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軍／文

　　聽證(Hearing)，簡單地說就是“聽取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廣義的聽證包括立法聽證、司法聽證和行政聽證。它的基本出發點是：凡是有權的機關，作出可能影響對方利益的決定，就應當聽取利益可能受到影響的當事人的意見。

　　在中國，聽證進入大眾視野從價格聽證會開始，價格聽證的準確名稱為“政府價格決策聽證”，屬于行政聽證。

　　2000年9月，“神秘無比”的第二次電信價格聽證引發巨大爭議：聽證主持機構事先未公布任何準確信息，聽證會代表保密，聽證會完全封閉式進行，行業主管部門信息產業部的聽證主持資格也受到學者的質疑。

　　民間對各種價格聽證會的批評聲音漸大。在較早開始價格聽證的南京市，多次參加價格聽證會的南京市政協代表薛正毅說，提供的聽證材料多為要調價的單位千方百計地羅列要調價的理由，應具備的經過審計的相關財務報表、調查記錄等幾乎看不到，聽證代表無法到單位進行實際調研。在某些價格聽證會上，質詢方和答辯方“高度一致”的祥和氣氛也愈演愈烈。

　　2001年春運，全國鐵路客運票價大幅上漲，河北律師喬占祥在申請行政復議未獲期望結果后，以未召開價格聽證會為由將鐵道部告上法庭，后訴訟請求被法院駁回。對此，國家計委副主任汪洋說，“喬占祥狀告鐵道部一案……加快了政府價格決策聽證暫行辦法建立的速度，提高了執行聽證制度的嚴肅性”。同年8月1日，國家計委頒布施行《政府價格決策聽證暫行辦法》，2002年12月1日，我國開始實施經修訂的《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居民用電、鐵路客運票價、民航票價和電信資費等被列入國家計委聽證目錄。

　　轉機發生在《暫行辦法》實施之后。2001年1月12日，國家計委主持第一個全國性的行政決策聽證會——鐵路價格聽證會，新華社的報道稱這次公開與透明的聽證會是“中國民主法制進程中具有標志意義的一幕”。聽證代表包括了消費者、經營者、人大政協代表和專家學者，向聽證代表提供經過獨立審計的鐵道部門財務、成本數據，中央電視臺、新華網對聽證會進行了現場直播。

　　聽證并不僅僅是價格聽證，在立法、執法、人事任免、訴訟等方面都可以舉行聽證活動。1996年，《行政處罰法》就引入“聽證程序”。2000年出臺的《立法法》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行政法規都應當聽取各方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形式。正在醞釀之中的《行政程序法》也將對聽證制度做出規定。

　　聽證被寫入法律是在50多年前的美國。1946年，美國制定《聯邦行政程序法》，第一次規定聽證程序為行政程序的核心。它的基本精神是：以程序的公正，保證結果的公正。聽證作為一種程序性制度，其實質是程序公正，是在于給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發表意見的機會，使得當事人具有一種與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力相對應的防御權，保障其合法權益不受行政權的任意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