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前，在上海福卡經濟預測研究所一號會議室召開了“美伊之戰(zhàn)綜合效應分析及前瞻專題報告會”。其間，上海社科院歐亞研究所所長潘光、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所副所長趙偉明以及上海國際戰(zhàn)略問題研究會副會長呂篷等知名學者紛紛就美伊戰(zhàn)爭從不同的視角發(fā)表了各自精辟而獨到的見解。會上，本研究所國際問題首席研究員也作了主題為“21世紀國際關系的重大變局”的演講。該演講試圖用預測的睿智，參透歷史與未來，從六個方面論證了即將出現的國際政治關系的重大變局以及中國所面臨的絕好機遇期，受到了與會人士的

廣泛關注。限于篇幅，特摘錄該演講可公開部分，以饗讀者。

　　一場“沒理由”的戰(zhàn)爭竟然隱藏未來半個世紀的理由

　　——國際關系的重大變局

　　一、美伊戰(zhàn)爭五大理由

　　關于美國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目前世面上大家比較認同的主要有以下五大理由：

　　一是反恐；二是更改政權。利用美國強大的軍事機器來更換伊拉克的政權；三是為了石油；四是貨幣話語權或者說是肢解歐元；五是強化美國的單極化。通過美國的軍事擴張，用美國的模式來格式化全球。

　　前幾個理由，大報大刊以及一些專家談得較多，但就肢解貨幣(歐元)說得比較少。《經濟展望》雜志最近刊登了這個觀點的代表人物王建的一篇分析文章。觀點駭人聽聞。他說現在不是打伊拉克，是要打伊拉克、伊朗、利比亞，然后整個中東就燃燒起來，接下來老牌的法國、德國將把工業(yè)經濟轉向軍事工業(yè)，最終和美國開戰(zhàn)，世界大戰(zhàn)就此而起。他的依據就是貨幣話語權，就這一點而言，與我們研究所這幾年的理論推導是相一致的。但就戰(zhàn)爭是否會達到這一境界，福卡研究所持另類的觀點。

　　王建有兩個論證的角度。一個是1999年的科索沃戰(zhàn)爭。由于1998年推出的歐元比價比美元高，使得全世界的貨幣有向歐洲去的跡象。美國為什么會動手？他總結為當今資本主義世界分為三種模式：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與虛擬資本主義。目前世界上實體商品的生產和貿易是每年6萬億美元，但實際的貨幣交易量要乘上100倍。美國利用其在虛擬交換世界中的霸主地位，每年資本項下的順差最高時候有4000多億的進賬。2002年美國經常項目的逆差有4500億，但它利用資本項下的順差，用其他國家的錢來購買這些國家出口到它那里的廉價商品，這樣美國經濟就持平了。在虛擬資本主義世界里，尋求的戰(zhàn)略主動權就是貨幣話語權。1992年，歐洲許多有識之士，特別是法國和德國，醒悟過來吃大虧的是只知道制造商品的人，真正占便宜的是擁有貨幣話語權的人。因此，他們提出要建立歐共體。歐共體從政治上、經濟上一步步走到20世紀90年代末推出了統一貨幣歐元。美國急了，就在能夠對整個歐洲、巴爾干半島造成混亂的科索沃展開“楔子戰(zhàn)略”，敲打歐洲。前南地區(qū)的戰(zhàn)爭是血腥殘酷的，歐洲也不愿意看到這樣的結果，因此這次戰(zhàn)爭歐洲是很痛苦地參戰(zhàn)。戰(zhàn)爭一開打，歐元就下跌，很快戰(zhàn)爭就結束了。去年，歐元與美元的比價又開始上升。為了爭奪話語權，就有戰(zhàn)略上的較量，具體表現在石油問題上。歐洲石油主要依靠中東，如果中東出現混亂，就會導致歐洲的通貨膨脹。歐洲目前只是貨幣統一，財政并未統一。當時馬約有協議，規(guī)定了通貨膨脹的最高限度，每個國家的財政赤字不能高于GDP的3%。如果石油市場一混亂，通貨膨脹上去，財政赤字突破約定，支撐歐元的架構就要亂套。歐共體在真正完成經濟、政治統一的道路中，美國要進行阻擊。

　　對于虛擬資本主義的論述和資本話語權的爭奪，我們贊同王建的觀點，但是否如此就將引發(fā)新的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我們不敢茍同。

　　應該說歐洲一體化的底部并不堅實。由于歐元的出現已經對美元構成事實上的重大挑戰(zhàn)，且不論美國有沒有這種動機，客觀上中東戰(zhàn)爭導致石油飆升對歐洲盤實改革的底部不利。

　　此外，可能還有一些次要的因素。如就是為武器而戰(zhàn)——試驗新一代武器，過剩武器的蒸發(fā)等。

　　事實上，從嚴格意義上，從理性的角度講，連美國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戰(zhàn)。美國民眾反戰(zhàn)人數之多絕對不亞于西方其他國家；高官、名人甚至連美國七、八十個大城市的市長也聯名代表市政府要求反戰(zhàn)，這在歷史上也是少見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美國的士兵到將軍、政要都不知道為什么而戰(zhàn)。盡管美國有一個企業(yè)研究所分析認為攻打伊拉克有其精心設計的理由，但站在福卡研究所的角度，從嚴格意義上講美國人也不知道這場戰(zhàn)爭的理由究竟在哪里。

　　二、21世紀的戰(zhàn)爭新范式

　　這場即將開打的戰(zhàn)爭，或者已經開打的戰(zhàn)爭，在軍事上意味著什么？所謂戰(zhàn)爭范式是指戰(zhàn)爭的樣式及規(guī)律，如過去的戰(zhàn)爭怎么打，21世紀的戰(zhàn)爭又將怎么打？

　　21世紀的戰(zhàn)爭具有四大特點。

　　零接觸。戰(zhàn)爭雙方無法看到對方。過去是肉體無法接觸，現在是自然的目力都無法接觸。

　　不對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權力并不執(zhí)掌在發(fā)達國家。本·拉登發(fā)動的就是不對稱戰(zhàn)爭。

　　有限戰(zhàn)爭。世界的聯系程度和戰(zhàn)爭的毀滅程度讓人類難以承受全面戰(zhàn)爭，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不會釀成世界大戰(zhàn)。

　　戰(zhàn)爭邊緣化與邊緣化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目的并非一定要依靠戰(zhàn)爭的最終攤牌來獲得。美國人很狡猾，美伊戰(zhàn)爭還未開打，戰(zhàn)爭的很多目的實際上已經實現了。在這種似打非打的狀態(tài)中，石油價格已經飚漲，中國和歐洲也已經受損。薩達姆明顯受到監(jiān)控，甚至動用了聯合國等國際上的力量來監(jiān)控他。古代軍人所夢寐以求的“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這種神話了的軍事效果現在卻成為一種常態(tài)，將戰(zhàn)爭邊緣化與邊緣化戰(zhàn)爭玩弄于股掌之中(鑒于某些原因，此處不展開)。

　　事實上，美伊戰(zhàn)爭標志著軍事上的革命，即軍事思想、手段、戰(zhàn)略、戰(zhàn)爭方式的革命。正如整個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軍事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標志，盡管二戰(zhàn)德國因不義而戰(zhàn)敗，但在整個軍事史上掀開軍事變革的新篇章，它為軍事手段、軍事技術、戰(zhàn)爭謀略、戰(zhàn)爭樣式提供了嶄新的模式，閃電戰(zhàn)、空軍和機械化部隊連續(xù)突進、配合的立體戰(zhàn)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而馬其諾防線就是明顯的因循守舊。由此可見，凡是世界上的重大戰(zhàn)爭，勝利方往往是在革命的一方，秉承傳統方式進行戰(zhàn)爭的一方注定失敗。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就美伊戰(zhàn)爭而言，勝負是已定的。因為從技術、樣式、手段來看，美國都是創(chuàng)新的。

　　三、超越現存軍事戰(zhàn)略的基本理念

　　美伊戰(zhàn)爭的真正理由并不是上述這些因素能夠覆蓋、解釋的，它已經遠遠超越了所謂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以及一時一地的得失。

　　傳統上，軍事理論有兩大基本理論。

　　一是地緣牽制說。即地緣經濟的牽制。當年希特勒在獄中讀到一本令他激動不已的書——《歷史的地理樞紐》。這本書分析認為整個歐洲的穴位就在中歐，“誰控制了中歐，誰就控制了歐洲，誰控制了歐洲，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全球”。最近有一些軍事學家就認為誰控制了中東，誰就控制了石油，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經濟、乃至貨幣，然后一系列的邏輯就推導下去了。正是由于地緣說，軍事上就出現了所謂的月牙型戰(zhàn)略和島鏈型戰(zhàn)略。對歐洲，美國有月牙型戰(zhàn)略。對亞洲，它有第一、第二之類的島鏈戰(zhàn)略，包括從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qū)、琉球島、釣魚島、到南中國海等一系列戰(zhàn)略據點，因此臺海問題首先要服從它的島鏈戰(zhàn)略，而不是國際上的一般準則。在美國，關于中國臺灣問題經常會很矛盾，站在美國軍事集團的利益上講，不能讓這個島鏈的某一環(huán)斷裂，但是從國際法的角度出發(fā)，要遵循一個中國的立場。但如果美國的軍事戰(zhàn)略占上風，就不會放棄島鏈戰(zhàn)略。

　　一是實力平衡說。即對壘的雙方要不斷構建自己的均衡。實力不均衡，系統就會出現坍塌。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我們看到幾個大國聯手與美國抗衡，就是要形成實力的均勢。歐洲會成為19世紀世界動蕩的主要舞臺，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平衡系統處理不好。歷史上有個很經典的案例。1871年，德國開始正式、全面統一，打破了整個歐洲的平衡狀態(tài)。一不平衡，世界就要出麻煩。所以當時的軍事理論是要來制造平衡，俾斯麥在臨死之前和他的軍事專家們強調，德國還未到提出鮮明的戰(zhàn)略的時刻，一定要制造一種模糊的、復雜的、國際上彼此制衡的關系，通過這樣的關系讓德國更加壯大。結果他過世以后，由于德國的成功，這個國家從政府、到老百姓都陷入自以為能夠格式化歐洲的判斷之中。一些年輕的、狂妄的政治家駕御不了自己的成功，制定出相當清晰的外交政策，相當清晰的德奧戰(zhàn)略聯盟，最后引起全世界對他的關注，“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吸取了這樣的歷史教訓之后，在上世紀的冷戰(zhàn)時期，基本上強調的是實力均衡。從這一次來看，我分析主要是世界實力失衡。失衡之后，實力上極其強大的一方沒有類似過去俾斯麥的那種理性來指導。因此，我判斷這場戰(zhàn)爭是美國總體國力由巔峰開始往下走的轉折點。

　　均勢論的最經典與最顛峰的代表就是美國與前蘇聯的冷戰(zhàn)。美、蘇的實力平衡總是相對的，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制度的重大變遷，一時一地的均衡很快就會被打破。所以，這種實力均衡論逐漸被人們所摒棄，逐漸演變成21世紀戰(zhàn)爭的新范式——不對稱戰(zhàn)爭。雖然人們仍然在追求均勢，但留給它的時間越來越少。

　　這兩大理論有著其實實在在的現實基礎和理由。而支撐這些理由的主要動力是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民族、國家生存空間的拓展。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去考慮問題，會過多地糾纏于政治。實際上，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來看，主導整個歐亞二、三百年矛盾的是一種潛在的規(guī)律，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至今，這只看不見的手還在以“野性”的方式表達出來，人類存在著野性，并不是說人類不會進化，或者倒退，而是說人類在進化過程中，不斷擺脫野性。這是由人類發(fā)展過程中的系統狀態(tài)所決定的。它既受人性影響，又受地緣影響。

　　可以用系統理論和耗散結構理論來解釋。如果進化的速度慢，這個系統就歸于沉寂，趨于超穩(wěn)定狀態(tài)，系統就要坍塌、消亡。客觀上，系統有一種自調整能力，有一種干擾因素，使這個系統趨于不斷被激活，被調整狀態(tài)。這里面有兩個層面的擾動因素。

　　第一個層面的擾動因素我們講歐洲。整個近代文明史，歐洲是發(fā)源地，它本土貢獻的是原創(chuàng)的東西，激發(fā)它的貢獻應歸功于英倫半島。英國自身的文明史并不長，公元后才開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整個歐洲的文明史在它這里就到頭了。到頭了，它就對歐洲大陸產生質疑、修正，提出挑戰(zhàn)。然后它自己就反省、變異，變得先進了。先進之后它就和歐洲大陸拉開了距離，由于這段距離它就不斷地強大，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達到巔峰。人類的工業(yè)文明率先從英倫島實現，是具有系統意義上的理由的。

　　自從它率先完成工業(yè)革命后就不斷騷擾整個大陸，從政治角度看到它干擾了歐洲大陸板塊，從系統論的角度講，它激活了大陸。這兩三百年差不多就是英國和歐洲大陸進行政治上磨合的歷史，演繹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劇。

　　回過頭來講亞洲。亞洲有日本，唐朝文化最早傳到日本，到了日本，一樣的，日本人開始看不起大陸人，認為整個亞洲大陸的人都是支那人，而他們自己一定要脫亞入歐。實際上它永遠也脫離不了亞洲，黃皮膚、黑眼睛是改變不了的。所以近一、兩百年來的歷史就是這個島國不斷挑戰(zhàn)大國的歷史。

　　從這個意義上講，歐亞大板塊，誰來騷擾它，誰來激發(fā)它，就是有200年歷史的美國。美國把政治革命的好處、工業(yè)文明的好處全部帶到了美洲，卻把負面效應留在了歐洲本土，由此開創(chuàng)了人類新興的國度。不管歷史上他們曾經有過保守主義者、不干預主義者、世界主義者，但當20世紀初開始它有能力干預后，就不斷地騷擾世界島。由于美國和世界島的矛盾，促使整個人類系統進入加速變化階段。我記得當年恩格斯有一個預言相當精準，就像現在的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所說的“舊歐洲”，當年恩格斯也是講舊歐洲，他說他到美國兜了一圈之后發(fā)現，整個美國是一個年輕的、蓬勃向上的、充滿商機和陰謀的國度，他認為美國是下個世紀的熱土，而歐洲他說太老了，事實證明恩格斯這個預言是相當有道理的。美國作為整個歐亞大陸的擾動系數，使得近百年來歷史為美國所導引著。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仍處于自然狀態(tài)、一種野蠻狀態(tài)，存在類似的普京講的“叢林原則”。叢林原則就是生存斗爭。不管意識形態(tài)、政治上怎么解釋，權力問題、利益問題是不會改變的。所以，從這些基準點來看，美國或者說世界政治舞臺上有如此野蠻的殺戮，竟然連聯合國都制止不了，我認為人性還是處于相對野蠻的狀態(tài)。人們生存的系統，如果不變化，就要崩塌，如果變化太厲害，也會崩塌。那么就不斷地要有擾動系數。

　　這樣的格局，決定了在未來可預見的相當長的年代里，美國要把英國和日本緊緊地綁在一起，不存在其他什么外交上的幻想。這是一個大的格局。它超越了國家之間的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沖突，超越了某個國家一時一地的得失。但歷史車輪進入新世紀后，人類進化進程中的重大突破已在美伊戰(zhàn)爭開始顯露出征兆，即傳統的自然生存法則將被沖擊，或者再過幾十年將支離破碎。

　　四、國際政治關系的歷史拐點

　　我們認為這場戰(zhàn)爭標志著國際政治即將發(fā)生重大的轉折。這個重大轉折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一)誰將終結千年帝國夢

　　當年美議會就美轟炸中國駐南大使館事件舉行聽政會，有人就質訊美國有關重要的政界人物，他顧左右而言它，沒有正面回答問題，卻表達了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人類自從有了帝國后，無數國家都想去追尋它，無數的帝國又被打倒，這樣的歷史充滿著野蠻和殺戮，超強大的美國完全有能力、有責任去結束這個千年帝國夢”，或者說美國就是一個千年帝國，有能力把整個人類為了追尋帝國夢發(fā)生沖突的歷史終結在自己手中。第二層意思是，今天美國強大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一天遭到他人的攻擊，這個人肯定是外星人。所以“9.11”事件之后，我們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調侃說攻擊美國的不應該是本·拉登，而是外星人。

　　布什在接到五角大樓、白宮和世界貿易大廈被攻擊的報告后，第一個反應就是“有人在測試美國”。因為他不斷地在測試其他國家，所以他以為別人也在測試他。這句話表明他對這一事件究竟來源于哪里并不清楚。他的第二個反應是“我們的航空母艦在哪里”？美國要想打一個不對稱的戰(zhàn)爭，它所謂的不對稱，就是利用十幾艘航母，精確的自動導彈，去發(fā)揮軍事上的優(yōu)勢，所以他想到的馬上就是航母。實際上不對稱的戰(zhàn)爭，航母作用是很有限的。

　　根據美國的邏輯，我認為它的戰(zhàn)略意圖是很陳舊的，所以在政治上是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原蘭德公司的軍事資深權威艾爾斯博格，最近披露了一些歷史資料并對戰(zhàn)爭提出了他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如果美國的強硬派要發(fā)動戰(zhàn)爭，其邏輯和理由是很簡單的。當要開戰(zhàn)的時候，理由是天然的。比如在伊拉克問題上可以讓飛機飛得更低一點，一直低到飛機能被伊拉克打下來為止。另外還有一個很典型的事例就是美日珍珠港事件。這個事件過去有一種傳說，說羅斯福預先知道情報，當時為了迫使日本人在軍事上冒險，他棋高一招。怎么讓日本人沖動起來？美國的戰(zhàn)略家說那就遏制住它的咽喉，日本生命的咽喉就是石油。美國通過印尼、菲律賓這一帶進行石油封鎖，雖然當時還未開戰(zhàn)，但已經對日本宣布石油封鎖。石油封鎖三個月，日本許多軍事工業(yè)都不得不停下來。如此一來，日本人受不了了。這么一打，最終美國綜合國力的比較優(yōu)勢就兌現了。

　　表面上它是被動的，實際上它是主動的。表面上是公平的，實際上是有預謀的。

　　美國的政體是民主的，但是它卻有一整套的手段來繞過民主，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美國的對外戰(zhàn)爭可以執(zhí)掌在少數人手里。艾爾斯博格列舉了歷史上的美國和西班牙的戰(zhàn)爭。其實就是兩個報業(yè)集團，為了搶奪新聞，其中一個報業(yè)集團就派了著名記者雷明頓到古巴去，采訪一下，看看西班牙是如何欺負古巴的。雷明頓跑過去一看，覺得他們相處得很好。他的總編讓他留在那里繼續(xù)調查老百姓慘痛的生活狀態(tài)，自己就在美國發(fā)動了一場“戰(zhàn)爭”。總編根據記者反饋回來的各種各樣的新聞，連篇累牘地發(fā)表了“古巴人民被西班牙壓制的悲慘景況，”進行政治上的渲染，引起美國和西班牙之間輿論上的對峙，外交上的沖突，在兩國的政治人物之間引起口角，政治上的對立立即引起軍事上的相應反應。美國的一艘軍艦就被派到哈瓦那港口，不湊巧，一到那兒就碰上了魚雷，246個海軍士兵葬身于大海。戰(zhàn)爭就打起來了。

　　看起來偶然的因素其實是必然。偶然為必然開辟道路。

　　從這里似乎可以總結出：人們追尋帝國夢的路徑依賴至今仍在繼續(xù)。美國今天仍在試圖重演古羅馬的帝國史。實際上，這一種趨勢并不能無限制地窮盡下去，歷史在這里要拐彎了。為什么歷史在這里要拐彎？為什么美國如此強大還要拐彎？

　　(二)文明的進化和國家的轉型需要各種各樣的歷史條件來促成

　　國家的轉型靠什么？這次美國攻打伊拉克，提出要運用軍事戰(zhàn)略實現伊拉克國家政權的轉移，通過政治制度的轉型逼使伊拉克變成民主國家。理由就是，當年美國可以把德國改造成現代文明國家；在日本，麥克·阿瑟通過教育制度改革、農業(yè)改革，最后財閥制度改革，把日本改革成世界第二號經濟強國。美國說自己有這個能力，我不敢茍同。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有特殊背景的格式化，不接受要這么做，接受也要這么做。

　　今天，在整個世界上，轉型有各種各樣的類型，比如像前蘇聯解體。俄羅斯“休克療法”式的轉型，已經上了美國戰(zhàn)略家的當。過去我經常提到，那個薩克斯，一共只有三招，代價極其之昂貴。在國家轉型中，目前惟一成功的就是中國。中國擁有自己歷史悠久的文化體系，具有自制性的系統調整能力以及獨有的智慧，加上國土遼闊，中國的成功轉型實際上是充分利用了20世紀激蕩百年史的沉淀，這種沉淀就等于政治智慧，而且這種政治智慧是可以量化的，表現在一代代國家領導人的大智慧上。這種成功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必需擁有許多獨到的條件(限于篇幅，此處不展開)。另外一種就是像韓國、臺灣地區(qū)，也算是東南亞的轉型。

　　這些轉型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但是它們無法在世界范圍內推廣。像中東地區(qū)，能否以美國所希望的方式轉型，我判斷不行。當年前蘇聯也要阿富汗轉型，不可能。包括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就曾希望在非洲講法語的地區(qū)輸出所謂的民主，硬性地進行一種轉制，推行選舉制度，結果導致了整個非洲政治經濟淪落到被世界主流排擠到邊上，被邊緣化，民族之間的殺戮可以一次性達到50萬人。這樣的慘痛教訓，在今天充滿著宗教的肥田沃土的中東還行不行？

　　中東是否能夠按照美國有關方面的意圖實現轉換由一個帝國去強硬地覆蓋另外一個帝國？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轉型有其自身特定的條件。中東的情況看起來好像很穩(wěn)定，但實際上很典型地反應了類似歐洲轉型的歷史。歐洲轉型的角度很多，我們現在取兩個角度，一個文化意識的角度，一個是宗教的角度。歐洲當年為了進入資本主義，率先進行了文藝復興。第二個意識轉型就是馬丁·路德的宗教轉型。中東地區(qū)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也在逐漸跟進，它的現代化步伐并沒有停止。宗教的肥田沃土具有自身的特點。此類國家的轉型，首先要一種宗教意識形態(tài)上的轉變。而像馬丁·路德那樣把宗教市民化的變化，今天并沒有發(fā)生。但是已經發(fā)生了類似當年文藝復興的變化，但卻是以扭曲的方式反應出來。盡管宗教原教旨主義有很多極端的表現，但是從歷史的坐標來看，這其實類似當年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表現。我們相信他也能夠通過否定之否定進化到新的境界。

　　文藝復興時期中許多人性丑陋、血腥的一面都表現得相當野蠻。那么當時為什么上流社會和市民社會都能夠容忍，因為這是對其原有歷史的反動，歷史的進步往往是對過去的一種否定。否定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以積極的方式，一種是以扭曲的方式。文藝復興是以扭曲的方式來否定的。走過之后，人類又回歸到理性的狀態(tài)。所以我們對中東地區(qū)的文明進程應該有一種理解。

　　我判斷這場戰(zhàn)爭在軍事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以后就要陷入泥潭和被動。在伊拉克的轉型過程中，美國的邏輯是推導不下去的。

　　文明的進化和國家的轉型需要各種各樣的歷史條件來促成，歷史進化可以加速度地推進但難以斷裂式的靠帝國的覆蓋來完成。況且國際政治關系的歷史拐點已經出現。

　　(三)新經濟的資源能否靠戰(zhàn)爭來掠奪

　　尤其是在21世紀，這是很關鍵的，什么才是迅速發(fā)展的資源？

　　我們今天依然不得不說，新經濟的搖籃在美國。整整一個90年代率先享受了新經濟好處的也是美國。為什么美國會率先享受新經濟的好處？新經濟，直觀地說，就是IT經濟，再寬泛地說，新經濟是整個社會生產方式、交易方式全過程創(chuàng)新的經濟，現在正在向生物技術、體驗經濟等超微觀和超宏觀的方向發(fā)展。但是總而言之，以美國掀起經濟文明的新紀元，標志著資源占有的革命。什么是資源，過去人們吵來吵去、打來打去、搶來搶去，搶的都是有形的資源。新經濟最大的資源不僅在于有形的石油、礦產，更在于人才。人才為什么會創(chuàng)造出新經濟，靠的就是文化。200年的歷史，美國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美國的強大不僅在于硬件，硬件來自于軟件綜合國力。這個綜合國力里面的軟國力——美國的文化精神相當厲害。它自稱為世界民族的熔爐，充分利用了民族熔爐的精神，比如在硅谷，一流的專家——印度人、中國人，帶來整個IT業(yè)一輪狂潮。

　　新經濟文化包含三個含義：兼容、創(chuàng)新和忘卻歷史、追尋未來。兼容很好理解，有容乃大。這個世界上能夠兼容世界上各個民族的文化的，從過去講，那就是美國。所謂創(chuàng)新就是容忍失敗，容忍各種各樣的奇端異說，容忍各種新鮮事物。另外就是追尋未來，忘卻歷史。這就是美國的立國之本。美國精神可以用寫在美國地理書扉頁上的一段話來概括：“那就是不斷眺望目力所及的遠方，想象著天際線那邊的世界，并且邁著堅定的步伐，走向遠方，戰(zhàn)勝遠方，征服遠方”。

　　但是現在這種精神開始發(fā)生了變化。因為當歷史已經出現了重大轉折的時候，美國卻沒有繼續(xù)去發(fā)揮可以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發(fā)展方向的優(yōu)勢，反而去追尋原有的歷史。這首先表現在去追尋千年帝國夢，其次表現在要用強硬的軍事手段去掠奪有形的資源。

　　追尋歷史的具體表現就是查稅。最近有個經濟學家叫張五常，被美國稅務在追查，其實不是針對他一個人，導致很多自然人和法人到美國境外去進行投資、賺錢。現在一查十幾年的稅，只要信用卡一刷，就可以找到你。這么一來，出現了一種向加拿大、墨西哥移民的趨勢，很多人才開始外流。與新經濟文化相關的知識精英們，開始考慮綠卡是拿美國的還是其他國家的，在硅谷的印度和中國人才出現回流。許多跨國企業(yè)也跟當地政府進行類似于我們一些開發(fā)區(qū)似的策劃，來規(guī)避美國的稅。

　　美國原來有一些成功的東西。我過去還有一段很形象的話：“成功了就驕傲，驕傲了就沖突，沖突就導致戰(zhàn)爭，戰(zhàn)爭帶來破壞，破壞帶來貧窮，貧窮帶來忍耐，忍耐帶來才華，才華帶來成功”，國家、民族、法人、自然人經常有這種宿命論的循環(huán)。美國未來的下坡路，我認為就是它的輝煌帶來的，而這個輝煌的核心，就是它的文化。新經濟就需要這樣的文化。現在它把自己立國之本的精髓逐漸毀掉。

　　歷史是不能清算的。凡是清算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民族。美國從傳統上是追尋未來，戰(zhàn)勝未來的一個民族，現在出現了一個小幅回蕩，但是我還是看好這個國家。

　　這就是我們說國際政治關系出現拐點的基點。這個基點是科技、文化和經濟帶來的。美國歷來對一些學者和很多觀點持寬容的態(tài)度，但現在這種寬容度在下降，對犯錯誤的容忍度也在減少。美國不是在追尋未來，而是在追尋歷史。因此，美國在發(fā)生變化，而整個世界也在發(fā)生變化，看誰能創(chuàng)造出代表先進文化的東西。

　　先進的文化不是靠戰(zhàn)爭來創(chuàng)造和掠奪的。布熱津斯基和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曾經提出，信息技術革命的很大特點就是突發(fā)性。他們已經預感到了這一點。這種優(yōu)勢可能會很快地喪失，今天美國所謂的導彈大家都有，關鍵就在炸彈的靈巧上，體現在制造炸彈的智慧上。而這種智慧在信息時代，不像在工業(yè)革命時代，需要大量的投資、大量的積累、大規(guī)模的建設，而且不斷被突破。就像芯片的摩爾定律一樣，18個月就發(fā)生一場革命，而這種革命不一定發(fā)生在原發(fā)地，馬上就可能發(fā)生切換。從這個意義上說，很難說美國的傳統軍事優(yōu)勢能維持多久。

　　五、21世紀國際關系的總態(tài)勢

　　(一)20世紀給我們留下了什么遺產

　　我們反省一下20世紀三大階段。20世紀的上半葉，整個世界就是帝國主義的戰(zhàn)爭。列寧判斷得很準。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最后誕生帝國，帝國就等于戰(zhàn)爭。一次大戰(zhàn)還未結束他就精辟地預言了幾十年后的歷史。20世紀的中葉是殖民地的崛起和解放問題。20世紀的下半葉，則是整個世界傳統國與國之間冷戰(zhàn)的結束。20世紀留給21世紀的遺產，我們認為就是國家主義。另外一個遺產就是20世紀使得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普遍開來，也就是市場經濟全球化。

　　(二)市場經濟全球化引發(fā)的五大問題

　　富國和窮國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再也無法彌合。聯合國有個材料，預言當今世界上49個最貧窮的國家，只有一個在未來15年內可能會脫離苦海，另外48個國家在未來100年內難以發(fā)展。南北矛盾越來越厲害。市場經濟是什么，就是贏家通吃。好的是少數幾個，如工業(yè)七國等，差的是廣大的落后國家。

　　WTO表面“三公”，實則不對稱、不平等。WTO在日內瓦的總部，包括在世界上的主要機構，有552個工作崗位，其中最多的是法國人，139個，其次是英國，79個，然后是美國，基本上都是歐洲國家包攬。整個伊斯蘭國家沒有一個工作人員。印度人有10個左右，然后是其他一些國家。比如在總部，每星期開好幾次會議，但是窮國連派代表參加會議的路費都沒有。如果參加會議，發(fā)現自己受委屈，可以委派律師，律師費都是一般難以承受的。市場經濟全球化之后，利用所謂公開、公正的游戲規(guī)則，實現的是國與國之間國民稟賦差異度的交換。如果真的執(zhí)行WTO規(guī)則，對最發(fā)達的國家并不全是好處，對窮國好處遠少于壞處，對我們這樣的國家卻正好。

　　現代化帶來的斷裂。為什么說美國在錯誤的戰(zhàn)場上打錯誤的戰(zhàn)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誰是它的敵人？當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深度地推進后，人類現代化的節(jié)奏太快了，人類同時也越來越脆弱。一方面享受到越來越美好的生活，另外一方面，被現代化主流排斥在外的那些人口就成了溫飽型的絕望階層。恐怖主義分子不僅是某一個國家的事情，中東地區(qū)被邊緣化后發(fā)急了，數量可能多一點，但是美國當年的圣殿教，也是武裝部隊去圍剿一個山莊，日本的奧姆真理教也是如此。這些都是恐怖分子。隨著現代化的速度越來越快，所形成的斷裂，要靠一種文化、一種機制去協調。

　　20世紀后期，世界上出現了一種普世原則，一種宗教的情感。人們已經開始反工業(yè)，反市場經濟。在歐洲開始反工業(yè)化，提倡“慢餐“運動。在熱那亞、西雅圖那么多人反對全球化，游行示威，甚至殺人。目前全球有超國家意義的國際組織共2萬多個，它們的黨徒數以萬計。這次號稱有1500萬人反戰(zhàn)，其中有大量的環(huán)保人士。

　　跨國企業(yè)。跨國企業(yè)在攪局。最近美國許多政治戰(zhàn)略家對政府提出，跨國企業(yè)進駐中國太多了，屆時，導彈到底是打中國呢，還是打美國？2002對外貿易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制造的外資企業(yè)金額占到整個外貿出口的53.7%，世界500強差不多2/3都到上海來投資。萬一發(fā)生沖突，這個投資怎么辦？這是不以美國戰(zhàn)略家的意志為轉移的，它是市場經濟全球化必然結出的碩果或者說是苦果。

　　(三)21世紀前期的主題詞——國際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冷戰(zhàn)

　　雖然當前的國際生活中似乎呈現出和平與發(fā)展的態(tài)勢，但同時也出現了一種結構上的變化，即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沖突。對于這種結構性的變化，有關方面還不敏感。另外上述的五大問題也絕對不是靠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能夠解決的。因此，必然會出現國際上的協調問題。

　　人類追尋千年帝國夢的戰(zhàn)爭史既不是被美國終結，也不是被將來某個復興了的國家來終結，它將被新的國際關系所終結。國與國之間更多的是體現出通過協調、協商、溝通來化解矛盾，而不是靠國與國為生存而展開的自然法則行事。前面所提到的系統原則仍將在21世紀前期的幾十年與新主題拉拉扯扯。人類的現代文明，國家兩個字是貫穿始終。但是21世紀，將出現一個重大的變化，以國家為首的沖突將逐漸讓位于國際主義。

　　國與國之間，表現為通過各種國際組織來協調、溝通。不僅是政治上，還包括企業(yè)的運行標準、會計準則、環(huán)保問題等。這就是人類進入新紀元的特點。今天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看到的合作、聯盟和沖突已經不全是歷史上合縱連橫的重演，它既有舊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新的成分。

　　21世紀前期的主題詞就是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冷戰(zhàn)。因此它不會形成世界范圍的大戰(zhàn)。同時傳統的帝國夢不會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在這個過程中，它要和人類新興的國際主義不斷地磨合，所以是冷戰(zhàn)。

　　21世紀中期，市場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人類還不習慣全面全球化，人類還很自私。條約對我管用我就用，條約對我不管用，我就撕毀，甚至就退出。美國是典型的代表。連美國尚且如此，何論他人？WTO是全球化的法律文本、游戲規(guī)則，但在游戲過程中大家會踉踉蹌蹌。但總的趨勢是往這方面發(fā)展。我們判斷其中還有個熱身賽，有個過渡期，這個過渡期是靠什么？靠局部的、相對自私的來實現利他。以相對的利己來實現絕對的利他，將采取的形式就是率先板塊化，在真正全球化的前面還有一個板塊化的過程。

　　也就是在21世紀中期國際關系中的主流是“三分天下”。今后，將由這三大板塊主導、引導著世界經濟、政治的主要矛盾。90年代末，歐洲已經出來，形成了架構，但還未完全成型，還在踉蹌前行。美國人想阻擊這樣的歷史潮流。美、加、墨自由貿易區(qū)已經形成，但其內部的磨合還要有過渡期，這次加拿大、墨西哥也是反戰(zhàn)的，經濟上它們之間也有矛盾。但基本上在這個板塊內，是利他的，但形成板塊是為了利己。第三個板塊就是東北亞。中國、俄羅斯、日本、韓國、朝鮮，臺灣地區(qū)等，這個板塊的當量，一旦形成，不亞于其他兩大板塊。在政治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還未統一，臺灣地區(qū)還在較勁，而日本和整個亞洲大陸的反差很大，朝鮮軍事危機似乎岌岌可危，但是我們認為這些都將是過眼煙云，而東北亞內部為了減少交易成本，為了形成區(qū)域經濟的核心，為了區(qū)域的合作以及產業(yè)鏈的形成，決定了它的一體化是指日可待的。我們判斷在這個過程中，走在最前面，最一往情深的是韓國；半推半就的是日本，它希望脫亞入歐，但是它的經濟最后一定要和東北亞磨合在一起；美國將戀戀不舍，它將在軍事上先后在日、韓撤離；臺灣地區(qū)是無可奈何，臺海問題上，時間是站在大陸一邊的；北朝鮮是將就將就，不得不接受周邊地區(qū)給他的條件或“恩惠”(包括援助和壓力)。而中國大陸對于遠東地區(qū)這些陳舊、古老的傳統游戲，將會睜一眼閉一眼，而對于整個東北業(yè)的板塊化進程將持積極態(tài)度。再過十年、二十年，東北亞將達到歐洲90年代的水平。屆時，這一地區(qū)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又有新的智慧來使之成為新的板塊。

　　21世紀的后半葉，我認為主題詞是后現代國家和新興帝國之間的關系。后現代國家的萌芽已經出現在歐洲，它們已不是按照傳統的叢林原則把自己的國家做大去擴張，然后去覆蓋別的國家，覆蓋到一定程度又去被人家所覆蓋，反復地輪回。歐共體這15個國家，政治、軍事都是透明的，一千多次部長級的會議進行協調。后現代國家已經脫離了所謂的類似美國這樣現代國家的傳統路徑。而新興帝國，就是沒有軍隊，沒有航母，但其勢力遍布全球的“國家”，即跨國企業(yè)。它們的勢力越來越大，對傳統政治上的沖突進行攪局。隨著跨國企業(yè)組織架構的越來越完善和精美，它也會演變成人類史上新興的怪物，這是后話。

　　六、戰(zhàn)略機遇期與間歇期

　　鑒于上述種種分析，使得我們國家存在著千載難逢的重大機遇期。當絕大部分老牌國家都在忙于政治大調整之際，對中國這個迅速崛起的大國的“關注”度相對不夠。另外全世界的產業(yè)大調整，發(fā)達國家要尋找下家，而中國恰好充當了這個的下家。

　　在政治上除了繼續(xù)秉承“站穩(wěn)腳跟、冷靜觀察、沉著應對、韜光養(yǎng)晦、善于守拙、絕不當頭”的24字方針外，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還應該有一種更積極的姿態(tài)。這個積極的姿態(tài)表現在兩手都要硬，就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不能軟，即以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為世界政治做出新貢獻。另一手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應該積極地融入世界，而不應重走千年帝國的老路。21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文明的復興，是國際主義的復興，而不是秦始皇、元朝意義上的復興，也不是康熙、乾隆意義上的那種復興，而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復興。中國將通過這樣一種先進的文明積極地融入世界，而不會爭霸世界。這才是我們國家對世界文明做出的貢獻。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失偏頗的話，那么這個絕好的戰(zhàn)略機遇期將淪喪為戰(zhàn)略間歇期。(篇幅限制，此處節(jié)略，詳見本研究所特別分析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