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茂軍／文

　　2002年“兩會”期間，中國總理朱镕基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弱勢群體”概念。媒體評論說：“弱勢群體”所涵蓋的人員在當今中國并非鮮見，但被冠名為“弱勢群體”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還是第一次。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四個字——“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的就業援助”——卻傳遞出一個非常強烈而重要的信息，弱勢群體已引起政府高度關注。

　　有觀察家認為，正視弱勢群體的存在并予以多方關注，無疑是中國社會觀念的一大進步。

　　那么，誰是弱勢群體？有社會學家認為，根據目前中國的社會現實，弱勢群體主要是指這樣四類人，他們分別是：下崗職工、“體制外”的人、進城農民工、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其中，下崗職工作為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必然產物，是現階段我國政府及社會關注的焦點。

　　據有關機構的統計，目前中國弱勢群體規模在1.4-1.8億人左右，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1%-14%——這樣的規模和比例，應該說是非常嚴重的。

　　可以說，每當社會發生巨大變化時，都會有一部分社會成員不適應變化而被甩到邊緣地帶，在社會利益的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勢化，逐步轉變為社會弱勢群體。

　　聯系我國的實際，可以看到，不少社會弱勢群體、特別是社會性弱勢群體的存在便是與社會結構的不合理、不公平相聯系的。我國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制度，包括戶口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對農民是不公平的，是造成農村弱勢群體長期不能擺脫貧困的重要的社會原因。在城市，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行“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以及就業和保障高度統一的制度，導致職工對企業的高度依賴。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上述狀況必須改變。但由于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企業對職工的義務短期內尚難完全剝離，從而導致下崗職工的大量出現。

　　弱勢群體的擴大，實質上反映為貧富差距的擴大。這一差別的擴大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也是黨和政府程度不同地承認的事實。一個社會要有生機活力，必須有必要的差別；同樣，一個社會要保持穩定發展，必須把差別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據世界銀行的數字，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迅速上升到0.467，這表明在短短的十幾年間，中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收入差距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這樣快的變化是值得憂慮的。

　　市場經濟一旦運行起來，市場競爭中的“馬太效應”將日益突出。那些具有資金、權力、能力和社會關系等方面資源優勢的人將成為強者，他們處于優勢積累的有利地位，一旦第一步領先，便會步步領先。與之相反的另一些人則處在弱者的位置，他們改變自己處境的機會相當少，一步趕不上，往往步步趕不上。

　　社會學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敵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不如意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敵視和仇視指向也可能擴散。猶如經濟學上的“水桶效應”，水流的外溢取決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塊木板，社會風險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會群體身上爆發，從而構成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社會隱患。因此，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減輕來自經濟、社會和心理的巨大壓力，不僅是各級政府部門的責任，而且也是全社會的義務，其中社會強者應盡更多的義務。

　　一個弱勢群體得不到保障的社會，一個社會弱者受到歧視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穩定型的社會，更談不上是協調發展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