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日益強盛，使得中國人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從容和自信，他們正在改變與世人打交道的方式-張國慶／文

　　不久前，美國共和黨眾議員、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亨利·海德率團訪問北京，在感嘆中國的巨大進步之余，由衷地說：“美中關系已經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關系之一。也許有一天，它會變得最為重要。”同樣深有感觸的許多美國戰略家也認為，美國從來沒有像現

在這樣需要中國，為了換取中國的合作，它似乎愿意在一些長期有分歧的問題上緩和自己的立場，而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更是樂觀地說，“中美關系處在13年來最好的時期”。

　　事實上，僅僅在不到一年半之前，美國的戰略矛頭還直指中國，在美國政治家和戰略家們看來，從長遠看，在蘇聯解體后，中國可能是美國惟一的“敵人”，可能是將來惟一能挑戰美國霸權的力量，中國的復興令美國不安，也多少有些不解。一些人甚至認為，臺灣海峽將很可能是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燎原星火。

　　但“9·１1”卻改變了這一切。一方面，美國意識到反恐是第一要務，恐怖主義是最大敵人，而中國則成為了美國保障國家安全、推行反恐政策不可回避的對話者和合作者，盡管有些人仍在叫囂“中國威脅論”，卻掌聲寥寥，而政府方面和經濟界對此更是不屑一顧。

　　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不同，美方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積極接近和協商的姿態。2001年末，中國在美國的祝福中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2002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應邀訪問了布什在得克薩斯州的牧場，一年多時間里，美國領導人多次主動與中國領導人通話，就國際問題交換意見，而在近三個月中，以國務卿鮑威爾為首的多名要員頻繁來京，就朝鮮、伊拉克和經貿等問題與中方磋商，就連鷹派的大本營五角大樓也主動伸出手來，并與中方一起把一度中斷的中美軍事交流逐漸恢復起來。

　　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情勢的判斷也在改變。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中美經貿關系的日益密切，使得美國意識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也使得“中國崩潰論”不攻自破。在經過長期的觀察和多方的論證后，美國人發現，中國不僅不可能崩潰，而且只會越發強大和自信。

　　在過去一年中，多位美國學者撰文指出，中國現在奉行一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溫和、參與程度更高的外交政策，這顯示出中國人的自信心和大國心態。人們注意到，在訪美期間，江主席在演講中引用了《論語》中“和而不同”這句話，也強調了中國同美國協調但不妥協的基本態度，這是一種不卑不亢、從容自若的大國姿態。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指出，“中國的外交政策正在走向成熟。如今它把自己看作一個充滿自信并因此得到尊重的大國。”不僅美國，許多西方的外交官都發現，盡管中國外交中仍有許多令他們捉摸不定的成份，但中國正在改變它與世人打交道的方式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美歐關系、美國與阿拉伯世界關系沖突加劇的今天，人們卻發現，中國對其昔日敵人的猛烈譴責已讓位于平靜的對話，以往很少提及的“利益”被更多的提及和重視起來。中國人如今已不諱言“外交的實質是各國在世界范圍內追求國家權力的極大化，即國家利益”，上上下下都越發明確了“對外關系的指導思想必然是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識。外國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已變得越發現實起來。

　　更為令人稱道的是，在國際形勢劇烈變動的今天，昔日常見的不安全感、好奇心、盲從心理已讓位于安之若素的普遍心態，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日益強大，使得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都較之以往有了更多的從容和自信，注意力也變得更加集中，國家利益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日益成為內政外交的主流話題。

　　另外一個常見的話題是“時間對中國有利”，這句話在臺灣問題上被經常引用。盡管美國是臺北的主要擔保人，但即便是布什政府也明確表示反對臺獨，維持現狀是中美兩國在經過激烈的多番的碰撞后達成的默契。一方面，北京在臺灣問題上與華盛頓保持著積極的接觸，彼此心照不宣地對臺灣施加著壓力，使之不至于闖過臺灣問題的“底線”；另一方面，大陸努力加強與臺灣的經濟聯系，并希望由此而逐步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想境地。就連美國人也不得不承認，即便只是出于經濟上的原因，臺灣也最終會接受某種形式的統一，換言之，北京總體上不再認為時間對臺灣有利，轉而認為時間對自己有利，認為當前臺灣商人向大陸沿海地區的流動只是一個開端，它將逐漸變成一股經濟活動的浪潮，并最終造成事實上的融合。

　　在國際問題上，時間也似乎對中國有利。在“9·１1”之后，美國不得不改變它建立國際政治秩序的時間表。從現實的層面看，伊拉克、朝鮮和伊朗這三個“邪惡軸心國”以及敘利亞、利比亞等“流氓國家”將會牽扯美國相當大的精力，而從長遠的角度看，國家恐怖主義是美國最大也是最難以防范的敵人，而反恐也必將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不僅如此，日益僵化的美歐關系、關系微妙的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系、各懷心腹事的美俄關系，都是美國難念的經。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國對抗不僅不明智，而且也多少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也帶給中國前所未有的機遇。在美國、日本和歐洲乃至南美經濟陷入困境時，幾乎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亞洲，尤其是中國，正處于一個上升期，許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正在由日本和美國變成中國。在入世之后，中國不僅通過遵循國際規定和入世承諾樹立了在世界上的誠信姿態，而且逐漸學會了運用經濟手段和國際法律手段保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

　　在同美國建立建設性的關系之外，中國也在努力與歐盟、俄羅斯加強經濟關系，在能源等問題上未雨綢繆，開展了廣泛的經濟外交。更為喜人的是，2002年11月，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簽署了關于建立一個自由貿易聯盟的協議，并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簽署了一項關于南沙群島問題的協議，從而徹底改變了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關系和安全關系。對此，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托馬斯稱，這項框架協議“為未來10年奠定了基礎，我們將發現中國和東盟會變得更加密切”。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區域性論壇會議不同的是，美國被排除在此會議之外，臺灣無從參與，日本顯得有些失落，而中國大陸的影響卻在迅速上升。

　　盡管有些人對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說法和中國的經濟增長數字抱有懷疑態度，但更多的人則相信中國實力的增長是個不爭的事實，它必將在經濟、社會、地緣政治等方面產生重要而持久的影響。有西方學者感慨地說，“種種跡象表明，如果說2002年是中國年，2003年則很可能仍是中國年。”而法國圣戈班公司董事長讓-路易·貝法更是快人快語：“要問我現在的目標嗎？我的回答是：第一是中國；第二是中國；第三還是中國。”對此法國媒體的評價是，“刺激這位法國工業家貪欲的不是中國的市場和中國20世紀70年代及80年代的幻影，而更主要的是這個國家的總體經濟潛力。”

　　經濟發展無疑是使中國外交心態和策略發生變化的重要因素。一位中國高級官員說：“今后20年對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要么起飛，要么陷入瓶頸。我們將進行最根本的改革。所以我們非常需要這種穩定期以及地區的繁榮。”這已成為許多人的共識。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對諸多國際問題的平和態度與務實精神，是基于對國內外形勢和未來發展的認真思考的現實之舉，也是明智之舉。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日趨強大的中間階層的出現正在深刻影響到中國的內政外交。用西方觀察家的話說，“從現在開始，一個由3.75億人組成的強大的中產階級出現了，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中國的沿海城市，他們渴望與西方消費社會競爭”。這個階層的出現不僅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也具有外交意義。對這個巨大的中間階層來說，理性和建設性是基本的態度，安全感與平和心態是重要的精神特征，穩定和利益是根本的追求，這也決定著他們在尋求有利發展的國際環境、國家利益至上等方面有著強烈的愿望。這一切，都將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中國的全球觀念和對外姿態。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電子信箱：ａｒｋ００７＠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