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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有“慈善”色彩，缺乏商業可行性的中小企業扶持政策必然面臨無以為繼的尷尬境地，這恰恰是眼下政府發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大忌。

　　《中小企業促進法》中明確表示支持發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鼓勵各種擔保機構

為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擔保，相應地，各地政府也著手扶持發展擔保業。但是，必須認識到的一點是，長期以來，政府對中小企業發展的許多政策都帶有一定的“慈善”色彩：政府色彩濃厚，淡化了商業可行性，只看短期，不看長遠，最終造成了許多政策的受益面非常局限，政策無以為繼。這一點，恰恰是政府發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大忌。

　　事實上，目前政府發展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其內容是政府資助建立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支持，這種支持從根本上來看不符合社會的公平性原則。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我國社會階層劃分課題研究成果，我國現階段劃分為十個社會階層，中小企業主處于社會中上層，而在美國、日本這種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中小企業主處于社會的中下層。過于強調中小企業貸款擔保的政策性，實際上就是為中小企業主提供在普通公民享有權益之外的利益補給，而且目前中小企業貸款擔保面對的只是少之又少的中小企業。由于在社會的公平性原則上站不住腳，政策的持久性與有效性，自然也是值得疑問的。

　　事實表明了這一點，政府背景的擔保公司，由于不以盈利為目的，只能收取較低擔保費，存活都很成問題。武漢、西安等城市的政府擔保機構最后不得不關閉。這種政府主導的擔保體系，雖然在最初發展階段有天然的優勢，但由于同行政關系過于緊密，因此市場化程度一直不高。其中，風險分散主體單一，財政投入比例過高是這一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同時，由于無法建立與市場化相適應的激勵機制，擔保業的投入遠遠大于產出，有時行政指令甚至會大于獲利驅動。這種政府出資發展擔保機構造成的問題，已經嚴重制約了擔保業的發展。

　　西方發達國家的大量實踐表明，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業務是不能盈利的，這是它對于銀行與政府的附屬性所決定的。但是，保付代理、工程保證、資產證券化等商業性的信用擔保是可以盈利的。因此，如果目前政府背景的中小企業擔保機構完全從事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業務，陷入困境完全可以預期。

　　要讓嗷嗷待哺的中小企業得到“奶水”，政府就先得讓“奶媽”們有充足的營養補給，但這如果靠政府出力，事實表明已經完全行不通。因此，政府應該考慮的是讓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真正地進行商業化的運作，讓其真正地發展成為一個行業。只有實現了擔保機構的盈利與良性循環，才能有更多的參與者進入此行業，才能讓更多的中小企業受益。

　　因此，政府應該允許民營擔保機構在法律的框架內自由地發展，民營擔保機構與政府背景的擔保機構的不平等待遇必須消除。民營擔保機構往往是由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的企業組建的。它們與中小企業有著更為直接的關聯，在企業資信采集、征信基礎的建立等方面有一定的特點和優勢，它們應該成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生力軍。同時，政府應該考慮將政府設立的擔保機構實現轉軌改制，實現真正的商業化運作。

　　當然，商業化運作的支撐點是有商業利潤。目前的政策實質上限制了擔保業的商業化發展。例如，央行明確規定，擔保費必須低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50%，擔保公司在回報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卻承擔著相當的風險和高額的運營成本，而同時，信用擔保工具的運用卻受到了種種限制。這些都是政府主導思維的體現，與經濟原理是明顯相悖的。

　　用另一句話說，發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思路是：“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