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編在線：《南風窗》總編秦朔作客新浪(實錄一)

　　網友：現在許多媒體都聲稱要做主流媒體，《南風窗》似乎也有這樣的打算，您心目中的主流媒體是什么樣的，應該怎樣做？
　　秦朔：我個人從比較感興趣的方面來看的話，主流媒體在中國來講，如果一個媒體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一類的很大的都會的城市，因為聚集度很高，沒有影響的話，就配不上主流媒體。第二，在專業人士和代表未來的知

名人士中沒有影響的話，也不是一個主流雜志。第三，如果發行量很小的話，如果就是兩三萬份的話，你也擔當不起主流雜志的地位。第四，如果經常制造假新聞，品質很低也不能叫主流雜志。第五，如果你的資源、隊伍不能代表所在領域的很高的權威性和很高的分析能力，也稱不上主流雜志。我想把這些方面綜合起來看，就可以看出我心目中的雜志：在中國絕大部分的都會，面對公務員、經理為主體的人群，同時能提供在政經、國際、財經、產經各個領域方面比較好的評論、分析，而且有比較大的發行量，我覺得這樣才能稱得上主流的精品大刊。

　　網友：你是河南人，為什么引發河南人搞大批判？

　　主持人：有網友說：我哭泣是對別人的無助，我吶喊是對生活充滿渴望，我感激是因為還有《南風窗》，你聽到這樣一些網友的反饋，你是怎樣的想法？
　　秦朔：我曾經與三十多所學校的上萬名學生進行過多次交流，讀到這些話，第一個，我內心很感動。《南風窗》其實遠航并不遠，我們做得很不好，還有很多的不足，但是這些人在岸邊凝視著我們，我內心非常的感動。另外，我們的差距還非常非常的大，面對讀者的期待，我們能夠做的還很少很少，我愿意把這樣的東西作為對自己工作的激勵。

　　網友：在《南風窗》的13年內，您做了50多場演講，你樹立《南風窗》品牌的時候，也提出創造個人品牌的說法，請問你是如何看待你個人品牌和《南風窗》品牌？如果你離開了《南風窗》，對《南風窗》有什么影響？
　　秦朔：關于第二個問題，實際上《南風窗》已經慢慢的從靠個人和小團隊打天下，慢慢地轉到靠團隊的資源整合打天下。現在《南風窗》作為半月刊已經有60人，在北京、上海、中南、西南、歐洲、香港都有我們專門的記者、編輯或者特約的撰稿人，目前的確不是靠某一個人來做，我們現在有很多優秀的人員，在北京有四五個人，在上海有四五個人，是靠資源體系。至于我個人會非常的熱愛《南風窗》，而且希望長期的繼續在這里工作。
　　至于說到我個人品牌和《南風窗》的關系，在海外確實有一些雜志，個人品牌跟這個很關聯的，比如金庸和《明報周刊》，包括在臺灣，像高希均和《天下》，確實有這樣的關系很密切的，至于我當年為什么去演講，當時我們創業的時候，第二次創業的時候，我們的財務狀況很緊張，雖然我在個人方面比較成功，他們邀請我去演講，我有兩個條件，第一，他們負責我全部的費用，第二，他們負責在我為他們演講之外，在當地安排一所大學講《南風窗》。有一次去海南最有意思，他們的演講只講了1小時，去海口師范學院跟同學們的交流達到半天，這樣其實是省錢，去海南不用自己花錢，所以很多人認為我是通過演講宣傳《南風窗》，就條件來說能省一點就省一點。

　　主持人：我曾經看到《南風窗》的報道，說《南風窗》想做《時代》或者《新聞周刊》。
　　秦朔：我分兩個方向來談，一個是《南風窗》雜志本身，一個是《南風窗》的事業。《南風窗》本身更多是做研究，更多是在政經分析領域做第一品牌，還要不斷的發展，如果是這樣的話會堅持雙周刊的路線。因為中國雜志分銷分印的情況，雙周刊應該納入周刊考察的范圍，所以我想這是我們一個方向。第二個方向，我們也會考慮新聞周刊是跟別人合作還是怎樣的，我們也在和其他的媒體和一些單位探討，如果條件合適的，甚至可以用合作的方式探索周刊的路線。
　　第二，是《南風窗》事業的發展。因為我們積累了很多人力資源，可能用合作的方法，跟商業類的、文化類的，甚至包括海外的。我們會進入一些新的雜志，最終形成一個《南風窗》雜志群的概念。

　　網友：我認為《南風窗》由每個月一期改為二期，我覺得并不好，而且我感覺在質量上不太好。
　　秦朔：一期改二期，確實有些讀者感覺一個月付出13塊錢很貴。我自己家鄉是河南開封，我看家鄉的市場，原來我們家的一個攤，本來一個月賣七八本，現在只能賣四五本，在基層的市場確實感覺有沖擊。但今年在北京、上海、廣東三個地方征訂，實現了兩位數的訂戶增長，這說明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漲價并沒有影響我們的發展。至于說一個月改兩個月，質量上，網友說有下降，我非常的抱歉，也非常希望你能關注我們今年出的這幾期雜志。我想可能內外的原因，導致改半月刊后內容的不穩定。但是我感覺，從去年年底開始，特別是今年開始，我們的內容又上了一個新臺階，這個魅力應該是增加了。

　　網友：請問秦總對中國公務員一而再，再而三的加薪怎么看待？你們《南風窗》對員工是否也在加薪呢？
　　秦朔：我們《南風窗》正在做，也結合學者力量在做公務員待遇薪酬體系在社會平均體系里面究竟處于什么地位。我們明顯看到兩種思路，一個是中國公務員收入太低了，要高薪養廉，另外一個就是公務員的待遇已經很高了，漲了一千多億，而農民的農業稅只有幾百億，農民的問題應該更優先。我個人的觀點，這個方面應該做充分的調研，才能得出一個結論。我在美國讀公共管理的時候，我的老師是在美國的城市做公務員的，有的相當于做到我們這里廳局長的職務，從他們的收入來看，在美國來講，美國的公務員待遇保障性很好，但不是很高的待遇。比如在加州一個城市做局長的老師，他現在已經50多歲了，但是每個月的收入只有七八千美元，他告訴我為什么一直做這事，因為退休以后保障很好，降低不了多少。所以在這樣的地方，大家更覺得公務員是人民授予你這樣的權利，你是服務員的姿態，就要給你很好的保障，但不會給你商業的待遇，因為你的安全性很好，所以不會給你們那么高的待遇，所以跟社會水平來看，僅僅達到這樣的水平，可能趕不上教師等等。
　　但是我們也發現，像香港這樣的地方——我去香港的政府網站看了一下——香港的司長一級的官員，他們的年薪有的在三四百萬港幣，所以我自己有時候想，這個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在西方這樣一些文化里面，他認為權力來源于人民，你是服務的姿態，你的待遇不可能很高；但是在亞太區，或者在一些東方的文化里面，認為權力是至高無上的，認為應當有很高的薪水，我認為后一種心態應該調整，應該調到一個公共財政、有限政府的框架里來。我接觸過幾個公務員，他們的觀念我不贊同，他們認為搞改革開放了，讓你們這些人富起來了，讓民營企業的老板發起來了，為什么我們還這么低，他們認為你的富是我給你的權利，認為應該水漲船高，認為公務員的薪水應該像做老板一樣。因為這種心態的不平衡，社會上發生了腐敗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充分調查以后，看我們處于什么水平。如果處于社會平均水平之下的話，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加薪，而且越是承擔重要崗位，薪水應該更高。在社會薪酬體系里面，如果差距不是很大，或者是領先了——通過地方政府補貼，有些地方的處級干部已經是很高了，有一些處級干部是六千多了，比白領還高——如果還想加薪，我們就要想想社會還有很多的群體，非常需要我們關懷。

　　主持人：在我主持這次訪談之前，有一位媒體的朋友希望我問您這樣的一個問題，現在中國的房價太高了，尤其生活在北京的人買不起房，您的雜志在房改和房價方面有一些策劃的報道嗎？
　　秦朔：我們有這方面的報道。這位朋友講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在廣州是比較好的，四五十萬就能買到比較好的房子。我有一次坐在上海的出租車里，聽廣播里說通過幾百億把環境搞好了，但是真正獲利者是誰？是房地產商，而真正買不起房的人還是買不起房，所以我們希望在這方面進行報道。

　　網友：我發現最近《南風窗》雜志里，以橡子的名義有不少很好的文章，我想了解一下橡子的情況？
　　秦朔：這是我的筆名，我個人給自己的規劃，更多是從《南風窗》的發展，更多從管理的角度去運作，在一線的采編，我們已經有非常好的團隊，有很好的作者隊伍，所以我要慢慢的淡出，用我個人的名字幾乎沒有了，我不想用個人的名字寫很多文章，所以有時候用筆名寫文章。

　　網友：中國的雜志要發展，還會擺脫那些體制性的障礙？
　　秦朔：如果雜志在中國發展，要解決三個問題，一個是市場化的定位，有一些定位不是按市場的要求定位，如果連這個問題都解決不了就很難發展。第二，是職業化的操作。在國外做雜志，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美國《新聞周刊》提出一個制度——超級明星制，希望編輯在各個領域里面本身是很有建樹的超級明星，這樣對職業的要求，要比在報紙、廣告行業里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們很多很優秀的人，比如大學畢業生，他們首先選擇的不是雜志，因為雜志現在的條件、待遇方面，可能低于報紙等等。由于本身的整體素質和職業化素質不夠，所以導致雜志有一些問題。第三是產業化的運作，2000年1月份，我去《時代》參考的時候，數字非常的驚人，他們一年的收入是40多億美金。為什么做到這么大的營業額？因為下面有幾十本的雜志，所以能形成產業。形成產業之后，資源之間可以相互借鑒，比如通過發行網絡等等。目前國內在刊號資源上比較控制，所以要形成集團化、產業化就很慢。我覺得，未來要應對加入WTO以后國外文化的挑戰等等，我們迫切需要發展一批雜志集團，尤其是影響主流讀者的雜志集團，這就需要我們有更大的開放度。

　　網友：《南風窗》是否是股份制的，是否利用資本市場，利用上市擴大規模，而且要質量？
　　秦朔：《南風窗》的歷史，最早是廣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辦的刊物，最早由幾個人向財政局借了5萬塊錢，三個月以后就還了。《南風窗》曾經歸屬市委宣傳部，現在歸屬廣州報業集團，這么多年的資產是國有的資產，不是股份制的企業。至于將來發展到何種地步，我個人覺得，發展雜志不是資本的問題，因為雜志的投入還不是很大。雜志真正需要的是很好的資源體系，包括政治方面的資源，包括采編方面的資源、廣告方面的資源、發行方面的資源以及管理方面的能力，無形的資源是最重要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人力的資源。最后才是錢的問題。不少投入到雜志的錢效益很差，為什么呢？光有錢是不夠的，沒有真正的資源和人力的資源，和我剛才講的資源是辦不成功的。

　　網友：我發現有海外的學子喜歡《南風窗》，現在《南風窗》向海外發行量已經達到什么程度？
　　秦朔：現在有20多個國家看《南風窗》，只有幾千本。在美國比較多，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曾經去過哈佛的燕京圖書館，也去過斯坦福的東亞圖書館，這兩個在研究東亞和亞洲問題最突出的大學，都是從創刊的時候訂閱了《南風窗》，而且直到現在還訂閱。其他攤點也有，尤其是華人的書店，我個人理解，海外學子是把《南風窗》當作了解中國社會或者改革開放進程的一面鏡子或者窗戶。

　　網友：我是南方人，也是《南風窗》的忠實讀者，《南風窗》在推進國企改革的使命當中主動承擔什么責任？
　　秦朔：談到國有企業的改革，我們一直做了很多的報道，基本的看法是國有企業如果不能在治理結構、產權制度，對經理人的激勵機制方面大膽改革的話，國有企業的日子是不會很光明的。現在很有優秀的國有企業，更多的是依靠企業家或者領導人個人的良知和強烈的責任感去支撐。這次我們到北京，會采訪中建總公司，有20萬人，一年有600億的銷售額，做了很多的銷售。總公司的總經理孫文杰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他辦公室的16樓的人到18樓不準做電梯，為什么呢？節省電費。這一批企業家退出來以后，新的管理者更多的是看中價值和投入產出，這樣的話，國有企業就很難像今天這樣，所以國有企業的改革更有緊迫感，對有良知和奉獻的企業家，必須有合理的物質的回報。

　　網友：有一家周刊把你評為“知道分子”，你喜歡這個稱號嗎？
　　秦朔：現在的知識分子經常參加一些社會活動等等，在這個層面上給了這樣一個稱謂，他們征求我的意見，從我個人來講喜歡知識分子，因為我個人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受傳統的教育。但是做這件事情，對《南風窗》的發展，對《南風窗》的選擇有好處，所以為了這個大局，我愿意被稱一回“知道分子”。

　　主持人：有媒體將您評為新銳人物，這個定位和《南風窗》的“主流”之間有沒有矛盾？
　　秦朔：主流是更為長期的、穩定的狀態。而新銳是一個短時期的姿態，更多是姿態，《南風窗》在1998年改版的時候，從雙色雜志變為彩色雜志，從新聞雜志變為政經雜志，當時就算得上是“新銳”了，但是我們認為這個不能持久，最重要是結合讀者需求的變化，創造消費者的價值，只有為消費者創造價值，才是能真正行之久遠的。

　　主持人：我最近看到《南風窗》對伊拉克戰爭的報道，現在有很多媒體對美伊這方面有很多的報道，你們對這方面是怎樣報道的？
　　秦朔：我們關于伊拉克戰爭的事也進行了報道，新浪網已經轉載了。正如我們最近這期封面文章提到的，我們對薩達姆的統治并不感冒，但是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民主化、人性化的過程，應該更多是依靠自身發展變革；在全世界依靠某種外力試圖給第三國移植的話，沒有什么成功的例子，會導致很大的反彈。伊拉克作為一個國家或者民眾，自己要去探索和選擇，并不主張某種外力，一夜之間完全的變化。比如我們改革開放20幾年，也是漸漸的、慢慢的發生改變，不可能一夜之間完全變天的。

　　主持人：前不久有一些知識分子像張廣天、錢理群簽名反對這場斗爭，另外一些知識分子像余杰、徐晉如則簽名支持推翻薩達姆暴政，兩種立場，你的雜志怎么看待這件事情？
　　秦朔：我們雜志在下一期也會有這方面的報道，關于反戰。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雜志的立場更多是公共平臺的立場，我們會反映有一部分人講到布什獨裁的問題，認為布什是大獨裁。但是我們也有另外的一些報道，是講薩達姆本身的一些問題，是公共的平臺。

　　主持人：網友對您提問的時候，很多都提到了國家的大問題，如國企改革和三農問題，教育問題很多很多。現在又有一位網友問，你認為普通公眾所受教育的問題主要是什么？
　　秦朔：的確存在問題。九年制的義務教育，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在許多地方并沒有完全的落實，而且有一些地方雖不搞特權學校，但實際上政府把很多資源并沒有平衡的給所有的學校，而是向個別的學校傾斜——所謂示范性的也好，等等等等——弄得這些學校越來越好，門檻越來越高，批條子的人越來越多，而另外一些像丑小鴨一樣沒有人關注它。在實際過程當中，資源投入失衡的情況下，這樣做本身是有違九年義務教育讓每一個公民的孩子平等受教育的宗旨的。

　　主持人：《中國青年報》寫過一篇報道，說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資源分配不合理。看來您也同意這樣的看法。現在時間快到了，作為一個慣例，想請您用簡短的話總結此次聊天。
　　秦朔：首先，我今天非常的感謝新浪，因為一直以來，這也是我們學習和獲取影響的一個渠道。第二，通過網友對我的提問，我非常的感動，因為坦白的說，我來之前有很大的心理壓力，我覺得我們報道的內容達不到讀者的需求，認為讀者會提到很多批評的意見，但是看到這些問題感覺是厚愛，在內心里我要對這些朋友說一句謝謝。
　　在前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我與你的戀愛剛剛開始》，我覺得我們做得不夠，對讀者的付出很不夠。這個“你”指的是我們的祖國、讀者，我跟他們的真正情感還需要更多的付出，我想在以后的發展中，通過我們創辦一些新的媒體——我們在3月底有商業類的雜志，可能會策略細分市場的，比如營銷等等——我們會用更多的方法服務我們的讀者，也奉獻給我們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