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楊明煒

　　每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吳敬璉的專場新聞發布會都成了大會的一景。今年也不例外。

　　3月7日，北京京豐賓館一層咖啡廳成為吳敬璉的臨時新聞發布大廳。

　　中國經濟到底如何走向？

　　有記者請吳老評述一下，中國經濟現狀、趨勢、問題以及未來的解決辦法。

　　吳敬璉說，自東亞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下降，內需不旺的現象，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自1998年以來，至1999年底，當時經濟增長率不高，但經濟增長率的含金量是比較高的。1999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稍有好轉，2000年才有明顯重大轉機。而2001年到2002年，又遇上美國經濟衰退。就目前情況來看，需求仍然偏弱，表現為：去年物價總水平仍然在下降，宏觀經濟并沒有脫離通貨緊縮的陰影。

　　回過頭來看一看，中國的宏觀經濟是如何取得重大轉機的呢？吳敬璉把它歸結為兩個原因：

　　一是財政貨幣政策，增加了需求。大家都知道連續幾年，中央財政共發行了大約6600億元的國債。再加上銀行配套的貸款，拉動了經濟的增長。

　　二是提高企業的活力。七、八十年代，美國經濟學界稱之為：“供給方面的政策”，意思是要發揮企業的活力。在這方面，以往中國則有所忽略。他認為，國有企業的經濟狀況確實有所改善，但民營企業的情況改善則比國有的改善得更快。如長江三角洲地帶、廣東、浙江、山東、福建等地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格局已經形成。在浙江，民營經濟已經占主體地位，國有企業增加值所占的比例不到10%。特別是“十五大”以后，中央確定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政策，民營經濟獲得長足發展，活力得到發揮。

　　有人認為，有些事情與微觀經濟無關，但現實證明有關。如去年出口表現非常好，一個重要因素，就是1999年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進出口領域。當然，現在這方面的待遇還不平等，但效果已經非常好了。江蘇、浙江、廣東出口增長強勁，特別是在美國經濟出現低迷的情況下。

　　去年1季度，經濟學家估計經濟增長速度會減弱，就是因為只看到了第一個因素的有利一面，而沒有看到第二個方面的積極作用。

　　中國經濟在未來發展中

　　保持7.2%增長率應該沒有問題

　　吳敬璉預測，中國經濟保持7.2%的增長率應該是沒有問題。如果情況更好一些，可能會達到7.2%至8%。當然，也有人認為，中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應該為8%至9%。如果有通貨膨脹的話，經濟增長率則會超過9%。從近期看，保持高增長率是可以的，當然也可以做得更好。

　　但吳敬璉提醒，我們也不能太盲目樂觀，也要看到經濟的不利因素。

　　一是金融不良資產。目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沒有達到巴塞爾協議的標準。如果銀行不良資產的風險積累起來，風險也不可小視。

　　分析原因，吳敬璉認為，國有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一是銀行本身沒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經營機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金融改革嚴重滯后。當然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發展。如商業銀行改組步伐加快，企業現代制度也在加快建立。劉明康說，三年內，四大商業銀行要整體上市。這也是一個好的信號。二是股份制銀行公司化步伐在加快，股權正在實現多樣化。三是金融業對民間資本進行開放。從去年第4季度開始，這部分工作正在進行。但要指出的是，并不是金融改革一加快，就一定能成功。

　　二是財政體系。去年財政赤字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超過3%。那么3%是一個什么樣的信號呢？有人認為，是一個警告信號。但他認為，各國情況也不一樣，但也要注意，如果積累起來，也有問題。

　　“或有債務”不容忽視

　　吳敬璉說，有人認為，從帳面來看，財政沒有風險，但我們不能大意。

　　另一方面，還有一種叫“或有債務”，但你還要看算得“松”還是“緊”。

　　吳敬璉說，世界銀行的一個報告指出，“中國或有債務”一是來源于銀行不良資產。過去，四大商業銀行剝離1.4萬億不良資產，雖然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想方設法要把不良資產處理好，但估計只能收回30%，剩下的1萬億最后由政府來承擔。1萬億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0%。另外，銀行還有一部分不良資產，最后也要由政府來承擔。

　　二是對國有企業老職工的“隱性負債”。他個人認為，也應看作是“或有債務”。以前政府有承諾，職工老了以后，將被要養起來。當時的“低工資”中包含有預先被扣除的社保基金和住房基金。現在，搞個人帳戶制，就是要把這部分錢給補回去。

　　這一塊有多少呢？1997年，有人算過，但不一致。最低的是，世界銀行算的帳是2萬億，最高是國務院體改辦算的帳，為7至9萬億。對這部分“或有債務”的處理，當然辦法不一樣，有的可以買斷。但新問題又出現了，企業如果效益好，可以多給，企業效益不好，就會少給。都是國有企業，都為國有資產的積累做出過貢獻，但現在有錢的企業補得很多，資不抵債的企業分文沒有，于法于理都不合。

　　消費最主要的問題

　　是“農民沒有錢”

　　吳敬璉認為，目前消費不旺最主要的原因是：農民沒有錢。如果9億農民沒有錢，那么消費肯定擴張不起來。就消費談消費，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再一個是城鎮居民，貧富差距太大。富人雖然有錢，但仍然只是一少部分人，并且富人存在著“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現象；而城鎮市民低收入階層，根本就消費不起來。

　　吳敬璉認為，解決消費不旺的關鍵是發展民營中小企業。我國農業資源在世界上處于中低水平，就必須要把農民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去，而要把他們給轉移出來，就必須發展民營中小企業。

　　去年人均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最高的浙江省，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浙江全省的發展，先是由浙北的溫州、臺州等地先發展起來的，然后再帶動浙江北部地區經濟的發展。溫州、臺州原來都是“窮山惡水”，現在不僅成為影響浙江，乃至影響全國的地區。“敢闖、敢冒險”是溫州、臺州人的特點。

　　因此，吳敬璉認為，客觀不是決定因素，任何地方都可借鑒。

　　如何控制失業率？

　　有記者問：如何看待目前如此嚴峻的就業形勢？

　　吳敬璉認為，根源在于中國人口太多，農村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再加上城市下崗職工，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更加不好處理。并且，農村還大量存在著隱性失業人口。

　　如何解決？一是政府三條保障線，以保持失業者最低的生活保障。二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這就靠民間自己創造，政府應該作的是，改善企業環境，搞好市場秩序。

　　華人是天生的企業家。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華商在全球崛起，為其居住地和世界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令世人矚目，華人也因此得到了“天生企業家”的美譽。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20世紀后半期長達幾十年時間里，中國大陸經濟建設多半出于政府行為，企業界并沒有多少生氣，上述悖論由此而來。

　　他認為，中國人擁有共同的歷史傳統和生存習性，早在20世紀上半期中國大陸就曾經涌現出一大批具有現代意識的民族工商業者，正是他們造就了昔日上海的商業繁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香港的崛起，使他們成為世界經濟的耀眼明珠。

　　機構設置重的是職能轉變，

　　而非名稱變更

　　吳敬璉就記者對商務部等機構設置談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過去，國內貿易部、外經貿部管的是貿易和企業，這不符合市場原則。政府要做的是制定市場規則。機構改革應該是向著市場經濟的體系方向去改。應該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成立商務部就是向著市場經濟的體系方面在改。

　　他認為，整個機構改革新設置的機構職能，都必須由市場經濟目標來衡量。不能機構變了職能沒有變。以前，有人說，幾次機構改革出現這樣的怪現象：從漲到縮，再從縮到漲。

　　現在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為市場經濟的機構名稱中不能有“計劃”兩字。

　　應該說，機構變化關鍵是體現“職能定位”。機構的名稱中有“計劃”兩字也沒有太大的關系，日本也有“企劃廳”。當時也有人爭論，一種觀點是，企劃廳是配置資源的，另一種觀點則是“收集、處理信息的”。在市場經濟中，計劃的職能應是收集、處理、分析信息，并將其提供給社會、政府官員等等。

　　因此，機構的設置更重要的是“職能”，而不是“名稱”。

　　因為可能下雨，才提醒人們帶傘

　　對于中國股市，吳敬璉認為，他對中國股市已經評價的夠多了，現在，他沒有新的意見。

　　但他說，有人說，2001年的那場股市風波，是由于他的言論而導致股市的的下跌。他認為，不是這樣。事實是，2001年3月，當時股市指數在2000點左右，在他講話后的三個月后，股市曾經達到2001年6月13日的2242.42點的高點，然后股市才開始下降。

　　吳敬璉將之比喻為�煛坝腥苏f，是因為我說，讓大家出門帶傘，天才會下雨的；但如果我不說讓大家帶傘，天會不會也要下雨呢？其實，正是因為會下雨，才提醒人們帶傘的”。

　　銀行先要改制

　　對有記者問：銀行是不是非要上市。

　　吳敬璉認為，對現代金融企業來講，現代公司制度是最合適的企業制度。我們的商業銀行離現代公司制度還相當遠。但就現在的情況來看，多數上市銀行也并沒有真正改制，僅僅是為了“上市”而“上市”。

　　就在眾多媒體“圍攻”吳敬璉的時候，新聞聯絡官告訴大家，新聞發布會的時間到了，吳敬璉在新聞官的護駕下，“艱難”地離開了新聞發布會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