利息隨著時鐘的轉動不停地滾動，如果到了付款期伊拉克方面出現變數，這對中資企業來說可就是一場災難，光是還銀行的利息就讓人招架不住。”

　　據統計，自1986年—1990年7月，伊方在延期付款項下共欠我貿易和承包勞務款約10.87億美元。而伴隨著海灣戰場的第一聲槍響，中港集團退出伊拉克市場時的擔心最終變為了現實。海灣戰爭不僅切斷了伊拉克與外界的一切交通往來，也切斷了其向中方的款項支付。“延期付款”成了不少闖蕩伊拉克的國字號心中永遠的痛。

　　這其中遭受海灣戰爭打擊最大的就是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以下簡稱中建)，光是伊拉克的工程欠款就高達5億美元。與其相比，中土集團就要幸運得多了，按照柳木的話來說：“還好，撤離伊拉克時我們的損失比較小，可能還有300多萬美元尚未收回，這同1億多美元的利潤比起來，大頭我們是已經賺到了。”

　　1992年，聯合國安理會成立了海灣戰爭賠償委員會，為了追討戰爭損失，眾多的中國公司開始了漫長的戰后索賠。

　　據悉，早在1993年時中建集團就提出了索賠要求，初時申請的金額為4.15億美元，2000年時調整為1.1億美元。直到2002年6月聯合國賠償委員會才發放賠款，中建集團獲得3078萬美元的戰爭賠償。這筆錢是中建在海灣戰爭期間的“直接損失”，包括撤離和設備被伊拉克強行征用的費用。至于伊拉克5億美元的工程欠款由于屬于兩國政府的雙邊協定，被賠償委員會確認為與戰爭無關，不能通過戰爭賠償賠付。雖然戰后伊拉克也承認欠款，并表示有錢肯定優先還款，可長期的經濟制裁卻使這筆巨款“只聞其聲，未見其蹤”。除了伊拉克方面發給該公司的欠款確認函外，所拖欠的工程款至今分文未到。

　　在所有的索賠公司中，中港獲賠的速度可能是最快的。

　　“中港集團雖然在1982年時就已撤出伊拉克，可在科威特、阿聯酋、卡塔爾等地都設有辦事處，業務涉及碼頭、橋梁等工程建設項目的總包和分包。海灣戰爭給我們在科威特造成了損失。”由于與科威特簽訂的項目文件完備，并十分符合國際標準，因此當中港公司于戰后向聯合國申請戰爭賠償時，很快就得到了聯合國的批準。“個人賠償、聯合國規定的公司遷離金我們都已拿到了，另外公司損失的41萬美金也已獲賠。”

　　中國醫保：糊涂的進出

　　除了主動進軍伊拉克找尋工程商機的一些建筑類公司，作為中國醫保行業領軍企業的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公司(以下簡稱中國醫保)，其在伊拉克“賣藥”的經歷也頗為不快。

　　可以說，中國醫保進入伊拉克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情。據剛剛回國不久的中國醫保駐伊拉克代表蘭艦回憶：“當時伊拉克剛開始執行聯合國石油換食品的計劃，我國政府組團前往探討中伊經濟合作，其中也有中國醫保的代表。由于藥品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產品，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而當時在國際上中國藥品的質量口碑并不好，所以政府決定由中國醫保獨家向伊拉克提供藥品，主要是成品藥，以便于控制和管理。”

　　在伊拉克，藥品和醫療器械是由伊衛生部技術派專家負責招標管理的，所以醫藥行業受政策性傾斜比較小，不像其他進入伊拉克市場的國字號企業可以享受政策性招標，所以基本上要自力更生，自己去開發市場。

　　據了解，中國醫保當初在伊拉克年貿易額可以達到2000萬美元，而如今卻每況愈下。蘭艦不無感慨地解釋到：在伊拉克，生意越來越難做。

　　首先是伊拉克明顯提高了藥品技術指標的門檻，這樣一來能夠進入伊市場的成品藥的數量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可以這樣說，能夠通過伊拉克衛生部門技術委員會審查，進入伊市場的藥品，拿到歐洲、美國市場都可暢通無阻。其次，因長期遭受制裁，伊拉克政府的現金支付能力很差，只簽訂了合同并不等于上了“保險”，到時候沒錢還款誰也沒辦法。

　　還有，由于受氣候的影響，伊拉克的政府機關有時候往往是上午辦公，而他們的工作效率實在是不敢恭維。跟他們比起來，我們的政府效率都要受到嘉獎了。

　　現在，中國醫保在伊拉克的辦事處已經委托給當地人照看，人員都已撤回來了，只剩下一條看門的大狗。

　　重返伊拉克

　　20世紀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曾讓許多中國企業撤回國內，由于種種不確定因素，很多中國企業重返伊拉克是在十年之后。也有的是一去不復返了。

　　1990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661號決議”，對伊實施制裁。曠日持久的嚴厲經濟制裁對伊拉克經濟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伊國民經濟狀況日趨惡化，人民生活的基本供應都無法保障。在此期間，中伊經貿往來基本停止，雙邊僅保持一些貿易關系。

　　為了保證伊拉克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所需，安理會于1995年4月通過“986號決議”，提出了石油換食品計劃。起初伊政府以該機制侵犯主權為由加以拒絕。但迫于國內窘境，經過數輪談判，伊政府終于與聯合國就實施986號決議達成一致。1996年5月20日，雙方簽署備忘錄，在聯合國監督下，伊拉克每年出口價值40億美元的石油，并用其中約26億美元通過招標方式購買食品、藥品和其他人道主義物資。“石油換食品”計劃的執行為伊拉克經濟提供了轉機。

　　隨著“石油換食品”計劃的展開，伊拉克的石油生產及經濟開始逐步恢復。

　　“戰前，伊拉克的石油生產能力大概在日產350萬桶左右，高峰時可達400萬桶。戰爭剛結束時，由于設施的破壞，產量大概是日產30萬桶的樣子，目前伊拉克的生產能力已恢復到日產300萬桶的規模。”柳木為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如果按照一桶石油30美元的價格來計算，300萬桶全部售出就有幾千萬的美金，而伊拉克的人口總數不過2600萬。”

　　同時由于聯合國的介入(伊輸出石油所獲得的款項，需存入聯合國看護的指定銀行，伊方須就所需采購的物品報批聯合國，由聯合國支付相關費用)，因此在石油換食品框架下的項目都具有極高的資金保障。伊拉克的商機再次展現在各國企業的眼前。

　　據中國駐伊拉克使館經商處參贊介紹，在實施“石油換食品”計劃前，在伊拉克常駐的中國公司僅3家。但截至目前，與伊方開展貿易業務的中國公司已達70余家，且仍以“國字號”企業為主。

　　在闊別該市場11年之后，中土集團決定再次進入伊拉克尋求新的商機。“2000年，我們公司隨鐵路代表團前往伊拉克進行考察，發現伊拉克市場正在恢復，而且在石油換食品執行第九期后，一些工程項目也開始陸續發標。我們覺得伊拉克市場又有事情可做了。”于是，2001年2月，柳木再次站在了伊拉克的國土上。

　　艱難的洄游

　　十年后的伊拉克，許多事情已經是時過境遷了。

　　“最初我們在伊拉克注冊的是分公司，雖然已經撤離10多年了，但從法律角度來講還是有效的。”按照伊拉克的法律規定，國外企業在伊注冊的分公司必須有固定的住所，必須有授權的經理常駐伊拉克，同時每年要為其提供分公司的審計報告及總公司的財務報表以通過當地審計部門的審計。由于中土集團與伊拉克的所有業務都已中斷，因此恢復公司注冊、補辦相應手續就成為中土集團重返伊拉克的第一步，同時清理債權、債務也成為柳木的主要工作之一，但這并不是一個輕松的工作。

　　在確認債權、債務的過程中，柳木發現一筆金額為50萬美元的款項“離奇失蹤”。

　　“當我與伊方雇主就這筆款項進行確認時，雇主堅稱該款項已經從賬上劃出，按照銀行的通知該款項已經匯到了總公司北京的賬上。但中土總公司賬面反饋的結果卻是尚未收到。”為此，柳木一方面作雇主的工作，要求其回憶當時情況并出示銀行通知單，另一方面又聯系經辦銀行，希望銀行能給予相應的幫助。“銀行開始的態度并不積極，而且當時的經辦人員早已變動，查老賬也查不出來。后來我們不得不開展一些公關工作，最后在該銀行經理的幫助下一直從分行追查到了總行，總算是將這筆錢找到了。原來這筆錢是在總行的賬上，由于制裁的原因還未匯出，現在銀行已經給我們出函確認了。”

　　除繁瑣的公司注冊和債權、債務確認工作外，重返伊拉克還讓柳木切實地體會到了伊拉克市場的變化。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勞務市場。“由于經濟制裁，過去伊拉克人不干的活，現在開始搶著干，當地政府也開始要求將一些勞務項目包給當地人來做。”

　　中港集團一直參與中東地區業務往來的張浩則認為：“中國公司在勞務領域的優勢已經不在了，如果繼續以勞務輸出為主，中國公司將感受來自越南及朝鮮的強大壓力”。據張浩介紹，雖然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企業憑借價格優勢打入了中東勞務市場，那時韓國、日本等公司紛紛退出了勞務市場。但到了90年代以后，中東勞務市場的這一格局發生了變化。由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中國的人員成本不斷提高，中國的勞務價格與越南及朝鮮等廉價勞務相比，已不具優勢，勞務已經成為我們的短項。”

　　張浩將承包業的利潤分配劃分為以下三個層次：首先是項目設計和咨詢，這正是最大的利益所在，相當于整塊“蛋糕”的50%—60%。接下來是施工，原標底大概能預留15%的利益，但是在競標的過程中，這一部分利益也就所剩無幾了。而分包商則是最后所剩利益的獲得者，它又包括勞務分包和普通分包。從“利潤生態鏈”來看，提升自我層次，發揮自身優勢才是面對激烈競爭的最好方法。

　　而時有發生的“毀約現象”則是柳木的另一發現。

　　“其中一部分是中間商，當他們以較低的價格獲標后卻發現根本無法操作，只好毀約。有的則是因為聯合國審批時間太長，等到通過審批時，市場中的價格與行情已經發生了變化，按照當初擬定的價格執行只會虧本。另外，伊政府內部也處于調整時期，尤其是目前比較緊張的局勢下，雖然經常發標，但是當你買完標書、投完標后就沒有了消息。”

　　據我國駐伊拉克大使館的有關數據顯示，從1996年底至今，中國公司在伊拉克簽訂了40多億美元的合同量，但執行的只有10億美元左右。

　　不言放棄

　　在聯合國“石油換食品”計劃實施前，中國對伊經貿往來基本是輕工產品、勞務輸出或建筑承包工程。實施計劃后，機電產品、施工和農業灌溉設備成為我國對伊出口的主要商品，尤其是電站產品。

　　中國公司迄今已與伊方簽訂了8個電站合同，總金額達20多億美元。中國機械設備總公司簽訂的電站容量為6×3.6萬千瓦的項目已經完成；四川東方電力設備聯合公司與伊簽訂的總額達1.57億美元、發電能力為4×12萬千瓦的項目也已經執行；中國機械設備總公司容量

　　4×30萬千瓦的項目雖已執行但尚未完成……，中國公司在伊拉克電站市場中獨占鰲頭。

　　第二次海灣戰爭爆發前夕，大部分在伊拉克的中國公司人員已經撤出，但中國機械設備總公司(以下簡稱中國機械)與中設國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設國際)還是憂心忡忡。

　　中國機械與伊方簽訂的電站工程合同為3年，目前剛執行了1年，而且工程款還有一部分尚未收回。如果戰爭爆發，是否還會繼續執行合同現在不得而知，損失是巨大的。中設國際也在伊拉克承包了一家電站的修建，總造價1億多美元。早前設備已全部運抵伊拉克，但并未安裝。現在人員是全部撤回了，但設備卻困在了伊拉克，除非獲得聯合國的許可。

　　雖然在伊拉克是一波三折，但中國企業并未打算放棄這一市場。“戰爭會促成美國和阿拉伯國家更加關注與中國的關系，在伊拉克的重建工作中，中國公司仍將有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