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變革自己的說話方式，那些描述過渡狀態的詞匯充斥了經濟報刊，多數公司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涉及范圍從產權歸屬、管理模式、公司結構到產品出售。問題是，中國人重新學習做生意已20多年了，眼下我們還需要什么樣的變革？

　　邢林池／文

　　在商業領域(寬泛的概念，包括各類產業和服務業)發生的結構性調整本質上是一場利益調整，而這種調整又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完成的。財富增長在某種層面掩蓋了利益調整可能引發的矛盾沖突，使那些市場經濟的主力軍們保持著樂觀的心態繼續推進變革。

　　這種意外成功的喜悅心情在2002年的汽車業最為明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年底中央電視臺的一次商務年會上說，“想不到中國汽車業獲得了極大的增長”，這影響了學界對宏觀經濟增長的預測。實際上，在加入WTO之后，官員、媒體和學界最擔憂的是金融、農業和汽車業。但“想不到”的是，汽車業在2002年的總體銷售增長超過35%，總產量躍居世界第六，某些合資汽車公司竟然獲得了100%的銷售增長。

　　意外成功使那些批評聲音顯得微不足道。過去，人們對中國汽車業沉重的歷史負擔、相對昂貴的車價、單調的產品和與之不協調的“貴族”身份頗有微辭，如今，則充滿了對汽車“冒險家”的積極贊揚。這些“冒險家”在過去一年實現了與外國汽車公司的跨越式合作，兼并了一些地區性汽車公司，投產了十多款新品。

　　實際上，以國資為主體的汽車產業變化相對平緩，激烈的變革多數發生在電器、零售商業、地產、醫藥、信息技術和私人投資領域。過去10年來，在產權結構、雇員模式、生產合作、營銷推廣和產品定制方面，以上領域的變革突破最為突出。

　　但整體增長奠定了上述行業變革成功的基礎。試想，如果TCL未能在1998年以后獲得高速增長，李東生2002年對該集團的整個改制方案根本不可能成功——改制建立在增量資產的基礎上，如果4年來TCL沒有獲得足夠增長，改制就無從談起。

　　也有很多公司沒有進行改制就碰到了經營上的困難，最終只能變賣資產或破產。企業敗落最終也帶來了全方位的改革，但僅僅拯救了少數公司，多數企業被淘汰。然而，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仍保證了全局性的穩定——不斷有公司進入或退出一些領域，但整個利益分配體系和就業沒有出現破壞性的震蕩。

　　相對于東歐和俄羅斯改革，我們終于“化解了風險”——在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進行經濟變革，走向市場化卻沒有引發動蕩。保守主義者笑到了最后。

　　商業的本質就是“保守地”賺錢。如果不是競爭者帶來壓力，商人們習慣一個產品賣上一輩子，而創新則會帶來難以預測的風險。如果領先一步就可以做到第一，為何要領先十步？

　　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創新行為與模仿和學習密不可分，在一些商人眼中，創新與模仿并無實質差別。“作為后進國家，不斷模仿和學習就是一種創新”，泰康人壽公司的事長陳東升說。雖然我們在不斷進行商業變革，卻總是向市場化國家和那里的商人靠攏；雖然儒家倫理賦予中國企業家某些本土特色，但生意畢竟是生意，在全球范圍內，贏利之道可以跨越文明和國境。

　　“原創”則會帶來昂貴的試錯代價，即使那些最具創新精神的IT精英也被狠狠地教育了一番。三年來，IT創業者從自己的夢想舞臺上跌落已不是什么新聞，連張朝陽之輩也收起了初次回國創業時的高調與激情，扎實地學習傳統企業的營銷、管理和客戶推廣。

　　然而，模仿和學習已經造成了更大的風險——除了“核心競爭力”落后，還有知識產權官司——美國思科狀告深圳華為、日本豐田狀告浙江吉利。那些國際領先者巧妙地使用法律大棒對后進者進行阻擊，前者打擊華為在美國和歐洲的市場，后者則針對吉利在國內的快速增長。

　　還有一種更大的風險藏在背后，那就是我們樂觀的保守主義心態。如果增長遭到遏制，各種積壓的矛盾在賬面爆發，沒有根本性的創新，我們有什么能力尋找第二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