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從實際購買力來看，在中國要支持西方發達社會的那種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成本要相當的高

　　忽如一夜，“忽然中產”。

　　改革開放富起來的中國人開始盤點自己的家產。

　　“小資”從時尚中退伍，“小康”亦成過目風景，“中產”才是體面生活。

　　“中產階層”這個詞在中國的規模化使用，與20世紀90年代后期房地產業在內地的全面啟動密不可分。人們對小資的識別，多少可以從音樂、電影等精神生活的層面入手，而對“中產”的判別，則無一例外地依賴于住宅、汽車等物質上的硬件。龐大、全新的“中產階層”是財富的創造者，也是市場的主力消費者。

　　標簽是精明的商家細分市場的明確標靶。尤其在崇尚先安居后樂業的中國，被看做“中產”重要衡量指標之一的住房，是消費的第一考慮，自然也是商家的第一目標。

　　西方人橫著住，中國現在豎著還得摞起來，可仍然不夠住

　　“高尚人士”、“成功人士”、“白領”、“富裕階層”的概念被房地產商全面廢棄，他們的目光開始接軌“中產”的賬戶。

　　2002年歲末，今典集團以8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酬勞，為其在北京CBD南岸的一個新項目征集案名。征集案名的廣告開宗明義，確立了該項目“中產”的定位和“精神”的歸屬：一、代表中產階級和小資人群的精神尋求；二、代表CBD都市核心區的生活立場；三、代表60萬平方米大社區的創新欲望。

　　最終，導游劉芳提交的“蘋果社區(PINGOD)“從萬余個案名中脫穎而出。經過今典集團的進一步釋義，這棵生長在CBD的“蘋果”，被定義為人類生命的原動力；一棵智慧之果；蘋果的豐碩、圓潤和不動聲色的浪漫，被看做是中產階層和小資人群從外在品位到內心快樂的真實表象；成為現代時尚的代名詞而非普通的農產品；而由PIN(個人身份識碼)和GOD(上帝)組成的英文案名PINGOD，則反映了覺悟人群的價值觀——上帝是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是上帝。

　　“我們的名字本來就應該由我們來決定；我們的房子張揚我們的氣質；我們的名字證明我們的傾向”。今典征名之舉，意在實現案名、潛在客戶與項目的文化對接。

　　然而，一種傾向愈演愈烈：“西化”似乎成為“文化”的代名詞。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在一次聚會上與發展商的玩笑便是形象的描繪。當潘石屹提出讓張頤武對房地產開發提出文化批判的時候，張教授說:“我害怕，不敢批判，我覺得十年來中國房地產是偉大、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我覺得最偉大的，讓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把整個歐洲，整個美國都搬到北京周圍。我在北京看到一系列歐洲的地名，最好玩的事情是我的一個老師，他搬到一個地方叫‘海德堡’，他寫文章時候就寫的是‘于海德堡’。我發現北京的空間發生了一系列改變，原來有的地方已經開始消失了，突然變成了好多高雅的歐洲的地方。中國在經濟成長中間新的富有階層的一些人希望像歐洲一樣的生活，像美國一樣的生活，今天突然就在我們身邊了。500米以外就是歐洲，300米以外就是美國，這時候我覺得房地產商確實是做了一個創造性的毀滅革命工作。”

　　“文化”，無疑是打動“中產”的利器，然而，這絢麗的蜃樓，還需有形的支撐，才能實在地為地產商引來財源。

　　同樣標榜“中產”的社區，設立的標準卻形形色色：市中心城區公寓在其中占了絕大比例；TOWNHOUSE正聲名鵲起……

　　既然“中產”的概念引自歐美，評判標準自然不免類比。然而，無論是高塔云集中的城區公寓，還是原義聯排別墅的TOWNHOUSE，都與被認為歐美中產“上有天、下有地、前后有花園”的鄉間別墅相去甚遠。公寓，在眾多人的概念里，是西方窮人的家園。

　　來自北歐的一位先生，與他的中國妻子同往位于北京東部一處小區。帶著對開發商描述的“中產階級”社區的期待，他失望地看到，眼前這個“家園”，不過是其所在國的“經濟適用房”。

　　密度過大、采光不足、面積偏小、私密性不足……而居住其中的人群，確已被劃入“中產”。于是有人唏噓：中產階級在中國已經貶值。

　　“這個命提很不妥，客氣地說。”十年前從政府機關辭職下海、曾經從事過房地產開發的白先生開門見山。他對“中產貶值論”的評論是：只是一些中國人在中國做出的中國見解。

　　“貶值”的結論，源自對比。在美國置有房產的白先生便以對比來論證他的觀點。“中國的很多公寓要比西方的很多別墅貴得多。為什么呢？國情不同。人多。西方不必向上發展，人少地多呀，他們橫著住，房價比我們便宜，中國現在豎著還得摞起來，可仍然不夠住。”

　　白先生認為，不問價錢就說別墅好，這是一個誤區。“要知道，住在公寓的很多是富豪，住別墅的在西方很多是貧苦人家；市中心的公寓比別墅貴，衛星城的別墅就好比我們的農家。”

　　白先生認為，盲目類比是不可取的。“因為是個不等式，結論也就沒有了。”

　　如此，以占有資源的比重——而不是絕對的占有量來確定某個人或某個階層的位置也許更加更具合理性。比如，中國的“中產”，評價標準與歐美不同；而歐美與他們的50年前比也不妥。

　　　　概念是照搬不來的

　　“概念是照搬不來的。”也許印度的狀況可以支持白先生的觀點。

　　根據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2001年底公布的調查統計結果，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估計：印度中產階級人口已達3億，這個數字占了全國10億人口的1/3。20世紀60年代農村人口仍然超過80%的印度，難道真的一夜之間就暴富起來？

　　按“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的統計標準，年均稅后收入在3.375萬盧比到15萬盧比(約合700—3000美元)的家庭為中產階級家庭。按此計算，到2001年，印度有6000萬戶家庭已經成為中產階級。按一家平均5口人計算，就可以得出印度目前中產階級人數為3億這個數字。

　　另外，按該理事會的統計，這3億人又可分為3個等級：上等、中等和下等中產階級。其中，下等中產階級估計有1.1億人，年均稅后收入為3.375萬—6.75萬盧比(700—1350美元)。

　　目前，國際上公認的貧困線標準是每天1美元。如果按此計算，印度人所說的中產階級中起碼有1/3是剛剛脫貧的群體，而非不愁吃穿的富有階層。實際上，在印度的中產階級中，只有不到10%的家庭買得起印日合資“瑪魯蒂”牌小汽車或日本的豐田摩托車；中等中產階級的大多數只能買一部印度產輕便摩托車；而下等中產階級中的多數人還得騎自行車上班。

　　盡管如此，他們仍然很樂于被歸入“中產階級”。

　　“中產”本身并不是單由“消費能力”這個指標來界定的

　　1992年以前，中產階層在中國社會群體中可以說是一個空白。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代表十五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報告指出，未來20年左右，我國在社會再分配方面應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在中國，“中產”的后面，更被接受的是詞匯是“階層”而非“階級”，或者這個階層更被更仔細地表述為“中等收入者”。但這不重要，作為一個群體，其被描述的形態才是核心。

中國人現在堅著住還得摞起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歷時三年完成“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并發布《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報告”將中產階層的定義為：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也包括擁有少量私人資本，具有謀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以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生活質量，對其勞動生活對象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意識和社會地位的群體。

　　圍繞這個理論概念，課題組成員張宛麗副研究員從操作性定義介紹了六個方面。第一，勞動工作方式是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包括以腦力勞動為主，兼具體力勞動，比如說工程師，也包括又是企業主又是管理者又是技術人員的人。第二，從職業權利來看，對其授權管轄的工作對象，比如說對辦公設備、工作方式擁有調動權，對其上司的工作安排有建議和發言權，比如說辦公室文秘、工程師。第三，從收入和財富水平看，主要指公司、薪金，有合法報酬和經合法手續獲得的私人財富。收入和財富水平在社會中等水平者，在現階段我們是以個人年均收入以及財富擁有量折合人民幣在25000到35000元之間。第四，就業能力。主要是指中等以上國民教育學歷，有相應的資力的人。第五，消費及生活方式。指的是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費，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為滿足家庭成員豐富的文化需要，提供必備的物質條件，如購私產車和相應的社交文化消費。第六，公民公德意識和相應的修養。在西方中產階級形成的過程中，相應地構建了一個市民社會的概念，中國有沒有市民社會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我們把它轉化為一個標準，包括回報社會以及以實際行動參與社會環保以及公益活動。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強介紹了對群體的兩種不同分類方法：一種是從性質上分，另一種是從量化的非性質的因素來劃分的。從過去的經濟角度看，用性質定位對群體劃分的界線是很清楚的，比如說私營企業主，工人階級、農民、干部、知識分子，這些都是性質定位。他認為，中間階層實際上是一個非性質的定位，它是一個等級層次的量化定位，一般來說我們取三個指標：教育指標、收入指標和職業指標。

　　課題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陸學藝，說在國外，“中產階級”也就是中等收入階層，加起來一般占40%-50%。我們現在是18%左右，今后20年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就可以達到38%。這就是達到小康社會的現代社會結構了。

　　當今的購房主體，呈現多元化傾向，就長遠來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消費群體在購房中將占據重要位置。根據調查，北京有約60%的居民認為目前房價過高。由于房價水平遠高于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抑制了普通消費者進入市場。低檔樓盤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社區等因素不盡如人意，也使得購買者欲買不能。

　　可見，“小康”之前，“中產”的安居并非輕而易舉。在中國，用于住宅的投入，遠高于美國同項支出占個人收入的比重，甚至“美國中產”也為因此驚異。

　　從美國回來的劉先生就被北京商品房高得超乎想像的價格嚇著了：北四環一個“山莊”，一套住宅開價上千萬！他美國230平米的房子(不計車庫)前面是草坪，后面是花園，兩層樓獨門獨戶的新房，售價不過20萬美元。在美國，像他這樣家庭年收入十幾萬美元的已經算是中產階級了。

　　在劉先生看來，北京房子從居住環境、配套設施到房屋質量、設計水平比美國房子差遠了。不僅如此，北京房地產市場化程度并不高，市民房屋消費水平較低。

　　北京鵬潤房地產公司副總經理甘川寧說，北京的房價與個人收入比高達11∶1，房價卻高居不下。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劉能博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有關“中產貶值”，基本上很難從學理入手來闡述。房地產界炒作“中產階級”的概念，本來就是一個偽問題，因為中產階級這個概念本身并不是單由“消費能力”這個指標來界定的。

　　劉能介紹，中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分層的概念，在英文中的對應詞是“the middle class”，根本沒有中文中的“中產”的產字的意思，只不過是翻譯家在引入這個詞到中文世界的時候，不小心用上了“產(產業)”這個字而已，才造成了攀比產業(或實際消費能力，這可能是商家更為關系的指標)的做法。在英文世界中，middle class之下，有working class，而在middle class之上，則有upper class。

　　劉能認為，階級的概念更應該是一個多維度的測量指標，尤其是以職業分層指標作為依據的(因為職業的分化和專業化而導致的生活方式的差異，可能已經超過了消費能力的大小所能引起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差異)。當然還有教育程度這個分層指標。在發達社會中，基本上來看，消費能力、職業地位和教育程度是高度相關的，也就是說，職業地位高，那么消費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也就相對較高；教育程度高，職業地位和消費能力也就高，而消費能力高的，總體而言，他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就越高。

　　劉能的結論是，中國的所謂的middle class，之所以被稱為貶值了，實際上正是由于在中國，上述三個維度的關系是十分不均衡的：職業地位高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其消費能力不一定很高；而消費能力高的人，其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不一定高。因此就造成了消費能力和消費品位的差異，因為消費品位是和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以及隱含在其背后的精英公民價值觀)緊密相關的。一個單純擁有消費能力的階級人士，如何可能真正理解、真正消受西方發達社會中成熟的中產階級(尤其是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其次，真正從實際購買力來看，在中國要支持西方發達社會的那種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成本要相當的高，因為只要折算成working class要攢多少年的工資(一分不花)才能享受標準的middle class的生活方式這一點來看，中國的working class要花的年頭肯定遠遠超過美國的working class。

　　文/許暉張典典

　　在崇尚先安居后樂業的中國，被看做“中產”重要衡量之一的住房，是商家的第一目標在中國，用于住宅的投入，遠高于同項支出占個人收入的比例公寓，在眾多人的概念里，是西方窮人的家園房地產炒作”中產階級“的概念，本來就是一個偽問題不問價錢就說別墅好，這是一個誤區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消費群體在購房中將占重要位置龐大、全新的“中產階級“是財富的創造者，也是市場的主力消費者中國人現在豎著住還得摞起來北京房價與個人收入比高達11:1,房價仍居高不下“500米以外就是歐洲，300米以外就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