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程國慧 段朝華

　　今起召開的“兩會”，是黨的十六大后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新世紀首次換屆的“兩會”，意義重大，國人關注，世人矚目。連日來，在各地喜迎“兩會”的歡樂氛圍里，老百姓紛紛就熱點話題展開討論，期盼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能夠反映民情，表達心聲。十六大已經確定行動綱領，繪就發展藍圖，而通過什么樣的方法和途徑去實現，百姓翹首

期盼在盛會中唱響一曲盛世歌。

　　全面奔小康，重任在肩

　　來自江蘇阜寧縣三合村的農民小唐，在北京干裝修已經3年了，說起即將召開的“兩會”，他的興奮勁兒溢于言表：“來自全國各地的那么多人坐在一起開‘兩會’，討論治國興邦大事，肯定會推動經濟發展。這樣我們在城里干活的機會就會多起來，不過還是希望也能討論一下我們民工在城里的合法權益問題。”小唐還告訴記者，現在三合村有1200多勞動力，800多人都在外經商務工，主要在北京、上海和蘇南。從去年起村里有組織地把他們送到技能中心培訓，然后他們再外出打工，家家小日子過得都十分紅火。

　　就在三合村人在品味著小康生活的時候，我國近10億農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尚處在溫飽水平。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這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重中之重在農村。沒有農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從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目標來看，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水平將達到50%至55%，這意味著將有2至3億農村人口轉移進城。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要為城市下崗人員創造再就業機會，也要為農民進城務工尋找出路。這也成為城鄉在全面奔小康的征程中，對“兩會”的共同期盼。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具體的、也是可以描述的目標，需要全國人民不懈努力、踏實奮斗。首都經貿大學戚聿東教授說：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就意味著從現在到2020年的近20年時間里，中國經濟要保持年均7.3%的高速增長；意味著中國人均GDP將達到3000美元；意味著國內生產總值2020年翻兩番。

　　盡管我國的經濟發展還面臨不少問題和困難，國際環境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已經使國家經濟實力顯著增強，為經濟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前提保證。1979年—200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5%，是全世界最快的；20世紀80年代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20世紀末全國總體達到小康，有3/4的居民初步過上小康生活。人們有理由相信，新一屆政府一定可以力擔重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機構再改革，大勢所趨

　　即將開幕的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最引人注目的重要議程之一，就是聽取和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這意味著我國新一輪機構改革即將啟動。新一輪機構改革不僅事關我國經濟的持續向前邁進，更是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必然選擇。

　　在上一輪機構改革中，從原國內貿易局精簡出來的李先生告訴記者：“機構改革不可避免將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但改革勢在必行，這是大局。個人精簡后的出路只是小局，小局理應服從大局。”

　　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共進行了大大小小近20次機構改革和調整，但大多未能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1998年，機構改革成為當年“兩會”的熱點。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中國對政府機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手術”。隨后黨中央各部門、省級黨委和政府、各級人大、政協機關、法院、檢察院機關、群眾團體機關及垂直管理系統機構改革也全面展開。這一年也被媒體稱為中國的“機構改革年”。經過改革，政府機構從上到下都“瘦”了一圈：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減少到29個，部門內設司局機構減少200多個；省級政府機構設置平均由55個減少到40個；市、地級政府機構平均由45個減少到35個；縣級政府機構由平均28個減少到18個。

　　近5年來，上一輪的機構改革效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與此同時，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和新變化，遇到了新挑戰。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缺陷越來越突出，政府機構作出更深入的調整勢在必行。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要“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這無疑為本輪機構改革確立了方向。通過更進一步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人們將看到一個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新政府形象。

　　編織社保網，民心所向

　　本屆政協會議有一個界別名稱的變化引人注目，那就是為了擴大委員人選覆蓋面，特地將“社會福利界”調整為“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這一變化看似只是界別名稱上的變化，其實更透露出“社會保障”話題將成為本屆“兩會”討論的一大熱點。

　　社會保障體系健全程度直接關系到老百姓的生活穩定和社會的穩定。張師傅5年前從北京起重設備廠下崗，現在已經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他深有體會地說：“下崗后如果基本生活都沒有保障，就很難讓人有機會接受技能的再培訓，再就業無疑是難上加難。所以希望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們在會上能反映我們的呼聲，讓下崗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真正落到實處。”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剛剛建立，基礎還比較薄弱，需要社會各方齊心協力。可是，有不少企業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總是拖欠企業應交的社會保險基金，特別是一些效益好、支付能力強的企業，故意不按時、足額交納。如何真正擴大就業，調整、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人們希望本屆“兩會”這一引人關注的焦點能成為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