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03年4月1日，著名學者、作家余秋雨將在第四十期“中外名家系列講座”上作題為“文化轉型與競爭力”的專題演講。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本次講座。

　　以下為余秋雨先生演講部分實錄

　　我先介紹其中一個，這是阿根廷的法律教授--瑪麗亞諾·格龍多納，他就在他長期的

觀察當中，提出這么個觀點，我想跟我們在座有一些已經覺得非常自然的觀點，在國際研討會上把它提出來的時候，還是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他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文化過程，理由何在呢？理由是短期的經濟行為可以有經濟邏輯來解釋，長期的經濟行為，經濟邏輯解釋不了。一定會進入文化邏輯。一個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是如此，短期的行為可以由經濟邏輯來解釋，長期的行為卻不是這樣的。

　　他說，如果就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來說，賺錢是為了什么？他說是用貨幣來達到非貨幣的目的。這個非貨幣的目的指的是什么？不管他的人品好還是不好，不管他的等級高還是低，他要追求幸福，追求自由，或者追求安全。我有比較多的存款，為的是家庭的安全，家里發生什么問題的時候，他有一種保證、安全。有的時候是為了尊嚴，為了在自己的朋友和人群中的尊嚴。有的更好一點，我為了慈善，許多人需要救助，我有足夠的能力這么做。如果長時期經濟行為的目的，一定是這樣的問題。當你的衣食很快解決，你家人衣食很快解決，你一定有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無論是幸福，無論是自由，無論是尊嚴，無論是慈善，全部都是文化命題。這樣的話，可以理解用貨幣來達到非貨幣的目的，這些目的都不是貨幣，都是非貨幣。這樣的話，他認為在短期之內，要達到的目的，當他富裕以后，這個目的很快被消解掉了。文化的目的，快速地替代經濟目的，而且成為他走向新的道路的橋梁。甚至于彼岸世界影影綽綽的目標，都直接是文化目標了。所以他覺得這種價值觀，都是文化價值觀，決定經濟發展的程度。當然我們所認為的非經濟的目的，并不是反經濟的目的，我們的非經濟目的，因為要用貨幣來獲得非貨幣的目的。他說這個非經濟目的，是“親經濟”的，不是反經濟目的，是“親經濟”目的，這是格龍多納都說到了，這些觀點都受到了亨廷頓教授高度的評價。

　　他由此得出一點，正因為如此，文化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指引作用和目標的作用。所以，一個國家和一個家庭，它的不富裕，一定是有它的文化心態在起著最后的指導作用。

　　他在理論上舉的例子，這個理論例子，其實這個例子本身的價值，已經超越它的理論，他舉了德國的社會學家，馬思·韋伯的觀點。這個觀點我們在座都清楚，馬思·韋伯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發展，這個關系太密切了。具體說來是這樣，宗教肯定是我們所說的文化觀念上的一種，原來歐洲流行的是羅馬天主教，那個時候，羅馬天主教里至少有一個觀點，對財富的觀點有一個，認為財富有可能是罪惡，正像我們所說的叫為富不仁，富和惡比較近地聯系在一起。然后這里產生很多麻煩、很多很多問題，產生很多很多虛偽。這個我們都知道，中世紀有多少多少虛偽的東西，但是自從宗教改革之后，發生另外一種觀點，富裕是上帝對你的恩賜，貧困是上帝對你的懲罰。但是這個觀點一旦普及以后，就是爭取富裕，爭取財富，就成了我們這種宗教信仰里邊不僅允許的，而且鼓勵的行為。歐洲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馬思·韋伯，真的像發明蒸汽機那樣，在世界很多地方都發明過，世界任何地方都有能工巧匠，都發明過這個，發明過那個。當這種發明成為改變社會面貌，劃分新的歷史階段的東西，它要成為非常積極的文化心態。如果這個集體文化心態還沒有建立的時候，再多的發明都沒有用。就像當年魯迅先生講過，中國發明指南針，中國發明火藥，最后是當爆竹，文化背景不行，再多的技術發明都沒有能夠快速地改變社會面貌。馬思·韋伯看來，宗教改革對歐洲改變非常重要，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格龍多納就用馬思·韋伯的話這個說明一點。文化心態、文化觀點對經濟發展具有太大太大的作用。

　　這個例子舉得很好，這個例子大體，我剛才講到，也有一點超越格龍多納剛才說的，僅僅是文化決定。文化可以決定經濟行為，文化本身的觀點從哪里來？沒有一種文化觀念是先天刺激你可以富裕，先天可以刺激你走向現代發展，其實這個例子說明了很多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任何文化。最早的時候，并不能具備這種功能，可以鼓勵現代經濟發展，這個時候就需要有大量的文化群落、文化智者，對自己的文化進行適度的調整、及時的調整。一種文化觀念是不斷地在調整的過程當中，然后這個文化觀念就有可能來推動這個經濟的發展。

　　像中國這么古老的文化，它也是在不斷地尋找自己的調整的路途當中，使自己具備給經濟提供背景的能力。遺憾的是，我們很長時間都沒有做到。這個我們可以講到，很長時間沒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