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繼新／文

　　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院外勢力”的代表，這是胡舒立預先沒有想到的。盡管胡的才華早已為人所知，但在2000年10月之后，人們都愿意相信，是一篇叫做《基金黑幕》的文章成就了她，以及她任主編的《財經》雜志。

　　洋洋萬字的《基金黑幕》一文，通過分析一份對證券投資基金操作進行跟蹤研究的報告，指出了證券投資基金的諸多嚴重問題。該文一出，頓時在證券業掀起軒然大波。10家基金管理公司迅速就此做出反擊，聯合發表聲明，聲稱要《財經》雜志為其10月號刊登的《基金黑幕》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

　　然而，基金公司此舉只是賊人被逮到后的狡辯，這份聲明不光沒有起到阻擋監管者調查的作用，反而讓無數普通股民聽說了《財經》這個名字，以致當期《財經》一時洛陽紙貴。而整個中國股市則第一次遭遇到民間力量帶來的震蕩。

　　隨后，證監會的介入以及基金公司的落馬讓人們確信，揭開“黑幕”，于公于私都是大好事一樁。而對媒體來說，《財經》的成功則進一步堅定了記者們“扒糞”的信心和勇氣。

　　盡管《財經》并不以“揭黑”者自居，但2001年8月5日刊登的《銀廣夏陷阱》卻鞏固了這本雜志被視為證券業“焦點訪談”的地位。而與中央電視臺的這個名牌欄目不同的是，這本雜志具有強烈的民間色彩，再考慮到它的幾篇報道都能引起整個中國證券業的地震，更加彰顯出它非凡的意義來。

　　“扒糞”和“揭黑”并無本質上的區別，雖然前者聽起來遠不如后者順耳，但追本溯源，與90年前促使美國政府分拆標準石油公司的《標準石油公司的歷史》相比，今天發生在中國的一系列“揭黑”似乎并不顯得更為深刻。

　　但是對100年前的美國來說，“扒糞新聞”迎合并挑逗了民眾對于龐大公司的憤怒情緒，而在今天的中國，民眾對于“揭黑”的要求和期望遠要低得多，在面對與政府穿一條褲子的商業公司時，“貌似”的公平就已經能夠讓不知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的民眾感到滿足。

　　悲觀一點說，正在中國商業界勃然興起的“揭黑”大潮只不過能讓“不公平”更貌似公平一些，中國的傳媒正靠著無謂地宣泄市民的不滿情緒而贏得歡迎。但樂觀地看，我們會發現，中國向來就不存在的公民社會正在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一點點地聚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