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這個鎮農業稅收繳比例僅為計劃的80%，“這個比例在我們縣算高的。”他自我安慰地說，“農業稅的征收困難連上級都沒有想到”

　　“費改稅”無疑是中央為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根除“三亂”采取有效的制度性措施。據最早實行“費改稅”政策的幾個省份如安徽、江蘇等地統計，農民稅費負擔減輕了約1／3。

　　但是，“費改稅”試點中也出現一些新問題亟待解決。

　　一位鎮黨委書記(以下稱“錫書記”)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幾乎一個小時滔滔不絕，根本不給記者插話的機會。

　　數字被高估

　　據錫書記介紹，他所在地鄉鎮財政實行的是“財政包干制”，即每年由縣政府下達財政收入指標，如2002年指標是700萬元，財政支出也由縣政府根據經費核算給予下撥，2002年的支出預算是800萬元。因此，當年縣財政給了100萬元的差額補貼。

　　“在外人看來，鎮政府似乎是占了便宜，其實700萬元的收入指標是一個被高估的數字——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計算值。比如，鎮所屬的鄉鎮企業一年能完成多少產值、銷售額和利潤，這些數字還沒實現就被計算出了納稅金額。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市場能聽政府的計劃嗎？”

　　錫書記有些激動起來：“更讓鄉鎮財政緊張的是農業稅征收的困難。”

　　據了解，2002年，這個鎮農業稅收繳比例僅為計劃的80%。“這個比例在我們縣里來說算高的，有些鄉鎮只完成了30%-40%。經常是一個村子一戶都不繳。”他自我安慰地說，“農業稅的征收困難連上級都沒有想到。”

　　他說，“依法納稅、自覺納稅”是每個納稅人應遵守的行為準則，可即使是文化程度較高、法律意識較強的城市人都難以自我約束，又怎么可以指望農民有更高的自覺性？

　　不納稅事出有因

　　“現在，我們鄉鎮機關工作人員正在全體出動，駐村征收2003年的農業稅。”

　　他說：“省政府文件規定，只有稅務所才有權征稅，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允許代征。可是單靠稅務所的五六個人，要完成征收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據了解，這個鎮政府使用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辦法，讓機關其他部門工作人員以稅收“助征員”身份參與征稅。至于為什么選擇3月征稅，他們的解釋是，按照當地農業經營規律，3月是農民收入最多的時候，征收相對要容易些。

　　“昨天，我們的稅務所所長在一個村子做稅收宣傳工作，宣傳了一天，一戶也沒繳上來。”錫書記說，“即使這樣，也只能繼續慢慢做宣傳說服工作。錢在農民口袋里，我們又不能采取強硬措施，盡管是合理合法的稅收。”

　　記者到錫書記說的那個村子實地了解，發現這個村去年的應交稅款也沒交。原因在于村長兩年前將村里兩畝地劃給了自己的弟弟無償使用，去年村長的弟弟又將這塊土地以一萬元的價格租與他人使用，從而引發了村民的不滿，于是發生了抗稅的事情。

　　法律的“無助”

　　“偷稅漏稅、拒不繳稅是犯罪行為，為什么不依法制裁？”記者問。

　　“這種現象這么多，法院怎么執行？”錫書記解釋，法院立案只能以一家一戶作為對象，每一次都要遵循嚴格復雜的法律程序，一年下來也只能解決幾戶。所以盡管有稅法可依，法院也沒有精力解決這類問題。

　　“更何況，現在以宣傳、教育為主，不能影響農村社會穩定。”他說。

　　問及如何看待目前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問題，錫書記的評價是：農村實行費改稅的政策是對的，是好的，也是必需的，但與之配套的措施沒跟上。比如，減少的財政收入如何補充？用什么措施保證農民及時、全額納稅？如果某些人不繳稅怎么辦？等等。

　　“不過，在進行費改稅的政策宣傳時，縣級政府已經做出兩項承諾：一是保證村、鎮行政工作的正常運轉；二是保證農村教育投入不受影響。因此，我們鎮的財政困難也許不會持續太久。”

　　讓錫書記仍然充滿希望的是，“政策對鎮財政的保證，可能會通過縣財政的補貼來實現”。(楊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