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在全球股市全面上漲的時刻，美國耶魯大學的希勒教授出版了關于股市風險分析的專著-《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提醒全球投資者注意泡沫經濟的風險。這本書在美國出版后立刻引起學術界和投資者的重視，被紐約時報列為2000年最暢銷書。兩個月后，希勒教授對全球股市的預測也不幸言中。網絡經濟的泡沫在美國開始破碎，西方的主要股市全面下跌，引發了世界范圍的經濟衰退。

　　在談到這本書的創作歷程時，希勒教授說他要感謝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杰瑞米·J·賽吉爾教授，因為正是在賽吉爾教授鼓勵和支持下，希勒教授才能夠完成這本震驚世人的著作。有趣的是，賽吉爾教授本人是全國最著名的鼓吹牛市的經濟學家，他曾于1994年出版了鼓吹牛市的《股票的長期發展》一書，這本書的暢銷成為了當時股票市場會持續放量增長的動力。

　　在學術觀點對立的背后則是兩位學者長達34年的友誼，兩個人都說這是他們各自最重要的工作動力。在視專業化為首要要素的學術界里，他們兩個人無論在彼此研究領域中抽象理論方面，還是在現實生活中都彼此建立了促進互相的聯系。同時，這兩人的友誼也在美國經濟學界中傳為佳話。

　　他們于1967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相識，當時他們作為入學的新生正在等待X光射線的身體檢查，而按照姓名中字母順序的隊列使兩個人排到了一起。顯然排隊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于是賽吉爾先生轉向他旁邊的同學，“你好，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讀什么？”希勒回答說：“密歇根，經濟學。”然后他們就開始聊了一會兒，他們之間的交往也從此開始了。

　　他們和另外一個叫澤奧多爾·E·基勒的同學經常在一起，此人目前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在一次晚自習結束后，三個人跳上波士頓的電車-地鐵系統，到劍橋或布魯克林的熟食店去吃夜宵，其中有三明治、熱狗、吉士蛋糕以及圣代冰淇淋。“那是對一天工作的獎勵、”基勒先生說，“我們吃了那么多東西，那時我們一定有很強的消化能力。”

　　在當時，麻省理工學院被認為是全美國學習經濟學最好的地方。這兩人共同的導師，同時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先生回憶到，有一年在獲得國家科學基金在經濟研究方面獎學金的20個學生中，有超過一半的人來自麻省理工學院。斯坦利·費希爾，現在是IMF的首席代表，以及羅伯特·莫頓，他也是諾貝爾獎的得主，都是希勒先生和賽吉爾先生的同學。“即使是在這些最優秀的學生中，希勒先生和賽吉爾先生也顯得不同尋常。”薩繆爾森先生補充說。

　　不管他們接觸的學術理論多么晦澀――即使是在30年以前，經濟學理論也是非常無趣的――他們努力將其所學到的東西同身邊的社會相聯系。“這是杰瑞米吸引我的地方，”希勒先生說，“他擁有豐富的現實世界知識，我們去聽關于某個公司產品運行的講座，回到宿舍后就去看相關的數據。”

　　而當沒有學習任務的時候，他們有趣的念頭經常會包含許多智力游戲，這使許多人對他們刮目相看。希勒先生會給賽吉爾先生一個提示，讓他利用自己豐富的股票市場知識來猜出上市公司的名字。他們或者會去思考為什么一年中白晝最短的一天并不是日落最早的一天。

　　當他們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后，又同時開始了各自的學者生涯。他們都在不同的常青藤名校中擔任過教職，并且在一些知名期刊上發表了很多理論方面的論文。而他們之間的友誼也發展成為兩個家庭之間的友誼。

　　1990年，他們兩個家庭在大沼澤共同度過一個假期。希勒先生當時力促賽吉爾先生將其對股票市場長期內優勢的研究寫成一本書。“杰瑞米所提出的東西作為學術來說范圍過于寬廣了。”希勒先生說，“但是我當時說，你可以換一種寫書的風格。”

　　“你不必要受某些束縛。”他補充到。

　　這本書，也就是《股票的長期發展》(麥克格勞-希爾出版社出版)在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穿4000點時(那個周五收于9949.75點)首次發行。賽吉爾先生用一個簡單的圖表展示了股票、債券、黃金的長期回報，以此生動地概括了其基本觀點。“股票長期以來一直是一種價值被低估的資產。”賽吉爾先生說。《華盛頓郵報》稱其為歷史上十大最佳投資類書籍之一。

　　而世紀末的大牛市很快來臨了。標準普爾500指數從1994年到2000年上漲了3倍，股票市場成了全國性的樂園。越來越多的人確信股票是最好的長期投資工具，它們是安全的賭注，而不是有風險的賭注，而從20年代和30年代不斷創新高的市盈率。

　　而這使得希勒和賽吉爾產生了根本的觀點分歧：股票變得如此昂貴，那么其在未來的十年里還能提供一個很好的回報嗎？盡管賽吉爾先生也懷疑科技的變化能否會導致企業收益的持續增長，但他堅持就算利潤不會出現歷史性的上升，只要美國企業的前景就像從前那樣光明，很多股票就會值得創出新高。賽吉爾先生說，未來將會是這樣：工人和資本持續流入美國；在低通脹的情況下，經濟體比以前表現出了更強的穩定性，交易成本以及資本利得稅收的降低使得股票投資比以往更具吸引力。把上面的內容歸納起來，在進行通貨膨脹調節后，股票年回報大約為6%，這比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要低，而且還比投資者的預期要低，但是仍然頗具吸引力。

　　然而，希勒教授在對待股市問題上保持一貫的謹慎態度，這也就是為什么他更加傾向熊市觀點一些。他認為，如果股票提供的收益只是略高于債券――特別是新的通脹調整政府債券，這種債券幾乎等于沒有風險――而有風險的股票就顯得缺乏競爭力。當今股票的價格給人們帶來了太多的希望，但希勒教授認為未來美國經濟總體來說會令人失望，而不是一個低交易成本、低稅率、低通脹的美國主導的仙境。

　　“美國的經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他說，“而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世紀。但片面假設美國重復上個世紀的成功是錯誤的。”

　　即使這種成功會重復，希勒補充道，投資者可能會將承受的股票風險設定在某一點，調低市盈率的預期，而這會損害那些在股票價格居高不下時進行買入操作的投資者。

　　當他與賽吉爾先生就此進行交流時，盡管雙方都堅持自己的觀點，但賽吉爾先生建議希勒應該著手將自己的學術文章進行歸納總結，為更為廣泛的讀者寫一本有關投資泡沫的書籍。希勒接受了好友的建議，很快開始著手寫這本書，這也就是日后于2000年三月出版的《非理性繁榮》(普林斯頓出版社)。

　　當該書上架銷售的時候――當時道瓊斯指數大約是11000點，而納斯達克成分指數接近了5000點――《商業周刊》稱其是“自從杰瑞米·J·賽吉爾1994年出版的《股票的長期發展》以來，到目前為之關于股票市場最重要的書籍。”兩個月后，希勒教授對全球股市的預測不幸言中。網絡經濟的泡沫在美國開始破碎，西方的主要股市全面下跌，引發了世界范圍的經濟衰退。

　　這兩位學者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兩個人都渴望擺脫學術的束縛。賽吉爾先生說，“我們總是希望從自己認為相關聯的理論中跳出來，試圖從全局來思考問題。”也許這能部分地解釋為什么他們持有對立的學術觀點而又能保持如此深厚的友誼。